无处可藏- 第6部分

把我的手机安安稳稳地放进冰箱后，斯诺登又从床上拿了几个枕头放到门下。“这是为了防止走廊有耳，”他解释道，“房间里可能有录音或录像设备，不过好在我们要谈的内容很快就会见诸报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对斯诺登的身份、就职单位或作为仍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也就拿不准我们可能面临什么威胁，不知道是监控还是别的形式，但却一直感觉不那么稳妥。

也许是为缓解紧张的情绪，劳拉连坐都没坐，什么话也不说，直接打开包拿出相机和三脚架，然后走过来在我和斯诺登的身上别上了麦克风。

先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她在香港给我们录像的计划，毕竟她的身份是纪录片制片人，而且在拍摄关于国安局的影片。我们的所作所为将成为她拍摄项目的重要内容，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了录像环节。从心理上讲，秘密接触一位被美国政府认为犯了重罪的知情人并同时为他录像，确实不那么容易接受。

没过几分钟，劳拉就准备好了。“现在我要开始摄像了。”她宣布说，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样。一想到她在做摄像记录，我们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本来我和斯诺登的交流就很不自然，录影开始时，我俩立刻变得更加拘谨、更加生分，姿势僵硬，语速也慢了下来。这些年来，我作过许多场有关监视改变人们行为举止的演讲，多次强调过，研究表明人在得知自己被旁人观察时会变得更内敛、讲话内容更放不开。如今我亲眼看到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考虑到过多客套也没有用处，我就索性直奔主题。“我有许多问题要问您，如果你觉着可以的话，我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提问。”我开始说道。

斯诺登说：“好的。”显然他也跟我一样谈起正事就放松了下来。

那时我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由于我知道国安局随时很有可能找上门来并将他逮捕，我想尽可能地了解他的详细情况，比如他的生活和工作，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惊人的选择，他通过什么手段以及为什么要获取那些文件，还有他为何待在香港。其次，我决心要搞清楚他是否可靠、是否坦诚，搞清楚他是否在隐藏关于自己身份和作为方面的重要信息。

虽然从事政治新闻报道已近八年，但与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关系更密切的却是先前的律师工作经验，因为律师的工作就包括向证人取证。在取证过程中，律师要跟证人交流数小时，有时候甚至要交流几天。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出面并如实回答律师提出的问题。讯问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揭穿谎言，发现他们叙述过程中矛盾的地方，识破他们编造的伪证，从而获取真相。让我对律师这份职业心存好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原因中，取证是其中之一。我掌握了各种方法来攻破证人的心理防线，而使用这些方法时总是需要毫不留情地连珠炮般提问。同样的问题往往会在不同的语境下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被问及，为的就是检验他们叙述的真实性。

跟斯诺登在网上交流时，我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动地位，对他毕恭毕敬，那天我却一反常态，采取了当律师时用的种种积极策略。甚至连吃零食、去洗手间这种事情都没做，我一连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来质询他。一开始我问的是他的童年、上学的经历、在政府部门任职前的工作。我要求他把凡是能想起来的细节统统告诉我。我了解到，斯诺登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在马里兰州长大，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家庭，父母都是联邦政府雇员（父亲在海岸警卫队工作了30年）。中学期间他对学习兴趣索然，根本就没完成学业，与上课相比，他对互联网更感兴趣。

几乎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当面见识了在线交流时总结出的关于他的情况：斯诺登非常聪明、极其理性，思考问题有条不紊。他回答我的问题简明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几乎每个问题的答案都高度切题，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情绪不稳定或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往往东拉西扯，斯诺登与此截然不同。他的沉稳和专注让我信心大增。

虽然我们在线交流时很容易形成印象，但可靠的判断仍然需要见到本人才能做出。尽管最初时满腹疑虑，对要接触的人一团茫然，我很快就对情况产生了更好的感觉。尽管如此，我却仍然非常担心，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将要做的一切是否可行完全取决于斯诺登的身份是否可靠。

在他的工作经历和精神历程上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跟许多美国人一样，“9·11”恐怖袭击后，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变得更加“爱国”了。2004年，20岁的他为了参加伊拉克战争而报名参军，因为当时他认为这是将伊拉克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光荣事业。然而仅仅接受了几周的基本训练后，他就发现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杀戮那些阿拉伯人，而不是去解放他们。后来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他摔断了双腿结果被迫退伍，此时他对那场战争的真实目的也已经失望透顶。

