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当接收到警告就能立即发射的程度。只有如此巨大的危险，才能使如此众多的国家里如此众多的领导人花费如此漫长的时间，担保不去做如此巨大的愚蠢举动。
至少在这些国家的范围内，使世界走向清醒，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终于签署了一个协议。甚至有少数人企盼着，紧随其后，能实现某种乌托邦的设想。
协议的目的并非从世界上消除核武器。其实，只不过是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各自承担一定责任，缩减他们的战略核武器库，每个国家把各自核武器的数量减少到一千枚。具体的实施细则还要进一步地磋商，其目的在于，使得在削减过程的任何阶段，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至于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
英国、法国和中国同意，一旦超级大国的库存数量低于三千二百枚，他们就开始削减各自的核武器库。
广岛协议的签署，令全世界欢欣鼓舞，签署地点就在著名的纪念碑旁边，这个纪念碑树立在广岛和平公园内，是为了纪念世界上第一个几乎被核武器全部毁灭的城市里的十四万死难者。碑文镌刻着：“在和平中安息，永不重犯错误。”
每一天，美国和苏联都交出数量相同的核弹头，从其中拆卸下来的裂变触发器，被运送到由美国技术人员和俄罗斯技术人员管理运行的专门处理场。钚原料将被抽取出来，分割成块，密封起来，由双方派人运送到核能发电厂，在那里作为消耗材料，转变成电能。这个规划方案就是众所周知的盖勒规划，这是依照提出方案的美国海军上将的名字命名的。
消息传出，受到广泛的欢呼，被认为是终极性的铸剑为犁之举。
因为每一个国家仍然维持毁灭性的报复能力，甚至军事机构也表示欢迎。将军们也像其他普通百姓一样，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死于核战争，而且核战争是对传统军事尚武精神的背叛：仅仅按动一下按钮，从中丝毫也找不到勇士无所畏惧的精神。
第一次拆卸核武器装置的典礼仪式——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并重新播放了多次——身穿银色面料服装的美国和苏联技术人员用运输车推出了两个深灰色的金属物体，只有一张卧榻那么大，分别装饰着星星红白条纹和镰刀斧头。
世界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见证了这个过程。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计算了一下双方已经拆卸了多少枚战略核武器，还有多少需要继续努力。
在二十多年之后，这个新闻，同样，也会到达织女星。
随后的几年内，销毁工作继续进行，没有任何障碍。
起初武器库中冗余的部分陆续交出，并没有引起战略观念的任何变化，可是剩下的都是精锐部分，这是最容易引发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部分，现在轮到拆卸这些武器系统了。
本来专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宣称这是“违反人类的本性”。可是正像英格兰著名的辞典编撰专家和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１７０９～１７８４）所指出的，一个死的句子可以奇异地把心智高度地集中起来。
在过去的半年中，美国和苏联销毁核武器的步伐显著地加强，曾设想由双方公平对等地把检查小组派驻到对方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监督检查——由于双方的军事参谋人员考虑到公众的舆论，最终没有批准。
联合国发现自己异乎寻常地有效，在协调国际间的争端方面，有关西伊里安群岛问题，有关智利与阿根廷边界战争冲突问题，都明显获得解决，甚至试图谈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集团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尽管没有成功，但并非完全愚蠢的举动。
参加第一届世界大消息协作联盟全体会议的各国代表都抱有真诚合作的态度，达到最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和谐程度。
每一个国家都拿出一部分大消息的片断，都派出科学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令人意外地，有相当多数的国家，还派出了军事人员的代表。
有个别几个国家，是由外交部长甚至国家首脑担任代表团团长。
联合王国代表团中还有掌玺大臣鲍克斯弗思子爵。爱丽私下觉察到一阵表示敬意的欢呼。
苏联派出了以苏联科学院院长比·亚·阿布基摩夫为首的代表团，成员有中型及重型工业部部长高茨瑞泽，还有承担重要角色的阿坎捷尔斯基。
尽管美国代表团众多成员中有副国务卿爱尔默·霍尼考特以及代表美国国防部的密歇尔·凯茨，美国总统还是坚持让德·黑尔担任团长，率领美国代表团。
