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了，够了，再加上大哥的火炮，这场富贵注定是大哥的了！”
……
不几日，崇祯收到了我的回信和一份正式的国书（上次送的人家没搭理，这次自然是要再送了！），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朝鲜愿意向明朝称臣，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要就将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袁崇焕交给朝鲜处理，朝鲜要治他背信弃义（妄图收复觉华岛，这可是冤枉袁崇焕了，可是总也得给崇祯面子啊，这罪自然是不能治崇祯的，虽然他是始作俑者），同时也要治他图谋不轨，至于另一个主犯皇太极，我告诉崇祯说，我已经堵住了八旗的退路，自然不会让他有好果子吃。至于第二条，那就是要求朝鲜取消对朝鲜的朝贡贸易限制，允许朝鲜商船在宁波、泉州、广州、登州等地交易，当然了我这可不是吃霸王餐，朝鲜商船会按照明朝政府规定在当地市舶司缴纳税赋。我李开阳做生意可是一直公平交易。
其实在明初的时候朝贡贸易还是很发达的，在优惠政策的招徕下，这种贸易一度十分兴盛。洪武时期，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但是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将朝贡贸易当作外交活动来看待和管理，明初政府从这种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贡使前来，口岸及进京沿途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贸易就贸易，还总要装作天朝大国的样子，故作大方，自然是要赔本了，人家之所以来的那么勤，估计和这也有关，简直就是大头）。为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明朝廷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
后来，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300，舟毋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贡，毋过100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3年一贡，等等。这才是中国航海最后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一旦答应这两个条件，崇祯所得到的好处也会很大的，从海上贸易上他会得到大量的税银，而且我答应他帮他将皇太极驱逐出关外，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吧。
尽管我开出了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可是还是在朝堂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皇上，万万不可啊，这实在是引狼入室，李开阳，一卖春药者，贪婪异常，他如何会这么便宜我们呢？只怕放他进来我大明再无宁日，尤甚于当年倭患。”说话的是周延儒，他好像对我有成见，从来不说我好话，买春药怎么了，那是有市场需要，我也是顺应时代潮流。
“周大人，你这话有些危言耸听了吧，什么是尤甚于当年倭患，李开阳现在的海军据说规模十分庞大，他居然已经造出了当年的郑和宝船，试问天下还有那个港口他去不得，以朝廷现在的财力根本就无法恢复水军，何况李开阳说的很明白，朝鲜的商船会按照大明律历上税，要知道从朝鲜来的商船无不带着大量的倭国白银，现在我大明最缺的就是白银，这何乐而不为呢？
再有周大人说是引狼入室，就算李开阳是狼，这只狼现在不用我们引已经来了，难道我们还能把它赶出去么，莫不如引狼与虎斗，这样我们才能收到最大的利益，等勤王之师一到，无论是狼还是虎不都是任皇上宰割么！”温体仁这一番话说得崇祯皇帝大点其头，龙颜大悦。朝堂上尽是趋炎附势之徒，见皇帝的脸色见善，哪有还不知道风向的，一个个分别出班，大谈和我合作的好处，不一会朝鲜和明朝就成了兄弟之邦，要荣辱与共了，把周延儒气得双腿直颤，用手指着众人，说不出话来。
“好了，好了，这通商之事就这样吧，既然有利那么也就随他吧，朝鲜国小量他即使是有野心也是力不从心。还是说说这个袁崇焕如何发落吧，难道真的要交给李开阳么？”崇祯这话说出来根本就没想到朝鲜国小，女真不是更这样么，可是正是这个更小的小国现在打得这个泱泱的大明王朝焦头烂额，其实真正让崇祯皇帝挠头的是如何发落袁崇焕。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很多都知他是冤枉的，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就是如今远在关外的总兵祖大寿也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更是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这种举动把崇祯惹火了，这么多人都为他讲情，难道他当皇帝的错了么，不皇帝永远是对的，他代表的是上天的旨意，所以一气之下崇祯对这些人的请求是一概不准。
