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第三部分 会议之迷
第一章 经受考验（1）
——长征路上“边走边议”之谜
翻开长征的史册，人们会看到中共中央在万里征途中召开过一个又一个会议，如今保存下来的红军长征遗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会议旧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当年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远征二万里，沿途的一次次会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线绕过了险滩，最终驶入通向胜利的正途。这些会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的英明，同时也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
苏区不开会，毛泽东很难发表意见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起，便确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以党内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从1921年至1927年间，党内就召开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长期隐蔽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领导全国的白区地下党和苏区的红军。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集中领导人开会非常不易，中央会议明显减少。1931年发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事件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恶化，主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1933年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潜行进入江西瑞金。这样，当时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余的人都会集到了中央苏区。
尽管中央领导成员大都汇聚到瑞金，总负责人却缺乏民主作风，在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后就很少召开党中央会议。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又盲目听从洋顾问李德的指挥。当时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
博古
遭受重大损失后逐渐转为集体决策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前，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居然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准备出发时只有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小会，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这种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个人专断，导致战略决策严重脱离战争实际，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一个半月间，临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途中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让部队带着大量坛坛罐罐缓慢地近乎直线前进，根本无法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后，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在此红军接近覆没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而遭中央负责人群起反对，周恩来就此负起主要领导之责。此时，毛泽东为挽救红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周恩来认真听取并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据当事者回忆，晚间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就经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对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进入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重大方针改由党内会议研究决定之后，红军面临的危局马上得到缓解，这也为随后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半个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义会议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拥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类临时举行的“飞行会议”，原先的错误领导逐步得到纠正。此时中央大多数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全面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领导。但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成为召开会议的前提条件。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此后第四天、第五天，中央机关陆续入城。在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里，红军休整了半个月。
此时黔军师长柏辉章逃跑，他原先的豪华住宅人去楼空，正好成了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也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对遵义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开了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不过对会议的基本内容和形成的决定，当事者的回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清算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相继发言，系统批判了前一时期错误的军事路线。朱德列举了此前领导的错误，认为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周恩来也拥护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博古“让”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随部队继续行军，进入云南扎西境内后，在晚间宿营地连续开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博古不能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以主要精力指挥作战而不愿担任总负责一职。2月4日至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庄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决定反攻遵义外，大家又议定博古将党的总负责职务正式交给张闻天。
红军二渡赤水后取得再占遵义的胜利。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灵活机动地摆脱了几十万追敌。
张闻天主持中央的具体事务后，遇到重大事务，不仅首先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注意召开会议集体商议。
毛泽东指挥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有些领导人对部队往来迂回多走路不理解。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半个月后红军抢夺泸定桥，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陈云到达上海后见难以活动，便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的情况。
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也前来参加。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有意拖延。
为争取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至22日在黑水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然而红军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却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强行要求南下。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接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长征中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决定向那里进军。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作为总负责的张闻天征求到会者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到陕北落脚。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体现出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高度团结，不仅使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得到了大发展和东征、西征的胜利，随后又迎来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军长征。
【点评】民主决策经受考验
在长征途中，中央的会议大都在紧张行军中召开，一些被当事者称为“飞行会议”。因缺乏原始记录，回忆录中说法存在着某些差异。不过这些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却很明确，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回顾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也体现出民主决策的极端重要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二章 转战贵州（1）
——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之谜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暂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当年为李德担当翻译的伍修权，曾写《七律？历史转折》一首，描写湘江战后的情形：“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过湘江后，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具有民主作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后，马上听取过去受冷落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实际上就此参与了军事指挥。
通道会议改变进军方向，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军委工作，从翻越老山界直至进入贵州，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还同一些固执己见的人争论，遇到重大问题政治局就举行会议。在行军中召开这种会议非常简单，多无记录，
后来被称为“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到会，着重讨论前进方向。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如会合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却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该省军阀对南京政府有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湘军、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能得到一个休整之机，这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不过严格而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并非战略“转兵”。正因为如此，红军从通道出发占领黎平县城后，在那里就进军方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黎平会议再起争论
通道转兵后，红军避开敌重兵，三天后便顺利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开会，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称病未到会。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转达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其他领导人也不愿再听取这个国际顾问的意见。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会议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各军团首长没有到会，不过知道会议决定后，大都表示满意。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前进。”
猴场会议最终结束错误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后，各派军阀自保实力，不敢以主力拦截。1935年元旦前夕，红军顺利占领猴场这一黔东重镇。中央机关在镇中找到的住房条件很好，屋里还有电话。
到达猴场的当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会上博古、李德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红军要么在乌江南岸打游击，要么准备向东拐，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提议马上被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多数领导人否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下一步的立足点是“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又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这一决定还使中央红军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
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是不过乌江，因为乌江是天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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