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伞，他不是父母官，则得了如许诗画。到京，过金鳌玉桥回家，作七律一首，有句云“而今幸作闲鸥鹭，沐浴恩波许到家”，庆幸朝廷开恩，没有往深治罪，得以平安回府。
麟庆祖茔在东直门外酒仙桥，外任十年不得祭扫，回京后即往该处祭奠，此为《仙桥敷土》图文之由来。麟庆家居半亩园，据说原为明清之际的李渔（笠翁）的匠心之作，麟庆父子又寻觅佳石，筑成拜石亭，并题联云：
湖上笠翁，端推妙手；
江头米老，应是知音。
此为表达其日常生活情趣。园内有藏书轩，收有康熙帝赐给其祖上的初刻本《佩文韵府》，麟庆率领二子整理图书，教训儿子“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区区抱经心，慎守休矜夸”，强调读书传家。秋天游西山大觉寺，卧听泉水淙淙，安然入睡，因“思十余年来，值伏、秋汛，每闻水声，心怦怦动，安得如今日听水酣卧耶！寺名大觉，吾觉矣”。此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得享林下之乐。
《图记》最后一帧画题名《焕文写像》。焕文为贺世魁，内廷如意馆画师，为道光帝及皇太后绘像，画《平定回疆战图》暨《献俘图》，名声倾动中外，人们以得其画为幸。贺氏为麟庆画珥貂佩剑像，作为全书的首幅。为此书作画最多的陈鉴（朗齐）则将贺世魁为麟庆绘像的场面摹绘成图，作为全书最后一幅画面。至此，麟庆为全书作了总结，并写出参与绘画人的履历。用图画表现人物一生的行踪经历，很新鲜，也很生动，大约是历史上的首创。麟庆罢职至辞世，不过四五年的时间，上面所介绍的几个生活片段，基本上反映他的晚年经历和写作图文相间年谱的历史。
年谱的价值
今人阅读年谱，可以了解谱主个人的历史及谱主生活的社会的历史，具有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不过年谱还有一种社会价值，似乎不应当忽视，这就是开发读者的智力。无论年谱的谱主是什么类型的人，认真地阅读其谱书，不难发现：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有的人猥琐怯弱，成就甚微；有的人修身养性，反省不辍；有的人能够急流勇退，另一些人迷途而不知返……如此等等。读者倘若细细思考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在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不论是处世，抑或是从政、经商、治学、做工，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
帝王趣话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1）
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是一位性喜游猎的君主，可是人们知道他巡幸、行围（打猎）甚多，而从不把他同游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游猎”在早先是贬义词，如若将这个词加到他的身上，似乎有辱了他。在清代的官书中，如《清圣祖实录》，对于康熙帝的出行，南巡则谓之察视黄河、淮河工程，北狩是为武备不懈，维持国家根本。今日的评论者，除了这些颂词，别加现代化的语言，诸如，誉之为联络蒙古王公和江南士大夫之类。这些论述笔者尚不以为有多大误失，只是遮盖了康熙帝喜好渔猎的性格，并没有将他出行的目的全部说清楚。笔者于1993年出席“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文见《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认为《图咏》一书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和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反映他好运动的个性，以及动中能静、动静结合的品格”，提出他喜好游猎的性格问题，本文就此作些说明，以便了解他的渔猎生活，至于如何评价他的这种个性并非本文所特别关心的事情。
康熙帝南巡至浙江、江苏，西幸山西、陕西、宁夏，东北至吉林、辽宁，北行于塞外，经常打猎的地区是秋狝所至的河北承德、张家口所属地，渔猎的京畿白洋淀。康熙中期起，几乎每年都要秋狝，而去白洋淀不下15次，至于京城的南苑行围更是常事。康熙帝晚年，身体欠佳，常常犯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游猎兴致和实践，仅以他崩逝前一年的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下旬至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年而言，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至卷三○○的记录，他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苑行围，腊月二十一日离去，此行为期整一个月。这是为回宫过年，因此新正过后，即于六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起巡幸畿甸，至雄县、霸州、文安，过白沟河，驻跸白洋淀渔村段村、赵北口，历时一个月于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常驻的畅春园。一个多月以后，四月十三日开始塞外之行，经过怀柔、喀喇和屯（滦平），于二十七日到达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用时半个月，可谓缓缓而行，可能是边走边猎。至此在山庄驻下，历经五、六、七月，于八月初四日启程，往围场打猎，途经博洛和屯、隆化张三营等地，九月初二日回到行宫，次日发布上谕，讲他行围的必要，说以前议政大臣上奏，认为皇帝“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有所不当，康熙帝就此辩白，强调武备的重要，并认为因此获得了西北用兵的胜利：
