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藏- 第12部分

“我正在易容，”他说，显然他先前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可以把自己装扮得别人认不出来。”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律师们应该直接跟他对话了。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斯诺登重复一句程序性的话表明请律师代理他。我给斯诺登发去了那句话，他又给我发送回来。律师们然后就开始通过计算机跟他交流。

10分钟后，两位律师宣称他们要立刻赶去斯诺登的酒店接他，因为他准备悄悄地离开酒店。

我问道，“那之后你们准备拿他怎么办？”

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联合国在香港的机构，正式寻求联合国的保护，以免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理由是斯诺登是寻求庇护的难民。或者，他们说，他们会安排一处“藏身之所”。

可是怎样才能让律师走出旅馆又不被追踪呢？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和吉尔一起走出旅馆的房间去到大堂里面，吸引仍然候在外面的记者跟着我。两位律师稍等几分钟再离开旅馆，这样可能就不会被记者发现。

这种策略很有效果。跟吉尔在与酒店相连的一处购物中心聊了30分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急火燎地拨通了其中一位律师的手机。

“我们在记者蜂拥而出之前把他弄了出来，”他说，“我们去他的酒店碰头，就是那个有鳄鱼的房间。然后我们穿过一座桥进入了邻近的购物中心，跑回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现在他跟我们在一起了。”我后来才醒悟到，那里就是我和劳拉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他们要带他去哪里？

“电话上最好不要说这个，”律师答道，“总之他现在安全了。”

得知斯诺登现在安全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我们会再也见不到他或者跟他讲话了，至少他再也不会以自由人的身份这样做。我想，很可能下次我们见他是在电视上，穿着橘红的监狱套装，戴着手铐，坐在美国的法庭里接受间谍罪指控。

我正在思考这条消息的时候，有人敲响了房间的门。来的是酒店的总经理，他是来告诉我拨打我房间电话的人络绎不绝（我已经告诉前台不要接入任何电话），大厅里还有成群的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在等着我出现。

“如果你愿意，”他说，“我们可以带你从一部不起眼的电梯下去，从大家都不知道的出口离开这里。《卫报》的律师已经在另一家酒店用别的名字给你订了一个房间，如果你愿意的话。”

显然这是酒店经理的典型做法：我们希望你离开这里，因为你引起了骚动。我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主意：我希望继续不受干扰地工作，仍然希望跟斯诺登保持接触。于是我收拾好行李，跟着经理从后门离开，在候在外面的出租车上跟埃文会合，然后以《卫报》律师的名义入住了另一家酒店。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希望能收到斯诺登的消息。几分钟后，他也上线了。

“我很好，”他告诉我，“目前在一处安全的地方。但我不知道这地方有多安全，也不知道要待多久。我必须不停地换地方，也不能稳定地利用网络，所以我既不知道何时可以上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经常上网。”

显然他不愿意提供关于位置的任何细节，而我也不想了解这些。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没法帮他藏身。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最迫切希望捉拿归案的人。美国政府已经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逮捕斯诺登并引渡给美国。

因此我们只是简单而又含糊地交流了一下，两人都说希望能保持联系。我让他注意安全。

＊＊＊

最终赶到演播室接受《早安乔》和《今日秀》节目的采访时，我马上发现采访的氛围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持人不再理会我这名记者，而是倾向于攻击实实在在的目标——如今躲藏在香港的斯诺登本人。许多美国记者也恢复了他们习以为常的身份，担任美国政府的帮凶。谈论的话题不再是记者揭发了国安局严重的滥用权力，而是围绕着一位为政府工作的美国人：他“背叛”了自己的责任，犯了罪，然后“逃到了中国”。

米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zinski）和塞瓦娜·格斯里（Savannah　Guthrie）两位主持人对我的采访都很尖酸刻薄。因为已经一个多星期缺少睡眠，我对他们的问题中暗含的对斯诺登的批评很不耐烦。在我看来，对于一位多年来首次让国家安全方面的行动变得更加透明的人士来说，记者应该为此庆祝，而不是将其妖魔化。

又接受了几天采访后，我决定离开香港。显然这时候跟斯诺登见面是不可能的，更别提在这个地方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极度疲惫，无论是体力、精神，还是心理方面都是如此。我很想尽快返回里约热内卢。

我考虑过乘飞机经由纽约回家，在那里停留一天接受采访——主要想表明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愿意这样做。但一位律师建议我不要这样做，说冒这样的法律风险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们不清楚政府方面准备如何回应此事。“你刚刚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国家安全爆料，而且在电视上到处宣扬最具挑战性的信息，”他说，“只有了解了司法部会做出何种反应，计划到美国的旅程才有意义。”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奥巴马政府绝对不会在如此高调的报道过程中采取极端措施逮捕一名记者。但因为已经精疲力竭，我没有争辩，也没有去冒这个危险，就让《卫报》帮我预订了经由与美国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迪拜返回里约热内卢的航班。我的感觉是：就当前来说，我做得已经够多了。





