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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着聚集在里约热内卢机场等待戴维归来的众多记者的面，我表示尽管英国采取这样仗势欺人的策略，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报道。如果此事说对我起到了何许作用的话，那就是让我更加勇往直前。英国政府已经将其对权力的滥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最妥善的反击就是继续施压，要求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这才是新闻工作的最主要职能。当问及我怎样看待此次意外时，我回答说，我认为英国政府会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令他们强权镇压和滥用职权的嘴脸暴露无遗。
一位路透社的记者误读并曲解了我的观点，因为我是用葡萄牙语给出的评论，他理解成了我要对戴维的遭遇进行反击，并要把原本准备暂不发表的与英国有关的秘密文件都公之于世。这篇通信稿迅速以讹传讹，传遍了全世界。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媒体愤愤然地报道称，我发誓会采取“报复性报道”。这又是荒诞不经的误传：我原本是指英国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会让我更加坚定地继续我的工作。可正如我屡见不鲜的那样，无论你怎么辩解称自己的言论被断章取义，也丝毫无法阻止媒体的肆意传播。
无论是否误报，我的言论所引起的反响都是在昭告天下：多年来英美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用威胁或更糟糕的手段应对任何挑战。英国政府最近还在迫使《卫报》销毁电脑，并以《反恐法》为由扣押我的伙伴。揭秘告发者遭到指控，记者被以牢狱之灾相威胁。可是即便眼见如此大举冒犯，政府的卫道士和辩护者仍要义愤填膺地做出表率：我的天！他居然要进行报复！只有对官方的恐吓表现出驯服恭顺才是尽职尽责；若胆敢反抗则是与政府对着干，必须使其背上骂名。
当戴维和我终于躲开镜头的追踪时，我们才可以进行交谈。他告诉我在那整整9小时内他表现出了怎样的大胆对抗，不过他也承认自己的确感到了恐惧。
他显然是被盯上了：他所乘坐的航班旅客被要求向飞机外等候的特工出示护照。当他们看到他的证件时，立刻就以“反恐法”为由对他实施扣押，而且据戴维讲，“自始至终都在对他进行威胁”，称如果“不全力配合”就把他送入大牢。他们拿走了他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存有个人照片、联系方式和聊天记录的手机，迫使他交出手机密码，否则就予以逮捕，戴维表示“我觉得他们在肆意侵犯我的整个生活，仿佛我已然一丝不挂”。
他不断回顾在过去10年间，英美政府打着反恐的旗号所干的勾当。他讲道，“他们不经指控或在没有律师出面的情况下，就实施绑架、关押，将人们关入古巴关塔那摩监狱（Guantanamo），取其性命。确实没有比被这两国政府给你扣上‘恐怖分子’的帽子更为可怕的事情了，”他这样对我讲，这类事情不会在大多数英美两国公民身上发生，“你完全了解他们可以对你做出任何事来。”
对戴维遭到扣押的争论持续了数周之久，一连几天都是巴西媒体关注的重点，巴西民众也都一致表现出义愤填膺。英国政界人士也在呼吁对《反恐法》进行改革。当然令人愉悦的是，人们意识到了英国滥用权力的事实真相。可与此同时，该项法律多年来一直都是件丑闻，但因为它大多是针对穆斯林，所以很少有人对此真正在意。英国政府不该将把这么一个高调的西方白人记者的搭档予以扣押，从而引发世人对政府权力滥用的关注，可它却当真如此行事了。
后来才得知，英国政府和华盛顿方面在扣押戴维之前有过沟通，这丝毫不足为奇。在新闻发布会上，当白宫发言人被问及此事时是这样作答的：“事先有过警示……因此我们掌握些许迹象表明此事可能会有发生。”白宫方面拒绝对此扣押行动进行谴责，并承认自己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予以阻止，甚至都未就此表示不赞同。
大部分记者同人都理解这一步的危险性有多大。“新闻报道不是恐怖主义”，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女主播瑞秋·麦道（Rachel Maddow）在她的节目中大声疾呼，一语中的。但并非人人都持此观点。《纽约客》的杰弗里·图宾在电视黄金时段为英国政府高唱赞歌，把戴维的行为等同于“偷运毒品过境”。图宾还补充道，戴维应该为自己未被逮捕并遭到指控而感恩戴德。
这一妖言看似还真有几分道理，因为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要对戴维所携带的文件进行刑事调查。（戴维本人已经对英国当局提起上诉，认定对他予以扣押属于非法行径，因为扣押他的法律依据对他完全不适用：《反恐法》的宗旨是针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人进行调查。）当局居然会如此胆大妄为，将著名记者有关公众利益的重要报道与非法贩运毒品相提并论，不过这也的确是他们干得出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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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战先驱记者戴维· 哈泼斯坦（David Halberstam）于2005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为学生们作了一次演讲。他这样告诉学生们：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刻，驻越南的美军将领威胁他，下令让《纽约时报》的编辑把他撤离，让他不得再对越战进行报道。哈泼斯坦称，他令“美国和南越政府对越战充满了悲观情绪”。美军将领认为他代表着“敌对方”，因为他搅乱了美军的新闻发布会，并面斥他们是在当众撒谎。