特意利用等面积保形投影的方法绘制了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展示出全球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包括苏联的海上跟踪测量船，详细的分布状况。爱丽顺便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这是一座新近完成的会议大厅，紧靠着法国总统的办公室和居住区。在他七年任期的第二年，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保证会议取得成功。围绕着长长的圆弧形桃花心木的会议桌，光亮明净的桌面上和镜面一样的墙壁上，辉映着各式各样的面孔、旗帜、服装和装束。她认不出几个政治和军事要人，可是在所有的代表团里，她好像至少都能认出一个熟悉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来自澳大利亚的安南泽塔和艾安·布饶德瑞；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菲德卡；来自法国的布饶、科瑞毕龙和布瓦略；来自印度的库玛·钱德拉普拉纳和戴维·苏卡维塔；来自日本的广永和松井……爱丽在考虑各个代表团的技术背景，要比对他们的射电天文学的背景更加关切，特别是日本。他们以为建造某种庞大的机器的想法，或许会排入这次会议的日程，已经到了最后一刻，结果使得代表团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她还认出了意大利的玛拉泰斯特；贝登堡，一位热衷于政治事务的物理学家，克列戈和年高德劭的阿瑟·查妥思爵士，他们正在英国国旗标志后面闲聊，在欧洲休闲地的餐厅的桌子上经常摆放这样的标志；西班牙的盖密·奥茨；来自瑞士的普瑞布拉，他们真让人感觉奇怪，因为，据爱丽所知，到目前为止，瑞士至今连一台射电天文望远镜也没有；鲍，他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把中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阵列全部组成一个整体；来自瑞典的温特伽顿；令人奇怪的是，沙特、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代表团人数特别多；当然了，还有苏联代表团，其中娜迪亚·罗慈戴斯特文思卡娅和尖锐客·阿坎捷尔斯基正共享一段真正的欢声笑语。
爱丽寻找卢那恰尔斯基，终于看到他，正与中国代表团在一起。他正在与余任穷握手，他是北京射电天文台的台长。爱丽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她想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二三十年前，正值中苏友好时期。
“正在跟唯慨握手的那个中国老头是谁？”这是凯茨试图表示坦诚亲切的试探。最近这几天，他一直就做出点这样的小动作——爱丽认为这是丝毫没有前景的企图。
“余任穷，北京天文台的台长。”
“我想他们这些家伙，相互抱怨很深。”
“密歇尔，”她说，“你想象得也太狭隘了，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比你的想象复杂得多。”
“‘好的方面’，你说得对，也许有我想象不到的，”他回答，“‘坏的方面’，谢谢你，不用你举着蜡烛帮我找。”
先是法国总统致欢迎词，随之，由会议的两主席德·黑尔和阿布基摩夫主持讨论会议程序和日程，之后，由爱丽和唯慨综述有关数据的技术现状。
多少让爱丽有些意外，法国总统居然愿意继续参加会议，想听一听，开场的有关介绍。
他们两人的介绍，都是常规的基础知识——不能专业技术性太强，因为在场的还有很多政界人士和军界人士——他们介绍射电天文望远镜的工作原理，介绍太空中临近区域恒星分布的情况，以及接收到重写羊皮纸卷式的大消息的来龙去脉。
两人一唱一和地介绍，最后是一套演示，每个代表席位前都有一个显示屏，演示最近接收到的图解式的资料。爱丽详细地解释，如何利用偏振调制的方法，把接收到的数据转换成一系列的０和１，又如何将这一系列的０和１拟合到一起，构成图像，另外还要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一点也看不出这些图像究竟要传达什么意思。
数据点再次聚集在计算机屏幕上。在微微暗淡的大厅里，可以看到由监视器映照到人们脸上的光影，呈现白色、琥珀色和绿色。图案呈现出复杂分支的网络形式；一团一块地分布，几乎是猥亵粗鄙的生物界的样式；一个形状完美由五边形组成的规则十二面体。一批长长系列的页面聚集成特别详细的三维结构，这个形象慢慢地转动。每一个神秘不解、谜一样的物体，旁边都有模糊不清的标题和说明。
唯慨特意强调，事实上，比刚才爱丽所介绍的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按照他的见解，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大消息，实际上就是一部有关某个机器构造的说明书。他故意不提，大消息是设计蓝图的思想，最早是他和阿坎捷尔斯基提出的，爱丽及时地抓住机会，补充了他有意忽略的观点和历史细节。
最近两三个月，爱丽谈论这个主题够多的了，她深知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一般的听众，对于解开大消息的细节都会感到痴迷不解、神魂颠倒，对于有关素数尚未获得证明的概念都跃跃欲试。可是面对如此沉着稳健的听众，对这次现场出现的反应，让她感到毫无准备。
当唯慨和她两人穿插交错的介绍，刚一结束，就出现了持续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苏联和东欧的代表团节奏整齐的掌声，大约每心跳一次就能拍手两次，甚至三次。美国和很多其他代表团的掌声各行其是，这种密集人群中发出的非同步掌声，形成了一个白噪声的海洋。
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喜悦，从爱丽的心中升起，她不禁想到各个国家人们性格之间的差异——美国人崇尚个人，俄罗斯人强调集体努力。在人群之中，美国人总是力图拉开与他人的距离，苏联人总是倾向于极力地相互靠近。两种风格的鼓掌方式，显然美国人占优势，她很为此而高兴。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想起了她的继父，还有她的父亲。
午饭后，还有其它综述和介绍，有关数据收集和解释。大卫·庄慕林作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讲演，讨论他最近做出的一份统计分析，涵盖此前获得的大消息的所有页面，还参照了新近编码的图案。他论证，大消息里不仅包含有建造机器的蓝图，还描述了组件和零件制造所需的设计图和工具装备。根据他的见解，还有几个案例，说明这是一些对新兴工业部门的表述，这些行业此前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