其实崇祯心里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八旗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就是我登陆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袁崇焕引来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自己皇帝难道不明是非而成了大白脸曹操么，这太也可羞了，于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皇太极。于是这七名奸细都交给了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要审讯时，锦衣卫居然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袁崇焕这个通敌的罪名是背定了。连皇帝都给他栽赃还能说什么呢，那锦衣卫可都是皇帝的御用警察啊，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如今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此时崇祯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
通商的事也就罢了，可是这袁崇焕的事确实十分敏感，周延儒又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不可，此事万万不可，皇上如今袁崇焕的罪名还没有审清怎么就能轻易的交给李开阳呢，若是冤枉了好人岂不是令人寒心么！”崇祯这时把他的这个老丈人恨得直咬牙，他现在最想的就是把皇太极这个瘟神送走，可是李开阳提出的要求也不是不能考虑，可是自己的这个老丈人总是和自己做对，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周大人，这你就错了，李开阳信上写的很明白，要治袁崇焕背信弃义的罪，这背信弃义指的是什么，自然是通敌卖国，随后又要对付他李开阳了。如今证据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念在袁崇焕毕竟于我朝有功，皇上仁慈不愿意亲手杀他，交给李开阳未尝不好，这样李开阳才能为皇上更加的效力。”温体仁又站出来和周延儒做对。你到温体仁为何总是帮我，那自然是收了我的好处，这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有了这个“背景”，我自然是放心大胆的贿赂他。
这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崇祯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着力的就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体仁不用说了，他本来就和周延儒是死对头，几乎逢周必反，在加上我的好处自然卖力，至于梁廷栋，他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而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八旗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太监最是贪财，对袁崇焕这个造成他们财产损失的“罪魁祸首”自然也就越发的记恨。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当官根相貌有什么关系，真是狗屁不同），但是好在他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是曾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等在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也圈进在内拉他下马。“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
最后就是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于是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袁崇焕的罪名几乎就已经是无法洗脱了，把他交给我，崇祯皇帝自然就省心了，还能让袁崇焕做出最后的贡献，何乐而不为呢？
终于崇祯皇帝在一些大臣的支持下力排众议，答应了我的两个条件，但是为防止我变卦或者是不出力，要求我将皇太极驱逐出京城范围后才把袁崇焕交给我，并且签订国书。
这好办，只要他答应就行，书信如此一来一回，费时数日，孙元化的步兵已经按照我的要求到达了指定地点，而我军也放弃了遵化，永平等地，狗急跳墙，和皇太极的这一战我只想打疼他，可是不能打毛他，否则反咬一口绝对够我受的，别忘了他带来的是八万大军。