但是斯诺登依然相信美国政府本质善良，于是决定像他的家人一样为联邦政府机构效力。虽然没有中学文凭，可他年纪轻轻时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些机会，比如18岁前他曾从事每小时薪资30美元的技术工作，2002年以后一直担任微软公司认证的系统工程师。但在他看来，联邦政府的工作不但崇高，而且从职业发展的角度也很有潜力，于是他开始在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当保安，那栋大楼是由国家安全局秘密掌控并使用的。至于目的，他说是为了得到一份从事绝密工作的权限，以便将来从事相关的技术工作。

尽管斯诺登只是个辍学生，但却很有技术方面的天赋，而且年纪轻轻就表现出来这种天赋。虽然他年纪尚轻，没受过正规教育，但这个特点以及他显而易见的聪明大脑却使得他在职场能够迅速发展，很快便在2005年从一介保安升职为中情局的技术专家。

他解释说整个情报圈都急需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圈子已经发展得非常庞大，盘根错节，难以找到足够的人员来维持运作。因此国家安全机构只好从非传统的人才库中招募员工。具备高超的计算机技能的人往往年纪不大，有时候还宅在家中，而且在主流教育体系中不怎么出色。他们往往认为互联网文化要比正规的科班教育更让人动心。斯诺登成了他所在机构IT团队的重要成员，他显然比多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同事知识更渊博、水平更高。他感觉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环境，他的一技之长也可得到回报，而学历方面的缺憾也可被忽略。

2006年，他从为中情局短期打工变成了全职员工，从而增加了工作机会。2007年在海外工作期间，他了解到中情局要招募一名精通计算机系统的员工。因为上司给他写的推荐信多有褒奖之词，他应聘成功，最后被安排到瑞士为中情局工作。他在日内瓦待了3年，一直到2010年，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人员。

据斯诺登描述，他在日内瓦的工作远远不仅是“系统管理员”那么简单，他被看作驻瑞士人员中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高级专家，被派往各地出差解决无人能解决的一些问题。2008年在罗马尼亚举行北约峰会期间，他被中情局特别安排去为总统服务。尽管取得了这般的成功，可正是在中情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斯诺登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极为忧虑。

“维护电脑系统所具有的权限，使得我接触到很多秘密情报。”他告诉我，“其中有许多事情非常糟糕。我开始明白，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真实行径与我先前接受的教育中所说的存在多么大的差别。”

他举了一个例子：中情局特工曾想要招纳一名瑞士银行家，以从他那里获取机密信息。他们想了解与美国有利益关系的人们的财务交易情况。斯诺登说一位秘密特工主动与这位银行家交好，在一天晚上把他灌醉，并且怂恿他开车回家。当这位银行家被警察拦下并因酒驾而拘捕时，这位中情局的探员主动提出帮他解决问题，但条件是他必须跟中情局合作。他们所做的工作后来以失败告终。他告诉我：“就因为他们没能奏效的方案，那个人的生活被彻底搞垮了，而他们却一走了之。”斯诺登说除了这场阴谋本身让人不齿之外，那些探员吹嘘他们的做事手段时脸上的骄傲之情也让他感到愤懑。

他曾经多次提醒上司留意计算机安全和系统方面他感觉越过道德底线的一些问题，结果几乎每次都遭到回绝，这让他愈发感觉心灰意冷。

“他们会说这不关你的事，或者嫌你一知半解、胡说八道，基本上就是让你不要瞎操心。”他说。斯诺登给同事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这一点让他的上司很是不快。“就在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要推卸责任有多么容易，权力越大越缺乏监管，越没有责任。”

2009年年底，灰心丧气的斯诺登决意离开中情局。就是在这个阶段，在日内瓦的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认真考虑要去揭发爆料。

“当时你为什么没这样做呢？”我问道。

这是因为当时他想的是——或者至少希望——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会进行改革，不再出现他见过的那种滥用权力的极端情况。奥巴马就职时曾经宣誓说，要改变因为针对恐怖主义发动战争而引起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滥用情况。斯诺登以为至少情报界和军方最糟糕的一些方面会好转。

“但后来我发现，毫无疑问，奥巴马不仅仅是在继续这样行事，而且在许多方面更加肆无忌惮。”他说道，“我意识到我不能坐等领导人来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力体现在首先采取行动，为别人做出榜样，而不是指望别人采取行动。”

他也担心把中情局的秘密公开会造成的伤害。“如果泄露中情局的秘密，你就可能伤害别人，”他指的是秘密特工和知情人，“我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秘密只会打击滥用权力的体制，因此我更愿意这样做。”

于是斯诺登又回到了国家安全局，这次是为戴尔公司效力，因为戴尔公司跟国家安全局有合作关系。2010年，他被派驻日本，有了比先前更高的权限，可以了解到监控方面的机密。

