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专用术语。世界医学现已规定，“痔”这个词为肛肠病之一的痔疮的名称。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瘿为“颈瘤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甲状腺肿大。释疫：“发皆疾也”，指种类传染病。释疠：“恶疾也” ，专指今天的麻风病，这些都反映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的渊源关系。
巫与医——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山海经》还中记载了许多“巫”。晋代的郭璞认为巫“皆神医也”。在医药启蒙的上古，巫与医是集于一身的。《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丕凡、丕相……皆操不死之药而距之”。可见，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巫医以简单的医药学知识和治疗方法，杂以祈祷、禁咒祭祀等“祝由”之术，给原始补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唐代诗人李贺《浩歌》中写道：“彭祖巫咸几回死”。巫咸指的是商朝名巫咸彭。《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咸彭往来灵山采百药，以祛疾疗灾。说明巫医混杂，正是早期医药启蒙阶段的多元的历史特点。《黄帝内经》诞生，标志着巫医两者的解体，中医药学已具备了独立分科的必然。但近年来，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对“ 祝由”有了新的见解，认为其中包含着心理的治疗，情志调摄和气功导引的科学成分。
针灸的最先报道者针灸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独特的创造与贡献。针灸的起源很早，是从砭石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 其下多箴石”。所谓箴石，不仅是原始的外科医疗工具，也是我国针灸术的萌芽。从石砭、骨针、竹针到青铜及铁针，针灸工具的进化只是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大荒北经》还记载了气功疗法。说：“继天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文中所说的食气，指的就是气功导引。与后世的“辟谷”当有渊源关系。
《山海经》中的关医药学的记载，晚于殷墟甲骨文，早于《黄帝内经》和《五十二病方》。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山海经》所载存的医药学信息，应该说有着特定的历史环节的传真和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山经》即《五藏山经》五篇；《海经》包括《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和又一篇《海内经》。它以描述各地山川为纲，记述了许多当地的神话传说。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而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此书来源甚古，但作者是谁，至今疑莫能定。自汉代以来，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作者不明说。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该书作者不明。
二，大禹、伯益说。大禹、伯益是离今四千余年，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人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新养时的刘歆，他在《山海经表》中说：“ 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接着，《列子》中记载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 《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记述虽有差异，但认为《山海经》系夏禹或与之同时的伯益所作，却成为历来的普遍看法。
三，出于众人之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说。宋代的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认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日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古代《山海经》确有图画，晋郭璞曾为《山海经图》作《赞》，今《赞》尚存，图已佚。）明人胡应麟说：“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以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 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隽宿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今人袁珂则确切地说明：“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并且提出：“除《海内经》四卷是作于汉代初年而外，其余均作于战国时代。”应当是一部长时期的集体合作的著作。
四，近代许多学者提出《山海经》作者的新假说。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和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等文认为，根据书中地名、物名、神怪图象，以及称书为“经”、“藏’等的说法，推断此书很可能是从印度至中国各地的一路记录。而这一记录者，就是战国时墨于的学生，印度人随巢子。这样，又为《山海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思路。
然而，《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仍有待新的论证。
《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山海经》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怪书。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前者有《五藏山经》五篇；后者有《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共13篇。这样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书，它究竟为何而作，属于什么性质，应归入何种门类呢？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按刘歆《七略》的分类，把《山海经》置于“术数略”的“形法家”。他们认为，此书是“大举九州之势”而求其“贵贱吉凶”，类似后世讲究“风水”的迷信之书。这种分类，不够确切，故后世多不取。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它是专记怪诞的神话故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赞》中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首先指出其书的志怪性质。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进一步论道：“《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现代学者中也有主张它是记神话传说的。如《大荒西经》中的女锅，《大荒北经》中的夸父追回，《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此外还有许多山神、海神、河神、水神、火神、风神、雨神、旱神，以及日月之神等等。
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是一部巫术之书、记祭祀的礼书和方土之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巫在古代是宗教领相，是沟通人和神的，一切祈祷鬼神的活动都由他来管理。《山海经》中记方位、山川、道里，是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其中《海外西经》还记：“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又记：“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至于《海经》中所记海外殊方异域、神人所居、怪物所在，则是秦汉间鼓吹神仙之术的方土的奇谈。
自东汉明帝引见水利专家王景，“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后汉书·王景传》），此后不少人就认为它是一部实用的地理书。隋唐史书的各种《经籍志》、《艺文志》，都把它列入“ 地理类”。近世的许多学者，也都相信它是一部既有科学内容、又杂有巫术迷信成分的地理志，它记述了各个地区的山脉、河流，以及草木、鸟兽、矿藏等特产。
然而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把《山海经》又归入“子部小说类异闻之属”。他们在《提要》中认为，’此书“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此说一出，又引起不少人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小说作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原是根据图画所作的说明。南宋朱熹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其后，胡应麟、杨慎、毕沅等学者都从其说。观书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确实是依图述说。不过，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后人根据经文绘制的。那末，原先的古图究竟有那些？是否整部书都有古图？它所据的古图来自何方？流传至何时散失？现在尚不得而知。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也说法纷纭。西汉刘歆校定时称其“出于唐、虞之际”，为禹、益所著。东汉时赵晔、王充都信从之。但书中有许多禹以后的事迹，以及秦汉时的郡县名。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经》的成书较早，约在战国初期；而《海经》的写作则要晚至秦或汉初。它可能是综合各种口头传说材料，陆续编成。
是志怪的神话，还是实用的地理书？是巫祝所记的祭礼，还是奇土所编的小说？《山海经》的原图有多少，流传的来龙去脉如何？它的作者又是什么人，成书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去认真探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有名的传世古籍，据说是4000多年以前，尧舜时代治水的大禹和伯益把他们遍游四方、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所成。传说不足为信，何况学术界至今对它的说法不一，没有个统一的评价。
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甚至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仍然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出入太大。书中分别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对此，隋朝时有人解释为：都是由后人搀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只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由此说来，可被称为此书作者的可能会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古怪离奇之至，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人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说的就是由于它的文字不守规矩和不雅，所以那些做过官的，或者其他的有教养的人都难于启口提到它。可能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提到《山海经》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再没有什么详细的说明。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它在该书中被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之首。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给他的地理书籍中《山海经》就赫然有名，而经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等分类检索古籍的史书的登载，《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已成定论。
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新异之见才被提出来。明朝时虽然还没有谁确切地重新给《山海经》定性，不过已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一文中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小说之最古者”。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的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的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盖古之巫书也”。这种观点影。晰艮大，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于是，形成今日对《山海经》看法迥异的两大派别之一。他们认为《山海经》虽然记述了山川、异域，但是，大多是传闻之辞，很难得以实证；它并不是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能把它看作实用的地理书。同时，它虽然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其本身不能算是小说。因而，只能认定它是一部巫觋、方术之书，是古人施行巫术的参考书。另一派学者则坚持传统观点，把《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甚至有人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
也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除了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裹在迷雾之中。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 即推断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记述而成书的。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诲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考古所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时不时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似乎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不过，这部离奇古怪的《山海经｝确实浸透着谜。朋友们，你有兴趣去解开它的谜底吗？有时间读一读这部古籍，你可能会获益匪浅的。
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让我们从《山海经》谈起吧。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著，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