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问题上毫无廉耻地顺从华盛顿的意志，以致我能有幸猜错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我决定只有在我对风险有着更清晰的认识之后，才会回到美国。与此同时，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就所我从事的工作在美国进行探讨的各种重要机会也都难以企及。
律师和国会议员都认为，我因我的报道而置身险境这件事本身，是对新闻自由的极大侵蚀与破坏。现在居然连记者都加入到要将我的报道视作重罪的队伍中来，可见政府宣传力度之大，成果可见一斑，居然可以让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为其效力，将记者进行调查的工作视作犯罪。
＊＊＊＊＊
对斯诺登的攻击当然更为恶毒，而且还非常诡异地都是如出一辙。那些著名评论家除了知道斯诺登是在偶然间得到一些文件那老一套之外，对他其实一无所知，结果就开始大放厥词。才知道斯诺登姓甚名谁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就一个个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前去大肆诋毁中伤他的品行和动机。他们在毫无任何确凿证据的条件下，振振有词地称斯诺登是“沽名钓誉的自恋狂”。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CBS News）主持人鲍勃·希弗（Bob Schieffer）诋毁斯诺登是位“自恋的年轻人，自以为他比我们都高明几分”。《纽约客》的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称他为“理应被投进大牢的自恋狂。”《华盛顿邮报》的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谈到有报道称，斯诺登用毯子把自己蒙起来，以防止头顶上方的摄像头拍下他的密码时，则宣称斯诺登“根本不是偏执狂，而是彻头彻尾的自恋狂”。科恩又诡异地补充了一句，说斯诺登“就像是异装癖的‘小红帽’，他追名逐利的欲望终会以失败告终”。
这些评头品足纯属无稽之谈。斯诺登已经决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正如他所言，将不接受任何采访。他深知媒体喜欢给所有的故事都贴上个人的标签，他希望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国安局的监控而不是他本人。斯诺登也确实言出必行，拒绝任何媒体邀请。数月以来，每天我都会受到来自几乎全美所有电视台节目、电视新闻名人、著名记者的来电或电子邮件，恳求能有机会与斯诺登交谈。《今日秀》栏目主持人马特·劳尔（Matt Lauer）曾多次来电游说；《60分钟》（60 Minutes）时事杂志不断来电要求采访，以至于我不再接听他们的电话；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名主持布莱恩·威廉姆斯（Brian Williams）派遣不同的代表前来邀请。斯诺登若是有意出名的话，可以整日整夜在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上亮相，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可他却根本不为所动。我把对方的要求尽数转达，他却全盘拒绝，不愿让人们的关注点从信息披露方面有丝毫转移。若他真是沽名钓誉的自恋狂，那么这种行为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对斯诺登人品的更多诋毁接踵而至。《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嘲讽斯诺登“连社区大学都念不下来”，认为他是个“绝对无法沟通的人物”，代表着“日益高涨的不信任思潮、愤世嫉俗的有害传播、社会架构的磨损，以及表面上极具个人主义的人群兴起，而他们却完全不理解该如何与他人和睦相处，不懂得维护公共利益”。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Politico）的罗杰·西蒙（Roger Simon）则认为，斯诺登是位“失败者”，因为他“高中都没毕业”。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Debbie WassermanSchultz）谴责斯诺登是个懦夫，此次国安局泄密也毁掉了他自己的生活。
斯诺登是否爱国这一点遭到质疑这也在所难免，因为他前往中国香港，有人就说他可能是为中国政府效力的间谍。共和党竞选资深顾问马克·马克维克（Mark Mackowiak）宣称：“不难想见，斯诺登其实身为中方的双重间谍，而且会很快变节。”
可当斯诺登离开香港，打算途经俄罗斯去拉丁美洲时，对他的指控也无声无息地从中方间谍变为俄方间谍。众议院议员迈克·罗杰斯提出如此指控毫无证据可言，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斯诺登只能前往俄罗斯是因为美国已撤销了他的护照，并且美国还威吓古巴等国，取消为他提供安全通道的承诺。此外，究竟何种俄罗斯间谍会前往香港，或是和媒体记者配合公开表明身份，而不是直接前往自己莫斯科的上司那里藏匿起来？这些说法都是凭空捏造，毫无任何根据可言，可这并不能阻碍其四处扩散传播。
对斯诺登最为捕风捉影、不顾后果的肆意影射攻击来自《纽约时报》，称他已得到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许可离开香港，接着又补充了一行极富破坏性的揣测：“曾为大国政府间谍机构效力的两名西方情报专家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设法将斯诺登称他带到香港的4台笔记本电脑中的内容提取出来。”