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十六日启銮回京，二十八日抵达畅春园。此行历时五个半月，其中往返行程一个月，行围一个月。二十几天以后，于十月二十日到南苑行围，冬月初七日因病离开南苑，十三日驾崩于畅春园。若不是病重，还会在南苑驻下去的。康熙帝辞世前的一年，两次幸南苑，一次巡畿甸，一度北狩，历时八个月。从前阅读康熙实录，见他常于寒冬腊月去长城脚下活动，不知何干，及至与打猎联系起来，才得到解释。一年的那么多时间奔波于路途，出没于荒原水域，不是渔猎，又是何为！康熙热衷的秋狝，固然有武备的一个原因，行猎亦是促成的一种动力，这应是没有疑问的事情。
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一文中有所说明，他写道：
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西幸秦陇，益明西北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
帝王趣话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2）
南北东西的这些地方，虽然各有美好之处，但经过比较都不如热河，因为热河的景色壮丽，得诸自然，山与水融为一体，将西北的雄奇和东南的幽曲结合在一起了，适合避暑及行猎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缘故；第二是热河离京师较近，便于处理政事，亦如康熙帝在文中所说的：“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北京的公文呈递热河行宫皇帝御前，官员自京中往行在朝觐均比较方便，即皇帝在避暑山庄，不会影响朝政的处理和中央对地方的治理。避暑山庄建设出36个景区，为康熙帝理政、起居、休憩之所，以康熙六十一年讲，这一年康熙帝在山庄居住了三个半月，比在大内和畅春园停留的时间都要长。他在山庄的生活，于前述《避暑山庄记》文中，以及他的关于山庄36景的36首诗里，皆有不少的描述。他在“山庄记”文中强调，他的游幸休闲是为思考政事和建立太平盛世，他说：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避居山庄之概也。
原来他乘山庄游憩之暇，思索裕民安邦的大事。这种观念在他的山庄诗里多所披露，如第一首《烟波致爽》诗云：
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
北控远烟息，南临近豁嘉。
春归鱼出浪，秋敛浪横沙。
独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
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
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
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
康熙帝认为他在山庄避暑，造成北方安宁、热河开发和民生发展。他又在《云帆月舫》词中咏道：
阁影凌波不动涛，接灵鳌，蓬莱别殿挂云霄。粲挥毫，四季风光总无竭。卧闻萧，后乐先忧薰弦意，蕴羲爻。
他身在避暑胜地，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谋划国事。休息与理政本来是两回事，怎么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康熙帝在游幸中观赏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品味他们生生不息的缘故，联系到人类社会，从中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并运用到政事的处理上。他在“山庄记”中总结这个道理，写道：
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
他用比兴的方法，由物及人，由观察自然界而分析人类社会，得到启示，用于行政。康熙帝强调他的巡幸热河与勤政爱民并行不悖。他确实是勤于政事的君主，通过游憩，精神饱满地从事政务，不能认为他是耽于游乐的昏君。
然而，游猎不可能不费钱财，鹰犬总是要多养的，还必须是要上好的，臣下定会为此献殷勤，要购买或调教上等鹰犬进呈。有一年康熙帝秋狝，皇八子、贝勒允禩进献一只鹰，康熙帝说那是头将死之鹰，几乎没有把他气坏，因而对允禩大加责难，可见鹰犬之费是难免的。康熙帝死后不久，朝鲜使臣李枋等就听到清朝人关于康熙巡幸的坏话，报告国王说：
康熙皇帝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朝臣若隶于臂鹰牵狗，则以得近乘舆，夸耀于同朝矣。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云。（《李朝实录·景宗实录》）