第3章

收集一切




“为什么我们无法每时每刻都收集全部信号呢？”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将军



爱　德华·斯诺登收集的文档资料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相当惊人。尽管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报道美国秘密监视行为所带来的危害，但这套监视体系的规模之大仍然令我瞠目，它的实施过程完全不透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受任何限制。

文档中包括数千个监控项目，而实施这些项目的人却从未打算将它们公布于众。很多项目旨在监控美国大众，但还有几十个国家包括把美国视为同盟国的一些民主国家，比如法国、巴西、印度以及德国也是这种大规模监控的目标。

斯诺登将所有文档仔细地分类整理过，但因其数量太大内容错综复杂使得整个理解过程难以进行。数以万计的美国国安局资料由国安局内部各个单位和分支部门处理，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由关系密切的国外情报机构处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文件都很“新鲜”，大多数来自2011年和2012年，还有不少来自2013年，甚至有些文件的标注日期是2013年3月和4月，也就是我们在香港与斯诺登见面的两个多月前。

大部分的文件标有“绝密”字样，虽然其中有些文件仅限美国内部，但大多数是可以传播给美国国安局四个关系最密切的监控同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国与美国组成了英语世界的“五眼”情报联盟（Five　Eyes　Alliance）。关于美国国外情报监视法庭下令准许收集美国公民通话记录以及有关奥巴马总统授意的网络恣意妄为的消息都是仅限于美国政府内部的高度机密。

解密这些文件以及国安局的语言需要大量快速的学习。国安局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进行内部以及与盟友之间交流，这种语言带着官腔，生硬做作，有时也会自吹自擂甚至尖酸刻薄。大多数的文件与技术相关，充斥着生僻的缩略语和代码名称；有些则需要在阅读其他文件之后才能够理解。但是斯诺登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提供了这些缩略语和项目名称的注释表，以及针对国安局内部专业术语的一些词典。有些文件在读第一遍、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时候仍晦涩难懂。只有在将其他不同部分材料整合起来，并且向相关领域的一流专家咨询了有关监控、密码学、黑客、国安局历史以及合法的美国监视体系的信息之后，我才知晓这些文件的重要性。

我所面临的困难还在于成堆的文件通常并不是按照主题分类，而是以它所来自的不同分支部门分类，并且跟大量索然无味或高科技方面的信息材料混合在一起。《卫报》安装的一个软件确实很有帮助，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全部文件，但这仍不够全面系统。消化整理这些材料需要仔细谨慎的态度，因而进程缓慢。在文件初次曝光数月之后，仍有一些术语和项目名称需等待进一步的报道，才能得到条理清晰的披露。

尽管如此，斯诺登披露的却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各种监控技术和监控目标在其中纵横交错。这张网以美国公民和非美国公民为目标（前者显然不是国安局的基本目标）。这些文件揭露了通过互联网服务器、卫星、水下光纤电缆、国内外电话系统以及个人电脑拦截通信交流的技术方法。文件称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间谍，从疑似恐怖分子、嫌疑犯到美国同盟国家内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甚至到普通的美国民众无所不包。

斯诺登把关键的核心文件放在最前面，而且做上了尤其重要的标记：这些文件披露了国安局影响所及的范围，以及他们的欺诈面孔和犯罪行为。“无界线人”项目就属于此类内容，该项目表明国安局每天都会准确地计算搜集到的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电话和电子邮件数量。

斯诺登特别强调这些文件不仅仅因为它们记录了国安局搜集和储存的数百万计的电话记录和电子邮件，还因为国安局局长基斯·亚历山大跟其他领导没有对国会说实话，他们一再声称国安局没有能力提供“无界线人”项目搜集的确切数据。

比如说，一幅将各国以不同颜色标注来反映其受监控程度的全球地图表明，自2013年3月8日起的一个月内，国安局的下属部门之一就搜集了超过30亿份通过美国电信系统的电子邮件数据，超过了在俄罗斯、墨西哥搜集的数据量，事实上甚至超过了在欧洲所有国家搜集的数据量总和，基本与来自中国的搜集数据持平。

在仅仅30天中，该部门从世界各国收集到了多达970亿封的电子邮件和1240亿通电话。另一份“无界线人”文件详细记录了30天内收集到的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其中来自德国的数据有5亿份、巴西23亿份、印度13亿5000万份。另外一些文件夹还包含了与其他国家合作收集到的元数据，其中法国7000万份、西班牙6000万份、意大利4700万份、荷兰180万份、挪威3300万份、丹麦2300万份。





