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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发展，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后，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南下的失败和中央北上的胜利，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徐向前等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顺利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新棉衣，感受到了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二方面军，但艰苦程度毫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但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点评】军队忠诚业绩永存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自1931年到达鄂豫皖后，广大干部出于对党的信赖，才服从了他的领导。然而长征途中的事实证明，只有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才能给红军带来出路，最终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张国焘，中共中央进行斗争的同时仍进行了积极争取，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安排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人最终不可救药，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到军统局当了特务。不过他叛逃时连警卫员都带不走，此后向四方面军的旧部进行招降几乎毫无响应，特务头子戴笠也骂张国焘实在无用。事实证明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在长征中的业绩也永垂史册。
第六章 “一张报纸定方向”（1）
——榜罗镇决策之谜
1935年9月18日，走出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哈达铺附近。参谋长叶剑英率队走在前面，看到路边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便试探地问：“这里到哈达铺还有多远？”小孩回答：“不到10里路。”此前两个多月，红军一直在偏僻的藏区和无人区，这时听到老百姓懂汉话，兴奋不已。进入哈达铺后，部队立即寻找报纸，从上面看到了陕北天险腊子口有红军的消息，于是中央马上确定了进军方向。
后来有人追溯这段历史说，长征最后是“一张报纸定方向”。到陕北落脚的决定确是如此做出的吗？
俄界会议本决定进入甘肃东北
红军过草地行军艰难，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1935年9月上旬，刚走出草地的中共中央正准备部署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却突然反悔要求南下，并对抗中央。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从巴西一带出发，率领红一、三军团共8000多人继续北进。进入四川和甘肃交界处时，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决定进入甘肃东北部，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外蒙古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至于具体路线如何走，到哪里落脚，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还没有确定。
9月17日，中央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甘肃军阀鲁大昌在腊子口设立的封锁线，进入了甘肃腹地。同一天，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了陕北，随后同陕北红军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兵力达7000人。当时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都盼望着中央早日到来，却因为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党中央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阎锡山为红军“提供”情报
9月18日，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这是三个月来进入的第一个大镇子。红军在这里休整了五天，将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提出的口号是“让部队吃好”，以尽快恢复过草地时严重消耗的体力。
部队停下休息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马上按照老习惯，顾不得吃饭和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许多部队领导也知道中央负责人的习惯，占领一个地方就先到邮电所找报纸。
从6月初进入荒凉的川康地区后，红军根本找不到报纸，进入哈达铺这个甘南的大镇子后，发现有政府机构和邮电所，部队马上找到了一些报纸送来。那些地方报纸大多用土纸印刷，质量很差，不过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还是把它们当作宝贝仔细阅读，而且是“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他们看到什么地方在“剿匪”就高兴，“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那个地方既然有“匪”可“剿”，可见还有红军在活动！
在这些报纸中，有一份《晋阳日报》刊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夸张的讲话，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这一消息，对中央红军真是天大的喜讯，说明陕北还有规模可观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
“党内贾宝玉”细说陕北详情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之前，对陕甘地区的革命情况已有所了解。陕北、陇东一带属黄土高原，人民生活凄惨，一向有反抗和斗争的传统。1928年渭华起义时，陕西就建立起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此后几经失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仍率领群众奋斗，在30年代初建立起陕甘红军，并在陕北和陇东建立起了根据地。
在当时的中央红军中，有一个陕西籍干部贾拓夫，曾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贾宝玉”、“陕北的才子”。他于1933年前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了解刘志丹等人的情况。1933年底，贾拓夫代表陕西省委前往江西瑞金向中央汇报西北的情况，不过这一年陕甘红军一度被打散，刘志丹虽返回陕甘重整队伍，中央却不清楚具体情况。由于得知陕西省委遭破坏，陕北红军失败，贾拓夫没有回陕，而是随中央红军长征，并担任了白区工作部部长。
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哈达铺看到报纸时，贾拓夫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叶剑英也找他商量，认为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把贾拓夫找去，详细询问陕北红军的历史及那里的地理民情。贾拓夫说明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陕北人，现在刘志丹在那一带很有影响。
了解到陕北的大致情况后，毛泽东等马上决定向那里前进。这时天气已经转冷，部队还没有棉衣，找到一个根据地补充衣物也是当务之急。确定前进方向后，贾拓夫又被中央确定为向导，留在毛泽东等人身边，一边走一边介绍陕甘地区的情况。
红军终于“到家了”
9月23日，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四天后突破了敌军的渭水封锁线，9月27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红军进入通渭县境后，当地老百姓看到红旗和指战员头上的红星，没有躲避，而是热情欢迎。指战员们向群众询问：“你们怕不怕红军？”回答是：“我们见过红军，徐海东的红军到过这里，可好啦！”
通过当地群众，中共中央了解到，不仅陕甘地区原来有红军，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也刚刚经过这里到了陕北。9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榜罗镇宿营，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决议，正式确定以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
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找到报纸，实际已经确定了方向，十天后又在榜罗镇会议开会做出决议，其原因正如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的那样：“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家长制变成了民主制，‘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认为，长征落脚这样大的一件事，还是由中央做出一个决议好。
榜罗镇会议只开了几小时，形成了到陕北落脚的共识。当时有些领导人还希望下一步能将根据地发展到接近外蒙古的地区，不过中央确定还是先到陕北落脚再图发展。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做了讲话，正式宣布：“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贾拓夫还奉命带领一个连并电台一部先行出发，去寻找陕北红军。
榜罗镇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直向东行军，于10月19日到达了属于陕甘根据地管辖的吴起镇。这个小镇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到达的红军却发现一孔窑洞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指战员都兴奋地欢呼起来。当时部队还穿着在遵义休整时被服厂赶制的一套单衣，大都已破烂，面临冬季来临无法御寒。陕北群众和苏区的被服工厂日夜劳作，很快为全体红军一人发了一套棉衣，伤病员又都能住院了。不少经过万里长征的指战员在穿上新棉衣并端起盛满小米的饭碗时都热泪直流，连说“到家了！”
【点评】偶然读报必然选择
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哈达铺后看到报纸，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即便没有看到报纸，也会了解到陕甘存在着红军和根据地，在困难的情况下一定会前往会师。此刻确定向陕北进军，是唯一正确的决策。若向河西走廊或宁夏前进，同马家军阀作战，后果将不堪设想。万里长征历尽曲折，最后以陕北这块土地为终点，主要原因是这里已有一块革命根据地，远征疲惫的红军终于找到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全国各苏区相继失败后，陕甘苏区成了仅存的根据地，这里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起点。
第七章 三万还是八万（1）
——长征后的红军人数之谜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自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的陈赓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甘宁，经历了长征的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呢？
长征出发一个半月，人员损失大半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头号目标，加上长征初期的错误指导，部队减员最为严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从赣南的于都县突破敌军包围圈开始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作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弹药十分匮乏，全军共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突围西进之初，由于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事先没有做好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对于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坚决服从命令已成习惯。但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远，开始出现思想波动，加上行军疲惫，陆续出现一些掉队落伍。
在赣南、粤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却减员13万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即湘粤边境的郴县至宜章一线时，发生了激烈战斗，减员8600余人。由于红军在经过粤汉铁路时动员了部分工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
封锁线旧址之一：宜章
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