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而应辅助他人，主要负责大政方针确定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1931年秋，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他很尊重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毛泽东。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周恩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却没有最后决策权，而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长征出发前，准备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他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周恩来也做了周到布置。
关键时刻，力推毛泽东指挥
周恩来在湘江之战后，便坚决反对李德再来指挥红军。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曾在宿营地同这个洋顾问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马灯。这时博古也不再出面袒护，而要周恩来“不要理他”（指李德）。据当时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后“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就此，军委的集体领导得以恢复，结束了由洋顾问瞎指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周恩来以其军委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在茅台镇连喝25杯
周恩来在党内军内一向有“管家”之称，他的勤奋精神无人能及。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担当起来。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一边听汇报，一边口授处理意见。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他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夜间汇报的情形说：“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有一次参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周恩来询问后说完全不知此事，马上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叫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后过于劳累，周恩来有时被迫在行军出发时躺在担架上睡一段，不过还经常被各种报告叫醒。他行军时很少骑马，因为担心打磕睡摔下来，因而多是步行，一边走还一边同身边的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周恩来一向生活简朴，不过有时饮酒且量很大。他在路过茅台酒的产地时，看到这一名酒大家都想品尝，便喝了一次。1972年周恩来曾告诉尼克松，长征途中他在贵州的茅台镇一口气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没有喝醉。不过在紧张的长征途中，这样的情况很罕见，即使在庆祝会上周恩来也节制自己饮酒，以防止酒后误了公事。
红军强渡赤水河渡口之一——茅台
过草地患肝病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因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中央多次开会仍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为了照顾党内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商量后，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张国焘后来当了叛徒，在所写的回忆录中骂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却唯独对周恩来还表示敬重。
红军在长征过草地之前进入藏区，当地粮食缺乏，周恩来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因工作过度劳累已身体虚弱，这时终于支撑不住病倒，连续几天发高烧。经医生诊断，确认这是肝炎转脓疡，当地又没有条件动手术。患肺结核且已吐血的妻子邓颖超赶来看望时，从周恩来身上脱下羊毛背心，一下子就找到170个虱子。
病势危急，干部团团长陈赓等人从雪山上取来冰块，采取局部冷冻的办法，使周恩来从便中排出半盆绿脓，才转危为安。由于连发几天高烧且未吃东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行军。此时战士们因饥寒交迫，身体都很虚弱，在泥泞中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行走。因人手不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亲自来抬担架，双肩都被磨破。周恩来见此情景不忍心，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自己走，都被陈赓拦住。
1954年，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患癌症去苏联医治病逝，遗体运回北京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前去抬棺，以示永远不忘草地之情。1961年陈赓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广州，马上向北京打电话提出追悼会等自己回京后再开。他赶回北京下飞机后，未回家便直奔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
【点评】勤奋忘我坚定不移
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动人事迹，只是他一生奋斗精神的一个缩影。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人们就会油然而生敬意。
在长征中，周恩来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从此坚定地拥护并以全力去辅助。周恩来以忘我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回顾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起到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则起到了最重要的辅助作用，他的英名将永远同毛泽东的名字一起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上。
第三章 身先士卒（1）
——“红司令”朱德长征之谜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伙夫头”来历并不简单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由于他年纪已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而他本人也以这个绰号为荣，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贫苦农家的朱德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在旧军阀部队中官至旅长。1922年秋，朱德到德国学习战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朱德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其介绍于翌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朱德又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1926年他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经过转战，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传遍全国，“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一个代称。
有职无权“使我伤心”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不同的意见，可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从这位井冈山时就在一起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过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前极大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就此同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当时部队命令多以“朱张”（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下达。
第一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改变主意要求全军南下，随后又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朱德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面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谩骂，朱德泰然处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解释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红四方面军一部有人当面攻击说：“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坚定地表示，中央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能离开。
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连连碰壁后，张国焘情绪低落总待在屋里，只有朱德常到一线指挥，这使他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树立起很高威望。各主力会师后，朱德坚持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战员一视同仁，多年间全军干部都以“朱老总”一词称呼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公正态度也对消除山头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为时一年，朱德却因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又拖了一年才到达陕甘宁，等于走了两年。他自己也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长征中举办野菜展览会
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后，遭到敌军重兵拦阻，连战不利，被迫退向荒凉的西康藏区。这时，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却打开了局面。朱德为顾全团结大局，尽量不正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却总是宣传北上的胜利，使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感到还是中央的方针正确。
这时活动在贵州的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电信联系，只是在蒋介石开始新一轮“围剿”，红军活动地域日益缩小，情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红二军团才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而此时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朱德认为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孤悬西南十分不利，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致电任弼时、贺龙等人，希望他们能到西康来。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并与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二方面军干部大都来自朱毛红军，他们拥护朱德提出的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主张。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经朱德的耐心说服，加上看到在康区没有出路，也赞同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分路北进过草地，朱德让总参谋长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自己继续随四方面军行军。此刻是第三次过草地，筹粮更为困难。朱德带着身边的人寻找可食的野菜，共找到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六十多种。随后，朱德组织了野菜展览会，让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派人来参观并介绍推广，既避免了误食有毒野菜，也能弥补干粮的不足。
草地几百里无人烟、无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儿，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里钓鱼。对这段历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称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点评】“朱毛”并肩成旗帜
无论是在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在人民解放军中，朱德都是总司令。毛泽东晚年见到朱德时，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艰难的长征中，朱德不仅个人激励和带动部队，还能很好协调三个方面军的关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尊敬。长征的历史乃至整个红军的战斗和发展史，都与朱德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谁有真理跟谁走（1）
——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