尽管文件表明国安局关注的是“外国情报”，但秘密监控计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就是美国民众。这一点毫无疑问，国外情报监视法庭在2013年4月25日下达了一份绝密指令，强制威瑞森公司向国安局递交有关美国民众的所有电话通话信息。这份密令标有“禁止向联盟外方成员展示”的字样，提出的要求清晰明确：


兹下令：记录保管人在命令有效期内须每日向国安局提交下列事物的电子备份：1）由威瑞森公司提供的美国与他国之间国际长途的所有通话详细记录或通话元数据。2）由威瑞森公司提供的美国境内的所有通话详细记录和通话元数据，包括本地通话记录。

……

通话元数据包括综合通话常规信息，包括但不仅限于会话识别信息（例如通话双方的号码、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移动设备国际识别码、中继线标识符、电话卡号、每一次通话的时间和时长。


大规模通话采集项目是在充斥着在各种隐蔽监控项目中最有意义的发现之一。这些秘密监控项目有从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上搜集信息的大规模的“棱镜”计划；有国安局和它的英国同行合作努力破解保障网上行为最常见加密技术的“奔牛”计划；还有一些计划规模虽小但名字中却透露着嚣张狂妄，比如针对能提供网络匿名浏览的洋葱浏览器的“任性的长颈鹿”计划；可以入侵谷歌和雅虎私人网络的“肌肉发达”计划；还有加拿大对巴西能源部的实施监控的“奥林匹亚”项目。

有些监控计划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但是大量项目明显与国家安全丝毫不相干。毫无疑问这些文件表明国安局同样参与了经济间谍活动、外交间谍活动以及针对全世界人民的监控活动。

总体来讲，从斯诺登的材料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定论：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旨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网络隐私的体系。毫不夸张地说，监控计划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保证国安局可以收集、储存、监视并分析全球范围内人们进行的电子通信信息。国安局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掌握所有的电子通信信息。

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无限扩大国安局的管辖范围。基于此，国安局的员工每天都要找出尚未被收集储存的电子通信信息，然后研发新技术新方法填补此漏洞。他们不需要确切的理由来收集特定的电子通信信息，因而可以毫无根据地怀疑其监控目标。国安局内部所说的“SIGINT”指的是所有信号情报都是其监控对象。国安局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自身就有能力收集所有的通信信息。

＊＊＊

作为五角大楼里一个军事部门，国安局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其大多数情报工作都是通过“五眼”情报联盟完成。直到2014年春有关斯诺登事件的争论愈演愈烈之前，国安局一直处于四星上将基斯·B·亚历山大的领导之下。亚历山大自2005年起出任国安局局长，如今已经9个年头，在他任职期间国安局不断膨胀，大肆扩张自己的影响。记者詹姆斯·班福特（James　Bamford）把亚历山大称为“美国历史上的情报沙皇”。

《外交政策》记者肖恩·哈里斯（Shane　Harris）指出，国安局“在亚历山大上任时已经是大型的数据库”，“在他的监管下，国安局的工作管辖范围之宽、机密程度层次之高是历任国安局领导者所无法想象的。”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政府部门有能力并且合理合法地收集并存储如此之多的电子信息。”一位曾与亚历山大共事过的前雇员告诉哈里斯“亚历山大政策”十分明确：“我要所有的数据。”哈里斯还说：“他想要尽可能地将此政策长期坚持下去。”

“收集一切”是亚历山大的座右铭，它完美地传达了国安局工作的中心目标。这个座右铭是他2005年在伊拉克占领期间收集信号情报时想到的。《华盛顿邮报》在2013年曾报道说，亚历山大对美国军事情报关注的范围十分不满，他认为只关注可疑恐怖分子和对美国实力的威胁行为太过束手束脚。“他想要掌握一切：包括国安局的强大电脑可以收集到的伊拉克人的每条短信、每次通话以及每封电子邮件。”于是政府便研发了各种技术手段收集全世界人民的所有通信信息数据。

亚历山大回到美国后，便开始构思这套全面监控系统，此举的初衷是保护战争地区的美国公民。《华盛顿邮报》对此报道说：“就像他在伊拉克时一样，亚历山大对一切要求十分严格，包括收集并存储大量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未经处理的原通话信息的工具、资源和法律依据。在他执掌美国电子情报机构的8年里，61岁的亚历山大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秘密地掀起了一场提高政府挖掘信息能力的革命。”

亚历山大对于情报工作的痴迷在很多报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