爱丽惊讶地张大了嘴，冲着庄慕林摆动手指，悄悄地问瓦缬润，他是不是听庄慕林讲述过这些内容。
瓦缬润嘴唇一撅，隆起肩膀，两只手掌向上一翻。
爱丽扫视了一下其他的代表，看看他们什么表情和态度，发现大部分人都是疲惫不堪的样子：技术资料的深度和迟早需要做出政治决策的必要性，已经引起了紧张关系。
讲演过后，爱丽走上去，向他祝贺，祝贺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并且问他，为什么以前没有听他谈起过。
“喔，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值得去麻烦你。这只是在你外出向那些狂热的宗教信徒请教期间，随便做出的一些小事。”庄慕林回答后就走开了。
她想，如果当初庄慕林愿意接受她的论文，做她的导师，她也许会继续做他的博士学生。庄慕林从来就没有全心全意地接受过她。他们在学院里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相互协调与融洽。
爱丽叹了一口气，她不清楚坎（德·黑尔）是不是知道有关庄慕林的新论文。可是作为会议的两主席之一，德·黑尔正与他的苏联合作者，高坐在讲台上，面对一排排层层升起的马蹄形排列的座位，各国代表各自坐在不同的座位上。最近几周来，几乎找不到与他见面的机会。
当然了，庄慕林不愿意与爱丽讨论自己的新发现。爱丽知道，他们这两个男人最近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空闲。
可是为什么在与庄慕林的谈话中，即使争论得那么走极端，爱丽也总是那么宽容忍让？她明显地感到，部分原因在于，她的博士学位要获得认可，以及她科学生涯未来的发展机会，都牢牢地掌握在庄慕林的手中。
第二天上午，一个苏联代表获得发言机会。
爱丽以前并不认识他。在她手边计算机内的简历介绍，“斯蒂梵·阿列科塞维奇·巴儒达，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和平研究所所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真家伙上来了，真刀真枪拿出来了，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爱丽听见凯茨对国务院的爱尔默·霍尼考特说。
巴儒达身材矮小、衣冠楚楚、干净利落，穿了一身剪裁精致无可挑剔的西方时尚商界套装，看样子或许是意大利的手艺。英语流畅，几乎不带任何偏离规范的地方口音和外国腔调。他出生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年纪轻轻地就被任命为这样一个重要部门的头头，被视为苏联领导层“新一代”中的先进典范，建立该机构，就是为了专门研究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战略条件下，隐含的长期战略影响。
“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讲，”巴儒达开始发言，“大消息是从遥远的深层空间发送过来的。大多数的信息已经由苏联和美国收集到。其它的国家也获得一些关键的片断。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派出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任何一个国家——以苏联为例——都可以等待，一直到大消息本身重复数次，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按照这种方式，把缺失的片断补充完整。然而这样，可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也许几十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所以我们大家在此共享数据。
“任何一个国家——以苏联为例——都有可能把一架带有高度灵敏接收装置的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安装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依照大消息的频率在那里接收信号。当然，美国也能做到。也许，日本的、法国的，或者欧洲的宇航局或太空局也能做到。那么，任何一个国家自己，就可以获得所有的数据，因为在太空里，射电天文望远镜就可以全天二十四小时指向织女星。然而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一种敌对的举动。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凭着当今的技术手段，美国或者苏联都有能力将这样一颗卫星击落下来。所以，出于这样的理由，也有必要大家共享所有的数据。
“相互合作是比较优越的方式。我们的科学家希望，不仅仅是交换他们获得的数据，而且还希望共同交流他们的探索，交换他们的猜想，交换他们的……梦想。所有在座的科学家，在这方面都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想法。我不是科学家。我所从事的行业是管理。所以我知道，国家之间也是相互类似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小心谨慎的。每一个国家也是充满了怀疑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防止被对手超过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甘愿放弃对潜在对手的优势。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也许更多，但是至少是两种——第一种意见，大家共享所有的数据；第二种，每一个国家总希望获得超过其它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