“那时候看到的一切开始真正让我心烦意乱，”他说，“我实时看过无人驾驶飞机对可能要杀害的目标进行监控。你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我见过国安局在人们打字输入时追踪他们的网络行为。我渐渐明白了美国的监控能力已经变得多么具有侵犯性。我认识到了这个体制影响的真正范围，而其他人几乎都对此一无所知。”

在他看来，他需要而且有责任把看到的一切公之于众，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在国安局的驻日机构待得越久，越深刻地感到绝不能缄口不言。实际上，我感觉助纣为虐遮掩此事不被公众知晓才是大错特错。”

斯诺登的身份暴露出来之后，许多记者试图把他描述成头脑单纯的小程序员，说他稀里糊涂接触到机密信息，但事实远非如此。

斯诺登告诉我，在中情局和国安局期间，经过一次次的训练，他逐渐变成了高级网络特工，以黑客手段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在日本期间，训练进一步强化。他掌握了最复杂的技术，能防范其他情报机构获取他们的电子数据，正式成为通过认证的高级网络特工，能不留痕迹地侵入其他国家的军用以及民用电脑系统来窃取信息或为发动袭击做准备。到最后，他被国防情报局的联合反情报学院选中，在他们的反情报课上授课。

他坚持让我们行动时遵循的安全手段都是他在中情局，尤其是国安局期间学到的，有些甚至是他帮助设计的。

2013年7月，《纽约时报》证实了斯诺登告诉我的内容，报道指出：“在为国安局的承包商效力时，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掌握了黑客技术，成为国安局求之不得的网络安全专家。”《纽约时报》指出，他在那里接受的训练“对他更加熟悉网络安全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还说，斯诺登手里的资料表明他“在电子间谍活动和网络战争中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帮助国家安全局窥探别国的电脑系统以窃取信息或做好进攻的准备”。

尽管我在质询时尽量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提问，但却经常会因为一时心急就打乱了顺序。我特别想搞清楚的是，到底是什么驱使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并冒着锒铛入狱的危险，把多年来被灌输到脑海中的保密与忠诚要求抛诸脑后。

同样的问题我用不同的方式问了很多次，斯诺登也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但这些答案让我感觉要么太肤浅、太抽象，要么就是太缺乏激情和信念。谈论国安局的系统和技术时他很轻松，但谈到自己时显然就要拘谨些，尤其是听到我说他做出如此了不起的勇敢之举、需要从心理层面找找原因的时候。他的回答不像发自肺腑，有些空洞，因此我感觉不那么令人信服。他说世人有权知晓自己的隐私是否受到侵犯；说从道义上讲，他有责任对恶行表明立场；说从良心上讲，自己珍视的价值观暗地里受到威胁时，他不能继续保持沉默。

我相信他的确很重视那些政治方面的价值观念，但我想知道是什么个人方面的原因驱使他牺牲生命和自由来捍卫那些价值观。我感觉自己并没得到真正的答案。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浸淫在这样一种国家安全方面的文化中，因而并不愿意过于深刻地剖析内心世界。但是无论怎样，我必须弄明白。

其他因素且不说，我必须确定他做出这种选择时真正理性地考虑过后果：只有确信他是自觉自愿地这样做，彻底搞清他的目的，我才愿意帮他冒如此大的风险。

到最后，斯诺登给了我一个真实而又让人为之振作的答案。他告诉我：“我认为，要真正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该看其说自己信仰什么，而要看其如何捍卫那些信仰。如果言行不一，那么那些信仰就是一纸空谈。”

那他是如何想出这种衡量自身价值的方法的？他凭什么相信如果愿意为了更多人的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就是有道义的行为？

“一言难尽。”斯诺登答道。他成长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希腊神话，而且深受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书的影响。他指出，那本书“从我们都知晓的故事中找到了共有的主线”。那本书给他的主要教益在于，“我们通过自身的行动和行动带来的变化为生命增添了意义”。人的价值体现在他的行动之中。“我不想做一个不敢捍卫自己原则的人。”

在他的精神历程中他反复遭遇这种主题，这种关于身份和价值评判的道德构建，当然，他略显尴尬地解释说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响。他告诉我，沉迷电子游戏得出的体会在于他认识到，即使是无权无势的一个人也可以面对不公平。“游戏的主角往往是普通人，当独自面对强权带来的极度不公时，要么因为恐惧而选择逃走，要么选择为信念而战。历史同样证明，即使是似乎极为普通的人，只要坚决捍卫正义，就可以战胜最为强悍的对手。”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电子游戏对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换作在几年前，我可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已经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