话说回来，一转眼皇太极入关也差不多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总的来说还是很顺的，但是皇太极也深知此地不宜久留，尤其是在得到我登陆的消息后，随后他越发的预感事态不妙了，先是遵化和永平的失守，随后我就按兵不动，让皇太极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
遵化和永平的失守让皇太极觉得不妙，预感到我要堵他的后路，于是皇太极派出了两万人去夺回两座城池，在我军猛烈的炮火下，很多八旗还对宁安道一战火炮的威力记忆犹新，是以十分忌惮一个个停滞不前，对于他们来说火炮就如同他们的梦魇一样。于是这种僵持维持了数天之后，在我军的主动退出后，皇太极的部队才算是夺回两城，预感情势不妙的皇太极开始收缩各地抢掠的部队，并且将劫掠所得的物资和工匠俘虏大批的向关外运送。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八旗兵不时的挥舞着鞭子在驱赶，他们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
第四卷 披荆斩棘 第二十七章 接战
长长的队伍向关外缓慢的移动，妇孺的哭声一阵阵的传来，让人听了揪心。这些被俘虏的人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然而他们却无力反抗，在雪亮的钢刀和无情的杀戮面前他们选择了屈服。
“轰，轰！”的两声闷响，两颗铅制的炮弹落在人群外，激起了无数的碎石，被俘虏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负责押警惕起来，但是他们找不到攻击是从何方而来的，只能不断的呼喝，想制止俘虏的骚动。
“轰，轰。”又是两声，这次炮弹的落点距离押解的士兵更近，骚乱的人群已经不再受控制，如同炸了营一样四散逃窜，八旗兵也没有余力来抓回这些俘虏了，在他们眼里这些人不过是走散的鸟兽，早晚还会被猎人抓回来的，而即将面临的敌人才是最为可怕的。一个个都戒备了起来，迅速靠拢。
这时只见从路旁的树林里斜刺的冲出了一队骑兵，衣甲鲜明，口中大声呼喝着向他们冲来，还未到近前就是一排的羽箭，随后一个弧形在还没有到达八旗的射程之内绕了开去，如此反复数次，就是不上得近前，让这队八旗的指挥官莫名其妙，从来还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耐不住性子的八旗终于在敌军下一次的冲锋时杀了上去，对于这样一小队骑兵，生长于马背上的八旗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然而八旗的指挥官显然是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火炮的存在，刚刚向前奔出几步远，无情的炮火就猛然砸了上去。一时间人仰马翻，这时从密林深处杀出了更多的敌人骑兵，一窝蜂的向八旗冲了过来，见势不妙，那指挥官只得带着部下仓惶逃命，战俘和劫掠的物资已经全然不顾了，丢下了满地。
望着这么多战利品，指挥这次小规模接战的将领和他的属下们哈哈大笑，浪费些箭失和炮弹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人员无一伤亡，现在朝鲜军队贯彻的作战精神就是尽最大力量的保存自己，经可能的消耗和消灭敌人。将士积功的标准不光是看你取得了多少胜利杀死或俘获了多少敌人，同时还要看己方的损失有多大，这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攻势，算出每场仗敌我双方损失的比例，敌方损失的比例越大，指挥这场仗的指挥官所获得的功绩也越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如今在北京附近，我军的各个小分队充分的发挥了机动性强，火力猛的特点，不断打击和骚扰皇太极的部队，使得皇太极疲于应付，苦恼不堪。来中原大家都是为了捞油水的，可是我采取的策略和皇太极不同，为了留下好名声，其实这时我在中原的名声已经十分不好了，但是还是因为虚荣心作祟，我没用采纳鳌拜的人的意见，去劫掠，相反的选择了反劫掠。将目标放在了皇太极的运输队上和那些出去劫掠部队，只要他们落单就狠狠的打击，再从皇太极的战利品中挑选我们喜欢的东西，不同于女真人，朝鲜的部队对于战利品很挑剔，金银自然是从不放过的，那些从八旗手里夺得的金银都已经是无主之物了，不拿白不拿，所以往自己腰包放的时候全无顾忌。
至于俘虏我们没有兴趣，只有对工匠才分外的殷勤，凡是解救的工匠连同他们的家属都被我的部队苦口婆心的劝上了去朝鲜的大船。
面对每天不断上报的伤亡和损失的数字，皇太极苦恼非常，对于这种游击战，破袭战他十分不适应，一时之间想不到好的办法应付，撒出去的部队又不能马上撤回来，因为这时的粮草已经全赖劫掠所得，一旦收缩部队，那么皇太极就必须面临断粮的危险，正是这种难以取舍才让皇太极坐卧不安。更让他忧心的是随着在中原停留的日久各地的勤王部队一定会纷纷赶到，尤其是袁崇焕的关外铁骑，让人不得不小心，袁崇焕虽去，但谁能保证他的部队不再来。
皇太极也曾试着去偷袭我军，但是每次都是得不偿失，我方防范的一直很严，而且火器犀利，根本就不给他机会，如今留在中原就如同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皇太极明白该是决断的时候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于是在聚拢了一切物资和粮食后皇太极决定向北京城发动一次猛攻，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