看来新君雍正帝继位，即有罢鹰犬之举，亦是为平息对康熙帝游猎的訾议。皇帝出行，民间要平整、清扫道路，地方上要有徭役之征和对随驾从行官员的供应，也是一种滋扰。雍正帝即位不到一个月，下令免除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明年（雍正元年）的钱粮，原因是康熙帝“巡幸所经州县，小民无不除道清尘，趋事恐后，古北口一路，为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朕念此路百姓，历年殚力”，故而予以体恤（《清世宗实录》卷二）。游猎并非坏事，像康熙帝那样休憩与政事兼理，得其好处，这是游猎好的一面，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游猎，难免还有其弊端，所以统治者的游猎不可不审慎。比如明武宗的巡幸，招致许多非议。他经常光顾京郊南海子（即前述之南苑）而影响朝参，《明史》毫不掩饰地说他于南郊祭天后“遂猎于南海子”，写他“狎虎被伤，不视朝”。说他不顾群臣的谏阻，出游南北两畿和山东，“渔于清江浦”，“渔于积水池，舟复，救免，遂不豫”而崩。结论云其“耽乐嬉游”（《明史·武宗本纪》）。武宗的巡幸游猎实在不敢恭维。
帝王趣话第2节 雍正帝接见中下级官员（1）
清代的引见制度在顺治朝创立，康、雍、乾三朝屡加充实，雍正帝尤其重视引见官员，发布的有关诏令较多，形成的引见履历文书留存至今。所谓引见制度是清朝官员任用的一种制度，对于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员，以及一部分三品京堂和八品以下、未入流的官员的任用、提升、调动、处分，都要由皇帝接见。文职官员大体上由吏部考核带领引见，武职官员则由兵部负责引见事务，接见中皇帝对官员作进一步的考察，予以勖勉和教导，认可对他的任命或根据会见中的印象改变其任职。
有的人原不在引见之列，由于雍正帝的决定而有了接受皇帝考核的程序。雍正三年（1725）下令，凡年龄在20岁以上，已到吏部报到过的荫生，“奏请考试引见”，然后授官（《清史稿》卷一一○），自此确立了荫生“及岁引见”制度（光绪《清会典》卷十二）。考进士的落第举人，过去只是回家等待，雍正五年令挑选其中一部分，立即任命为各省儒学教官，但吏部要将选定之人带领引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同年令各州县官会同学官，举荐“居家孝友，行止端方，而文亦可观的”贡生、生员，申报上司，督抚题奏，赴部引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4册、40册）。多数引见是分排进行，一次五六个人。由主管部门堂官呈递绿头名签（绿头牌），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履历”供皇帝阅看（《清稗类钞·朝贡类》）。同时在皇帝手中的还有被引见人写的引见履历折子，以便皇帝参阅。
引见开始，一般是雍正帝叫引见人员一一奏报履历，然后交谈，偶或皇帝先来一番教导，再令臣下报告履历。交谈内容较为广泛，因官职、地域、人事而异，有政治、经济、学术观念、信息交流，也叙家常。对武官，还有在引见时观看弓矢技术的。引见中，皇帝常作赏赐，或食物、或服饰、或文翰图书。
皇帝在引见时，一面阅读有关引见文书，一面听引见官报告，一面交谈，同时积极思索，形成对引见人的印象，作出判断，决定是否给其新职，有时还把评语用朱笔写在引见文书上。皇帝的决定，当场并不宣布，只是将绿头牌发给本人，令其退场。之后皇帝再向主管官员说明，主管据此写出奏折，然后引见官宣布对被引见人职务的决定。
雍正帝对于引见制度
的执行特别认真，形成扩大对象、及时进行、仔细考察、讨论政事、详细记录的特点。他新增的引见项目，除了前面说到的以外，还有：原来大计只引见卓异人员，而对被参劾官不再作甄别，雍正帝既怕他们受考核不公的冤抑，又怕疆吏包庇隐纵，决定将贪、酷以外被劾人员一概引见，以作进一步考察。从此大计参劾人员进入引见行列。督抚将所属繁缺州县官调任简缺，业已实现的，雍正帝要求全部送京引见。又令未经引见而已上任的道府官，也送部引见。贡监考职，本来不受引见，有的人因不通文墨，或道路辽远怕赴首都，就找枪手代考。雍正帝为改革这一弊端，特派大臣负责考试，又于五年（1727）下令，所有与试的一千一百余人全部引见，使得九百余个冒名顶替者不敢与试，结果雍正帝引见两百余人，从中拣选七十余人授官。他还进行了许多特殊引见，如四年十月因六部司官壅滞，令各部堂官通行甄别，拟定去、留名单，一并“带来引见请旨”（《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雍正帝定制或临时临事引见，大大增加了他的引见活动的繁劳，引见人数之多，从引见考职贡监两百余人一项可以想见，而且这种引见，不是集体见见面的简单形式，而要从中选拔人才，所以繁忙引见是皇帝的辛苦活计。
雍正帝引见不仅多，而且及时，有的几乎随到随引见。如乔铎在京候选知府，因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王大臣奉命会同吏部拣选四川、山西、云南道府州县官，乃于三十日至乾清门考试履历折子，十月初二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到乾清门引见，结果被分配去四川任知府。考试履历后第三天就引见，而这期间吏部要写引见履历折请求引见，宫中批准，才能进行，不过间隔一天时间，可谓神速。
帝王趣话第2节 雍正帝接见中下级官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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