在哈泼斯坦看来，令政府怒不可遏的是他引以为豪的根源，也是新闻工作的神圣召唤和真实目的。他深知作为一名记者则意味着要承担风险，要勇敢面对权力的滥用，而不是奴颜婢膝、趋炎附势。
今天，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在所谓的“负责任的报道”中为政府高唱赞歌，就哪些内容应该发表与否事先请示政府意见，认为这是政府给自己面子而脸上有光。由此可以看出，在美国，反对现行体制的新闻报道已经沉沦到了何种地步。
后记
在我和爱德华·斯诺登首次进行在线沟通时，他告诉我说，他对于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唯一担心的就是世人对他的爆料表现出漠然和冷淡，那将意味着他不惜牺牲正常生活、冒着牢狱之灾换来的这一切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说这一担忧是杞人忧天，则未免有些过于轻描淡写。
的确，本次揭秘行动所引发的效果相当深远，相当巨大，波及范围之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此举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和政府机密的普遍存在；在全球首次引发了数字时代个人隐私的价值观大讨论，对美国在互联网上的霸权统治提出了挑战，并改变了全世界看待美国官方言论可靠性的方式，扭转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极大地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新闻工作在政府权力间所应发挥适当作用的问题。在美国一国之内，此事在各党派人士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积极促进了对国家监控的改革。
有件趣事更说明了斯诺登揭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在斯诺登掌握的揭露国安局大量数据的首篇文章在《卫报》发表几周后，两名国会议员联名推出一项法案，意在对国安局的监控项目取消资助。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的两位倡议人中包括约翰·科尼尔斯，他是底特律的一位自由党人，在众议院已经任职20个任期，另一位是保守的新茶叶党成员贾斯汀·阿马什（Justin Amash），他仅为众议院效力了两个任期。很难想象国会中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个议员会就反对国安局监控一事上形成统一意见。他们的提案很快得到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数十位倡议人的支持，从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到最保守人士，再到政见居于二者间的人士均有参与，这在华盛顿尚属罕见。
当这一法案进入投票环节时，美国有线电视频道CSPAN播出了相关的辩论，我和斯诺登在线聊天时看到了这一节目，身处莫斯科的他在自己的电脑上也在收看CSPAN频道。我们两人为所看到的内容备感惊讶。我相信这是他首次真正为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而感到欣慰。一个接着一个的众议员起身厉声批驳国安局的监控计划，对通过监听每个美国公民的电话以求阻止恐怖主义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这是美国自“9·11”袭击以来，国会对国家安全部门所做出的最咄咄逼人的挑战。
直到斯诺登泄密之日，很难设想一项旨在捣毁国家安全计划的法案能获得几张选票。可是这项科尼尔斯–阿马什法案的最终投票结果令华盛顿官方非常震惊：205票支持，217票反对，仅以微弱差距未获通过。支持法案的人士来自两党代表，共有111位民主党议员和94位共和党议员投了支持票。这种摈弃传统的党派分歧的做法令我和斯诺登非常振奋，这对遏制国安局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华盛顿官方需要依赖僵化的党派之争所产生的盲目宗派主义。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的格局可以打破，甚至得以超越，那么根据公民的实际利益来制定政策便会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越来越多有关国安局的报道在世界各地争相发表，很多权威评论员都预言公众会逐渐对这一话题丧失兴趣。但实际上，对监控计划的讨论热度却在持续升温，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距我在《卫报》首篇相关报道发表6个月后的2013年12月，在一周内所发生的事说明了斯诺登揭秘所引发的后果还在继续发酵，也显示出国安局的立场是多么的难以为继。
