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向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红军回来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的照片，立即将其买下带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格达活佛无比兴奋，马上向周围的故旧宣传，说当年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并要准备欢迎。
格达活佛与十八军干部在一起1950年春，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甘孜，他马上动员当地僧俗民众支援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并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首长说：“如今刚刚快到15年，你们果然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当时中央邀请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职，朱德还邀请他到北京一叙。
格达活佛看到解放军正在准备进军西藏，便表示自己应先到拉萨一次，利用过去的关系劝说上层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条件，然后再进北京。尽管中央告知此行有危险，他仍毅然前往，结果行至昌都时遭反动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实现与朱总司令再见面的最后愿望。格达活佛去世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他为藏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事迹也一直受到人们怀念。
【点评】忠实朋友毕生奉献
格达活佛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很大影响的藏族上层人士，在遇到红军后就毕生竭诚拥护解放事业，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为此还不惜献身。这一事迹的本身就说明，红军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格达活佛通过亲眼所见，坚信红军的道路也是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他不仅帮助了当年的红军战胜艰难险阻，也为后来甘孜藏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使长征留下的宝贵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神奇部队之谜
第五章藏装红军——雪域高原的
神奇部队之谜
青藏高原东端的康区，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在此经过和停留。当地有着传奇经历的藏族汉子马骏振臂一呼，康区还诞生过一个藏民独立师。这支部队的成员大都没有穿红军服装。他们身着藏袍，骑马在广阔的高原上驰骋，为保卫自身的利益和著名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战。几个月后，红四方面军离开藏区，藏民独立师也在北上途中解散，然而它在红军长征的史册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藏族小头人出面拥红军
1935年4月，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川陕革命根据地西进，不久即挺进懋功（今阿坝小金）一带藏区，接应红一方面军。这时，反动当局利用藏族民众对汉族军阀部队的恐惧心理，大肆散布谣言，说红军杀人灭教，毛泽东、朱德在越嶲县发给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武装的委任状
一时间多数群众躲入山间。但丹巴县有一个上过天主教会办的小学、懂汉语并且经过商的30岁的藏族汉子麻孜？阿布，对这支新来的军队感到好奇，不但不躲藏，反而主动前往懋功探听虚实。
麻孜？阿布遇到“红汉人”的队伍后，亲眼目睹了他们保护寺院和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的行动，很受感动，便自告奋勇给红军当翻译和向导。他还招呼十余名青年随同自己下山，从附近找来木料，搭建桥梁方便红军通行。红军进入丹巴县城后，他又发挥自己熟悉当地情况的特长，帮助安排红军的食宿。红军首长根据其原名“麻孜”的谐音，给他起了个汉族名字“马骏”，其意为藏族人民的骄傲。
马骏的父亲在丹巴藏区是个小头人，为人开明，一向不满四川国民党军阀的敲诈勒索，得知儿子的行动后表示赞成，自己也出面拥护红军，帮助筹集了十多万斤粮食。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占领丹巴县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让他担任县政府副主席。
马骏一家在当地颇有影响，他们父子出面号召，很快拉起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其他一些乡里也建立了少数民族武装。红军随即派来政工干部，收编了这些队伍。据当时驻丹巴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给红军总部的《关于敌情及部队情况的报告》记载：“丹巴县及区均已建立了番族人民革命政权，共分七个区，群众很好。武装除独立团外，各区有二十个、三十个不等的游击队……番民独立团现成立了三个营，约八百人，有枪二百余枝，每连我们都派有军队干部去领导。”
11月间，红五军在丹巴县建立起各级红色政权和乡级游击武装后，又帮助组建起“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骏担任团长，下属800人，成员绝大多数为藏族。独立团一经成立，便开始清剿地方反动武装，修复被反动势力破坏的桥梁，积极维护地方治安，为在川西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提供后勤支援。当时红军动员藏民参军的口号主要是“番汉一家”，要群众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四川军阀侵害，因此调动起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这些藏胞多不通汉语，对共产党的理论不能完全理解，却出于自发的反抗本能，踊跃地跟随红军投身于反抗四川军阀的战斗。
红军干部穿上藏装
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关作战受挫后，不得不西撤，以丹巴等地作为主要战略立脚点。由于这里藏族群众参军比较踊跃，民间又藏有大量武器弹药，1936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及各区乡游击队合编，扩建为丹巴藏民独立师。
藏族出身的马骏被任命为师长，红军派去的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原属一、四方面军的100多名干部到该师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为便于工作，他们也换下红军的军装，改穿藏族服装。这个师开始只有1000余人，在红军离开藏区前发展到三个团，共2000余人。参加该师的战士多为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英勇的藏族青年，开始装备有300多支步枪，其余是长矛大刀。
在独立师成立大会上，马骏身穿藏袍，脚登皮靴，头戴狐皮帽，精神抖擞地走进会场。他用洪亮的声音，分别以藏、汉语进行了动员，正式宣布：“丹巴藏民独立师正式建立了，热烈欢迎各民族青年参加！”接着，马骏又具体说明：“今后，新老干部都要有跟着红军革命到底的精神，要团结得像一个人，打倒我们所有的敌人。”“民族有别，不是冤家，敌我之分，才是对头；实现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红军转移，藏民独立师殿后作战
