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线旧址之一：宜章
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
最后一道封锁线旧址：湘江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减员高达3万多人。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下属两个师基本被打散，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许多领导人后来感叹，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虽名义上增加了番号却缺乏战斗力，还不如把这些新力量用来充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部队。
过草地，红一方面军5000人编入红四方面军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惨痛损失的教训，便全军认识到错误指导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力量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18万人，重新改称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刚同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9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只余6000人，而左路军约5000人的原一方面军部队编入四方面军系列，随同再过草地南下。四方面军南下的8万部队在川西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川军的联合进攻，经血战后仍站不住脚，被迫于1936年初翻越雪山进入西康藏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补充粮食极为困难，因战斗、病饿和逃亡减员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万人。
6000中央红军到陕北
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委直属队、红一方面军部队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和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3万”和“8万”，不同统计方法造成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但保存下来的人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在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一数字也有其依据，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才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事实证明，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红军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并终将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点评】军队有“根”损失才少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少，主要是采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并在途中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中央红军长征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陕北后获得大发展，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第二部分 领袖之谜
第一章 运筹帷幄（1）
——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之谜
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用这句话概括红军长征的历史，也恰如其分。在遭受挫败的危难时刻，毛泽东使党和军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一历史功绩在长征中体现得尤其突出。撤出中央苏区的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已经到了覆没的边缘，正是毛泽东走上领导岗位，才解救了危局。
毛泽东不知道要去哪里
1929年初，朱毛红军从井冈山突围东进，经过两年艰苦开拓，在赣南闽西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这一根据地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众望所归，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
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在1933年后便开始逆转。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否定了毛泽东摸索出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弱小的力量与强敌打“堂堂之阵”的正规战。在一年时间里，根据地越打越小，由21个县被压缩到只有7个县，在敌军实施“铁桶计划”准备发起总攻前，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进。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职务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朱毛”仍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有些人在长征开始时甚至想把毛泽东留在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但考虑到他的威望，没有这么做。全军突围前，临时中央委托熟悉根据地情况的毛泽东到于都一带察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那里毛泽东突然患了重病，高烧40度以上，经傅连暲赶去抢救才得以脱险。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被担架抬着走上了长征路。当时中央纵队的女干部刘英询问说：“我们走到哪里去呢？”毛泽东回答：“不知道。”刘英当即说：“也是军事秘密吧！”毛泽东却正色说：“确实不知道！”
这样一次重大行动的意图，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并没有告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长征初期，由于呆板、错误的指挥，红军过湘江后几乎陷入绝境。这种惨败使广大指战员回想起前三次反“围剿”在毛“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泽东领导下节节胜利的情形。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大声疾呼应让毛泽东指挥。此前红军丧失根据地被迫长征原本是一种不幸，然而在这一不幸之中，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又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万幸。
遵义会议上成为领导核心
1934年12月上旬湘江之战后，出发时86万的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他们进入了崎岖的越城岭山区，暂时避开敌军包围。此时，部队前进的目标仍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而无线电侦察得到的报告是，国民党军已经以十几万军队布下口袋。如果中央红军不改变原有的指挥方式和预定计划，只有全军覆没。
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干部对“左”的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原来的总负责人灰心丧气，周恩来主管了实际工作。此时毛泽东被邀请参加决策研究，他在通道召开的会议上力主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地方军阀统治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驳了“洋顾问”李德按原计划行动的主张。这次“通道转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进入贵州未遇有力抵抗便占领了遵义，有了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为时达半个月的休整期。
遵义休整期间，部队补充了兵员服装，并得以医治伤病、恢复体力。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根据会后陈云留下的传达记录，毛泽东未担任党的总负责，被确定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第二次遵义会议上再次力排众议
当时党内最重要的领导工作是指挥军事斗争，实际结果证明了毛泽东确实在指挥上高于他人一筹。二渡赤水后红军重占遵义获胜，许多领导人又过高估计自身力量。1935年3月10日至11日，中央在遵义县枫香镇一个叫苟坝的偏僻小山村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和改组军事领导等问题。多数人摩拳擦掌赞成出击，只有毛泽东认为急于进攻将有覆灭的危险。据当事者回忆，毛泽东甚至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
结果在民主表决中，会议仍然做出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周恩来拟好作战命令后，夜不能寐的毛泽东又提着马灯跋涉五里多路，走来再三劝说。这时，负责无线电侦察的二局又发来敌军已有增援的急电，周恩来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鉴于毛泽东的意见正确，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而不能事事开会表决，中央便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在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小组指挥下，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甩掉了追兵。
彻夜工作，白天在担架上能睡一会儿
毛泽东长期在艰险的战争中思考问题，总被失眠困扰。据当事者回忆，每到宿营地，他马上查阅电报和地图，一面抓衣服上的虱子一面思考下一步的行动，彻夜工作。早上部队出发后，他在担架上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为减轻担架员负担，下午通常又骑马行军，边走还边同身边的领导人研讨问题。
征途如此艰难，毛泽东仍在戎马倥偬之际，以吟诗赋词抒发胸臆。如同他后来所说，许多诗作是在马背上哼成。迈步雄险的娄山关之悲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惬意，放眼陕北千里冰封之豪情……诗人风采，跃然纸上。“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去战胜艰难险阻。
妻子、警卫员和穷人让他流泪
毛泽东有着钢铁般的性格，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挚爱。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发现穷人血汗已被榨得一干二净，被称为“干人”，每逢见到这些人求乞都感到心酸。寒冬中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毛泽东看到一位穿破烂单衣的老婆婆带着小孙子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他当即脱下毛线衣，并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一起送给老人。身边的同志还看到，这时的毛泽东流下了热泪。
长征到达盘县时，贺子珍在敌机轰炸时为保护伤员被炸伤了17处，醒来后要求把自己寄放在村里的老乡家，不拖累部队，并得到单位领导同意。毛泽东赶到后，见到满身鲜血的妻子不禁抽泣起来，又命令用自己仅有的一副担架把她抬走。后来贺子珍感慨，此举救了自己一命，否则就是不遇到敌人，农村也没有治疗条件，躺着也只有等死。
中央红军到达西康的甘竹山时，毛泽东又遇敌机轰炸，身边的胡昌保中弹牺牲。看到这位从江西苏区就跟随着他的警卫班长，毛泽东又一次流下热泪，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动手掩埋了他。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还回忆起这个警卫。
【点评】在实践中树立崇高威信
长征以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主要在中央根据地局部范围内起作用，一度还遭排斥。在党中央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照搬外国经验的军事路线。无情的事实证明，那种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只能把革命引入绝境。毛泽东担任最高领导后，才真正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如何求生存，二是如何求发展。他的崇高威信，正是经过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的斗争实践而树立起来，最后得到党内军内共同拥戴。
当年陈毅曾说，我们都是游击队长，谁听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比我们强，所以我就放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支持毛泽东。历史事实说明，是毛泽东和他的军事思想挽救了中国革命，他被拥戴为全党的领袖才扭转了危局，不仅胜利结束了长征，还从此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章 事无巨细（1）
——周恩来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成为全军的“总管家”。每到宿营地后，油灯大都彻夜不熄，各种重要事务大都要亲自处理。他自己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所带的个人行李只有两条毯子、一床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自己认为不适合当一把手
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法国并在那里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周恩来，从参加革命起便显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回国时年仅26岁，很快就因才华过人，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被众多年纪相仿的学员尊为永久的师表。
在共产党内，周恩来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过人、不求名利而享誉全党，并在国际共运中有很高威信。1930年周恩来前往周恩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倍加赞赏，并希望他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而应辅助他人，主要负责大政方针确定后的具体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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