这一周有着一个戏剧化的开端，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利昂（Richard Leon）裁定国安局大规模电话监控行为很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谴责他们几乎运用了奥威尔小说中相同的监听手段。除此之外，这位当初布什任命的法官尖锐地指出：“政府并未能提出任何一个案例，是通过对国安局大规模电话监控所搜集的大量数据的分析切实阻止了恐怖袭击的发生。”仅在两天之后，在国安局丑闻首度曝光后奥巴马总统成立的一个顾问小组就此事发表了一份长达308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断然否定了国安局有关监听项目至关重要的说法。该小组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调查表明，根据《爱国者法案》第215款所进行的大规模电话监控对防止袭击并非必不可少。并无实例可以让国安局有信心地表示，若没有根据该法案第215款所进行大规模电话监控，最后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在美国境外，国安局这一周过得也并不舒坦。联合国大会通过不记名投票对德国和巴西所提出的决议予以支持，确认在线隐私属于基本人权。就此有专家表示，这是“联合国给出的强烈信号，认为是时候该改变进程，终止美国国安局拉网式大规模监听的做法了”。在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不再从总部设在美国的波音公司购买45亿美元的战斗机，而准备将这笔期待已久的大单给到瑞典公司萨博（Saab）手中。巴西对美国国安局就其领导人、企业和公民所实施监控的强烈不满显然是这一意外决策的主要因素。“美国国安局的所作所为给美国人带来了大麻烦。”一位巴西政府知情人士这样对路透社表示。
所有这些并未说明这场硬仗已经以胜利告终。美国安全部门的势力异乎寻常地强大，手中的权力甚至会超过我们选举出的最高官员，它们还有着大量极富影响力的忠实拥趸，愿意以一切代价捍卫它的利益。在联邦法官理查德·利昂公布裁定结果两周后，另一名联邦法官利用人们对“9·11”事件的记忆，宣称国安局监控项目在宪法中应当另当别论。欧洲盟国一反开始时所表现出的义愤填膺，又和以往一样，顺从地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公众的支持也是变化无常：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虽然反对斯诺登所揭露的国安局监控项目，但还是希望他因曝光信息而遭到指控。还有些美国高官甚至认为，不仅是斯诺登本人，就连包括我在内的与他一道工作的部分记者也应被一同指控，并投入大牢。
可是国安局的支持者显然被反对意见所逼退，他们反对改革的观点也日益站不住脚。例如，支持对毫无嫌疑的大众进行监控的人士常常认为，部分监控手段的确不可缺少，但这只是个稻草人论证式的谬论，不会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反对对大众进行监听，并非是要取消一切监控手段；相反，是要锁定具体监控目标，只针对那些有切实证据表明确有不轨企图的人士实施监控。这种有针对性的监控较现行的“收集一切”的做法更有可能对阻止恐怖主义阴谋行之有效，因为全面监听的做法会使得情报机构面对巨量数据无从下手，无法有效进行分析和汇总。与不加区分地对广大民众进行监控不同，针对性监控符合美国宪法的价值观，以及西方司法的基本准则。
的确，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为研究政府情报活动所成立了丘奇委员会，该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一系列监控滥用丑闻，受此影响才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表明可能存在违法行为，或是对方具备国外特工的身份，方可监听他人对话，于是才有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不幸的是，这家法院的作用仅是个橡皮图章，对政府的监控要求无法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司法审查。尽管如此，其中体现的基本理念还是相当合理，而且是某种进步。将海外情报监控法庭纳入真正的司法体系，而不是设立现行这种单方面机构，仅听政府一面之词，那么则会是一种积极的改革措施。
仅凭美国国内如此的立法改变本身很可能还无法解决监控问题，因为国家安全部门经常会拉拢其他机构，以便对其所作所为大开绿灯。（例如正如我们所知，国会的情报委员会现如今已经被其完全拿下。）可是这类立法改变至少可以推动这样的原则，即不加区别的大规模监控在隐私受到宪法保护的民主社会中并无立足之地。
还可采取其他措施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权并限制政府的监控行为。在国际上，目前德国和巴西正在牵头打造新型互联网基础架构，这样大部分网络流量将不再经美国中转，这对降低美国对互联网的把控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个人也在要求恢复在线隐私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拒绝使用与国安局及其联盟有合作的科技企业的服务，这将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使其停止这类合作，并会激励其竞争对手致力于隐私保护方面的工作。现在已有相当数量的欧洲科技公司在推广自己的电子邮件和聊天服务，以替代谷歌和脸书的相关产品，并骄傲地声称他们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为美国国安局提供用户数据。
此外，为防止政府侵入到个人层面的沟通交流和互联网使用，所有的用户都应使用加密和匿名浏览工具。这对在诸如记者、律师、人权激进分子等敏感行业就职的人们尤显重要。科技社区应继续开发更行之有效且用户友好的匿名和加密程序。
在所有这些领域，有大量的工作尚需完成。可是，在我与斯诺登在香港首度见面尚不足一年之际，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泄密已经在很多国家、许多领域带来不可逆转的根本性改变。除却国安局具体的改革措施，斯诺登此举已经为极大推动政府透明度和整体改革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未来的激进分子很可能会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完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