丹巴藏民独立师成立后，经过短暂的教育训练，就配合红军主力参加作战。1936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六个师会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由于这一地区人口少、粮食缺，红四方面军补充日益困难，冬衣都难以解决。在此情况下，张国焘被迫承认红军长期停留在康区不利，却又不愿立即北上，于是决定向甘孜转移。当时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殿后，阻击敌人前进，保障了主力转移。
在独立师成立后的战斗中，红军派去的干部同师里的藏胞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政工干部都得到马骏的尊重。在这支藏族武装中担任师政委的李中权回忆：“马骏虽然是少数民族头人，但他思想藏民担架队支援军队开通，同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有深刻的矛盾。”“马师长热情、周到，使我有回家之感。他表达能力很强。”当年到这个师工作过的其他人也回忆，马骏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匀称、非常英俊的藏族汉子，打起仗来总是一马当先，冲杀在骑兵部队的前面，率众打了不少胜仗。
十几年后为解放军带路
1936年春，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入甘孜地区，国民党当局派出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煽动当地土司纠集兵力抵抗。为了对藏胞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总部让丹巴藏民独立师一面制服抵抗，一面做争取说服工作，使很多地区表示拥护红军。
四方面军在甘孜落脚后，决定成立金川军区，丹巴藏民独立师划归其管辖，改番号为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该师的主要任务是担负地区的警戒，维护社会秩序。由于该师战士着藏族服装并适应当地风俗习惯，成为主力红军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以藏族为主体的“博巴自治政府”建立后，这个师因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在筹粮和打击反动土司时往往骑马跑在最前面，其行动也比较容易被当地群众理解和接受。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藏区北上，开始决定带藏民独立师一同行动。但该师战士缺少文化知识，当初参军主要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受眼界和生活习惯所限而不愿进入汉族聚居区。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红军长征纪念碑大部队离开藏区时，该师许多成员因牵念家乡自行离队，师长马骏因提出不同意见而受张国焘怀疑并遭诬害。当时派到该师的政委、指导员虽然努力进行宣传动员，毕竟无法改变长期的民族隔阂造成的一些思想情绪。红军总部的一些领导人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再坚持让这支少数民族武装随主力北上，不仅无益反而可能生变，便宣布解散部队，愿留愿走听其自便。最后除了十几名藏族青年坚定地随红军走过草地北上陕甘，其他的人都陆续返回了家乡。
参加过独立师的成千名藏胞回到康区后，对红军还长期保持着深厚的感情，1950年解放军进藏时路过当地，许多人又主动跑来带路和帮助运输。部队的干部战士对他们表示感激时，的一些藏胞还用已经生疏的汉语回答：“都是自己人，我当过红军！”
【点评】宝贵尝试留下火种
在红军长征史上乃至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藏民独立师的存在只有几个月，但却是一次宝贵尝试。虽然受客观条件局限，这个藏族师在红军北上时因无法带走而解散，却培养了一些民族干部，积累了在藏区工作的经验，为后来藏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充分体现了“长征是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第六章 着重培养（1）
——喇嘛成为新中国重要干部之谜
红军长征进入西康少数民族地区时，有一批藏族青年投身于这支由汉族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其中有一位18岁的小喇嘛不仅参了军，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部队的干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这位跟随红军三过草地的藏族青年桑吉悦希，由毛泽东亲自取了一个汉语名字——“天宝”。
小喇嘛当上了少先队副队长
1935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接着继续长征到达藏区。部队进入这片少数民族区域后，一些藏族青年怀着朴素的感情参了军。天宝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为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
天宝，原名桑吉悦希，1917年2月出生在阿坝马尔康一个贫苦藏族农民家庭。当地的习俗，一家人有一个男孩首先要送去当小喇嘛，天宝在家中是老大，十二三岁时便入寺庙当“扎巴”。他在寺庙内地位很低且深受压迫，加上多少学了一点藏文，算是有文化的喇嘛，思想比较活跃，内心中有了反抗的念头。红军初到藏区时，国民党和反动土司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等一系列谣言，藏民们纷纷逃到山里。天宝本来觉得自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愿躲藏，后被迫同众人上山。不久，他出于好奇又偷偷下山，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做“红军”的汉人队伍。
天宝发现红军纪律严明，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宁可冒着雨雪风霜，挨饿受冻。尤其是看到这支队伍待人和气，还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他更是在心中出现了共鸣，渐渐敢同红军接触，还产生了打土豪给乡亲们分浮财的念头。出于对红军的好感，天宝没有同父母亲商量便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由于他在参军的藏族年轻人中算是有文化的，马上被任命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任务是为红军筹集粮草，还参加打土豪、分田地。
受到红军严明纪律和和蔼待人所感动而参加红军的，在藏区还有不少人。沈阳军区曾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藏族女红军，她回忆当年的情景便说，自己起初躲在村里，见红军纪律好才敢出来。由于她能讲点汉话，便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并去动员躲避的藏民下山。此后她在革命队伍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便留在红军中再也不走，一直跟随到陕北。
参加红四方面军不久，天宝就跟随部队两过草地，又南下西进。由于他表现好，入伍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被任命为藏民独立师青年部长和“番族人民自卫军”的党代表。天宝作为藏族干部，一到达新驻地，就率领战士到寺院或土司头人家中筹集粮草，交涉各种具体事务，起到了汉族指战员难以起到的作用。
长征路上学习文化知识
天宝回忆说：“我参加红军的时候，不认识一个汉字，汉话也说不了几句。”“我这一点汉文，就是在长征路上开始学的。”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学过的汉话大部分能很快记住。通过学习，他由简单直观地感到红军好，逐渐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在藏区曾有上千名藏族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