《纽约时报》完全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可以获得斯诺登手中掌握的国安局数据。报纸仅仅是让读者通过“两名匿名专家认为”的观点，推断出这样的事情业已发生。
在该报道刊登之际，斯诺登正困在莫斯科机场无法上网。当他再次出现之际，通过我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对此事断然否认，称自己未曾给中国或俄罗斯透露任何数据。他表示：“我从未给任何政府提供任何情报信息，他们也从未能从我的笔记本电脑中拿到任何数据。”
在斯诺登对此予以否定的消息发布之后的当天，《纽约时报》公众版编辑玛格丽特·苏利文对本报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她就此事采访了本报的国际编辑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对方表示“很重要的一点是，应在报道中见到这样的字样：‘根据并未掌握直接信息的专家推测，可能会有如下情况发生’”。苏利文认为：“《纽约时报》就如此敏感话题发表的文章中缺少这两句话，虽然并非中心内容，但是也会误导舆论，或对报纸的声誉带来损害。”在文章的结尾，她表示同意一位对此怨声载道的读者的观点：“我打开《纽约时报》是为了掌握事实真相；若是为了解各种揣测，那么这些东西我几乎随处可见。”
《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吉尔·爱博松（Jill Abramson）在一次会议上曾说服《卫报》就部分国安局报道予以配合，他通过《卫报》的简宁·吉布森发来一条消息：“请转告格伦·格林沃尔德本人，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我们不应发表有关中国‘获取了’斯诺登笔记本电脑中情报的说法，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吉布森估计希望我会对他感恩戴德，可我根本不买她的账：一份报纸的执行主编居然事后才称如此明显的诽谤性文章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应见诸报端，那么为何不索性将其撤下，或至少刊登一篇编者按？
除了缺乏证据之外，声称斯诺登的笔记本电脑“内容外泄”本身根本不合逻辑。人们不用笔记本电脑传送大量数据已有多年。即使是在笔记本电脑普及之前，大量文件也都是储存在磁盘中，现在则多用U盘。的确，斯诺登随身带了4个笔记本电脑前往香港，每个都具有不同的安全性用途，可这与他所携带的文件毫无关系。所有资料都在U盘中储存妥当，而且都用极其复杂的手段予以加密。由于曾经作为国安局的黑客，斯诺登深知这些根本无法被国安局所攻破，更别提中国或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了。
拿斯诺登的几部电脑大做文章，分明是在利用人们的无知和恐惧心理来进行大肆误导——“他搞到了大量文件，需要4台笔记本电脑才能完全装下！”另外，即便是中方想方设法获取了相关内容，他们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说法称斯诺登想通过放弃这些监听机密信息来给自己谋条生路。他已经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向世界公布了这一秘密监控系统，只因他认为必须将其制止。若是说他为使自己不至身陷囹圄，才宁愿倒戈帮助中国或俄罗斯并提高它们的监控能力，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说法也许荒唐之极，但是可以想见，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却是相当巨大。在任何讨论国安局情报泄露事件的电视节目中，无一例外都会有人断言，中国现已通过斯诺登掌握了美国大部分敏感的机密文件，而对此也无人站出来予以驳斥。
《纽约客》赫赫然登出的大标题就是“中国何以对斯诺登放行”，文中这样写道：“他几乎不再具有任何价值。《纽约时报》援引情报专家的观点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已经设法拿到了斯诺登称自己随身带往香港的4台笔记本电脑中的内容’。”
对挑战政治权力的任何人的人格品行进行妖魔化处理，这是美国政府、包括媒体长期以来惯用的伎俩。在此方面首个最突出的实例非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莫属，作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所遭受的境遇让人闻之变色，甚至有特工闯入他的心理医生诊所，盗取艾尔斯伯格的个人档案，暗中调查他的性史。尽管这种手段荒唐至极，那么缘何要将他令人尴尬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世，来作为对他揭露欺上瞒下的政府的回击呢？艾尔斯伯格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谁都不想和身败名裂或是名誉扫地之徒产生任何瓜葛。
同样的伎俩也曾用在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身上，他因在瑞典性侵两位女子遭到指控而声名狼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攻击阿桑奇的报纸恰巧还曾与他合作过，并从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事件中泄密的美军士兵切尔西·曼宁那里受益颇丰。
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它所谓的“伊拉克战争记录”时，其中涉及了详细记录战争期间美军及其盟军滥杀无辜暴行的成千上万份保密文件，这篇报道位于头版重要位置，爆料内容本身也分量不俗，系出自主战派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之手，目的不外乎是将阿桑奇打成异类、怪胎、妄想偏执狂，而根本没有尊重事实的本来面目。
他笔下的阿桑奇经常“用假名登记入住酒店，染发变装，为了安全通常睡沙发或地板，而不敢躺在床上休息，使用现金而不用信用卡，以免遭人追踪，因此隔三岔五还得向朋友借钱”。文中称他“举止古怪、独断专行”且沉溺于“夸大妄想”，还说有人诋毁他“与美国政府有深仇大恨”。除此之外，在对他的心理分析方面又添一笔，文章援引一位维基解密心怀不满的志愿者的观点，认为“他的精神不大正常”。
给阿桑奇贴上疯狂和妄想的标签，又是美国政治话语的惯用把戏，也是《纽约时报》寻常伎俩。在一篇文章中，当时的《纽约时报》主编比尔·凯勒引用了该报记者的文字，这样描写阿桑奇，称他“头发凌乱，仿佛一个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妇人走在路上，身穿一件脏兮兮的浅色运动上装，配一条工装裤，里面的白衬衫也同样污秽不堪，足蹬一双破破烂烂的旅游鞋，肮脏的白袜堆在脚踝，身上的味道好似已经多日未曾洗澡”。
《纽约时报》对待美军泄密士兵切尔西·曼宁（当时还叫布拉德利·曼宁）也是如出一辙，执意称促使曼宁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泄密，其背后的动机并非是坚持信仰或良知，而是人格障碍以及心神不定。有诸多文章毫无根据地妄加揣度，从军队中的性别斗争到反同性恋歧视，再到曼宁与父亲的不和，这些都成了导致本次重大文件泄密事件的主要动机。
将持异议者归为人格障碍并非是美国的发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曾被送入疯人院进行例行“治疗”。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发起人身攻击的原因显而易见。若想让批评意见不那么行之有效，那么上述手法的确很好用，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与疯子或怪人为伍。这种手法还可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当异见者被逐出社会，被贬为情绪不稳，则会令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挑战现状的行为要有逻辑必然性。对现状的捍卫者而言，现行秩序和主流机构都是公正合理的。因此若是有谁提出不同见解，特别是当有人认为自己动机足够强大而采取极端行动时，显然势必是因为情绪不稳及精神错乱。
换言之，从广义来讲，人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对制度权威俯首称臣，或是采取极端措施与之抗衡。既然前者是理智和正当的选择，那么后者势必就是疯狂和非法的举措。在社会现状的捍卫者看来，仅仅把反对主流正统思想的极端举动和精神病画上等号分量还不够，极端异见本身就是证据，乃至足以证明该人存在严重的人格障碍。
这一算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认为与制度权威意见相左就涉及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一味顺从则不会带来这许多麻烦。在这样的错误前提下，社会将会对异见者的行为动机投入极大关注，却无人对我们的制度机构有丝毫质疑，结果导致后者可以掩人耳目，继续我行我素。对权威俯首帖耳被默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实际上，两种做法都关乎道德选择，两种行事方法能够揭示出相关个人的重要特点。普罗大众大多会认为极端的反对意见体现出一种人格障碍，但其实恰恰相反：在面对严重不公的情况时，拒绝提出异议才是性格缺陷或道德缺失的体现。
哲学教授彼得·路德兰姆（Peter Ludlam）在《纽约时报》刊文，谈及他所谓的“令美国军方、民间和政府情报界头痛不已的泄密、揭发、黑客入侵事件”，与这些行为有染的人群，他将之称为“W一代”，其中以斯诺登和曼宁为典型代表，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媒体希望将W一代的成员进行精神治疗，这种想法倒也并不意外。他们想要了解这些人何以如此特立独行，迥然异于大型媒体机构中的其他成员。那么以此类推，如果泄密揭发和黑客行为需要心理动机，那么在系统中向当权机构靠拢的心理动机也需要揭示，而在这样的系统中，大型媒体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理可知，系统本身可能就是病态，即便在机构中的从业者是按照组织规则行事，并遵循内部的诚信机制也仍旧如此。”
这类探讨是制度权威最不愿见到的。对泄密者进行妖魔化是美国主流媒体保护当权者利益的一种手段。这种对权贵的谄媚态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媒体界的游戏规则几乎变成了争当政府的喉舌和传声筒。
就以泄露机密信息被视作某种恶意或犯罪行为为例。持这种观点的华盛顿记者若不是因为这些泄露的文件信息令政府不快或有损其形象，他们根本不会对斯诺登或我的所作所为加以谴责。
事实是华盛顿的情报泄露事情屡见不鲜，以颇有名望的著名华盛顿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为例，他就会经常性地从高层知情人那里获取机密信息，并将之公之于世，还能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受影响。奥巴马手下的官员会经常前往《纽约时报》爆料机密情报，诸如无人机杀人、行刺本· 拉登等等。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ta）及中情局官员都曾向影片《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导演透露机密情报，希望影片能为奥巴马的最大政治成就歌功颂德。（与此同时，司法部的律师告知联邦法院，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不得透露有关抓捕本·拉登的相关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