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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是高原湿地的俗称，为泥质沼泽，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夏季像鲜花编织成的魔毯，一望无际，色彩斑斓。入秋后，无边野花开始迅速凋谢，香气阵阵袭来。在表面迷人的景色之下，草地却处处弥漫着浓浓杀机。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齐膝，深处没顶。这里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是没有人烟村寨、没有道路的灰绿色海洋，东西南北茫茫无垠，不知何处是尽头。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一天走下来，人们精疲力竭，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直至没顶。
红军过草地时正值秋天，又是雨季，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成了漫漫泽国，遍地的积水散发出一股腐臭的气味。草地上野草茂盛，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难辨方向，只有在太阳偶尔穿出云层时，才能纠正行军路径。在沼泽中行走，破了皮的腿脚泡过后很快会出现红肿甚至溃烂，还常有小拇指粗的蚂蝗叮咬。草甸上河沟纵横，水寒刺骨，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
在长征中，草地堪称大自然所设置的最大险阻。湘江、娄山关、腊子口等战斗虽然凶险，毕竟只是战斗部队参加，过草地却是长征队伍中每个人的事。就个人而言，江河山川个把小时或几个小时就能穿越过去；雪山再难爬，咬着牙一天都能通过。但是穿越草地，茫茫几百里，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便走了七天才得以通过。
丢失伤员科长被枪毙
软绵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泥潭，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用力不当，也会被拖入泥沼，同归于尽，为救同伴而牺牲者屡见不鲜。草地中没有人家，只有选择较干地面露营。夜间战士们就坐在背包上，背靠着背相互取暖，一条破烂不堪的毯子或油布，都是奢侈品，大家在严寒中互相你推我让，往往是盖在伤病员或年老体弱者身上。
过草地时，红军指战员宁愿自己吃野菜、草根和树皮，仅有的一点干粮都让给伤员和体弱者。部队筹到的粮食有多有少，筹粮多的就要匀些出来给筹粮少的。每天开饭时，以连为单位围成一个圈子，由指导员发放小半茶缸青稞作为一天的口粮，每人带的那袋粮食是属于集体的，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动用一粒，有的战士饿得昏过去也不肯动用自己身上的粮食。红军的高层领导也是如此。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随三军团过草地，连续发高烧，五六天没吃东西。彭德怀命人组织担架队，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队长，兵站部长（相当于后勤部长）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加入抬担架，结果走过草地便累得病倒。
为了提高战士们的情绪，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经常唱起湖南家乡小调和花鼓戏，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不过红三军团某部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在过草地时丢了几名伤员，为红军纪律所不容，被宣判死刑枪毙。
【点评】决定错误再受磨难
红军左、右路军进入草地的起点不尽相同，终点都是一个，即班佑。班佑藏语称“弯佑”，意为老和尚，它位于广袤草地的边缘，是红军经过沼泽荒原之后能见到的第一个寨子。虽然里面住的几十户藏民都已逃避，但这里离能找到粮食的农区不远，红军生存已无问题。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在左路军进至草地边缘时却突然要求全军回头南下。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张国焘却倚仗人多而坚决抗拒。当时中央被迫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又回头再过草地。一年后，南下受挫的四方面军重新北上第三次过草地，数万指战员又经受了这片最艰险地段的磨难。
第五章 插牌借粮（1）
——红军“外债”之谜
1935年8月下旬，右路红军经过一周左右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北出到班佑、巴西一带。这里有了人烟，通过包座一仗的缴获，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右路红军在此地稍事休整，等待左路红军，以便继续北上。然而左路军中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强令四方面军部队和左路军中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十二军）掉头南下，数万红军再遇草地之厄。
艰难的草地，对任何军队都是残酷的险阻。据在松潘草地边缘拦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统计，他们虽然供应条件好得多，几个月时间里也减员半数左右。失去后方，衣食均缺乏来源的红军，面临的艰难处境可想而知。
红军不得已插牌借粮
1935年9月，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严令下，调头折返南下。回去的路上粮食供给更为困难，不少人又倒在泥泞的草甸中。
南下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川康边苦战十个月，无法建立根据地，难以得到人、物补充，部队人数减至4万多人，干部战士普遍要求北上。翌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张国焘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北上，于是两军又经过草地向甘肃前进。
女红军李伯钊回忆说：“我曾三次过草地。那是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过大草原的中部，一共走了29天。”
红军二、四方面军最后一次过草地时走的路程最远，时间花费也最多，约有一个多月。若加上前两次在草地中的折返，红四方面军走过草地的路程最为漫长。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间更长，是由于不能再走松潘地区，不得不走草原的纵深地带。由于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总部要求每个战士要准备15斤粮食。
红军停留的藏区本来产粮就不多，经几万大军往返，筹粮更感困难。红军发动藏、羌族僧俗群众，许多群众积极把存粮卖给红军，一些寺院还把多年积存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小寺院往往有几百斤，大寺院则有成千上万斤。在德荣县龙绒喇嘛寺，赠送红军的青稞达15万斤，成为当时记载捐粮最多的寺院。藏胞支援的牛羊也很宝贵，肉可以吃，皮子拿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还可做皮鞋，走起路来比草鞋好得多。
在部分地区，藏民受反动宣传影响逃避一空，红军只好收割藏民留下的未成熟的青稞，然后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后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领回银元，称为“插牌借粮”。毛泽东曾把这说成是红军的唯一“外债”，全国解放后还专门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的领导向藏民做补偿。当年红军留下的欠条，由人民政府加倍偿还。这些欠条现在成了珍贵的文物。
过草地的“三怕”与“三难”
红军过草地，有“三怕”和“三难”。
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如果抢救方法不得当，救人者和被救者都会被污泥吞噬。后来人们知道，不能莽撞往上挣扎，只能斜躺着蹬草兜，往浅处翻滚移动，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者腰间拉上来。
二怕下雨——因为这时脚底下的草甸会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
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身体虚弱者经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战士倒下。下暴雨的时候，河水猛涨，不少人被大水冲走吞没。
行难、食难和宿难，也是草地中的杀手。
行难自不必说。食难一是没有粮食，二是有了粮食也很难吃。携带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很难下咽，且口渴难熬。草地的水有毒，有的人连人尿、马尿都喝过。
在草地行军时，指战员们体力消耗大，多数人走了一半路程便将炒面吃光，断粮时只好吃所有能充饥之物指引红军过草地的“草地设营地图”——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神仙土”、粪便中残留的粮粒等，甚至一根牛皮带分几次熬汤供数人喝。后来首长们的坐骑，也成了战士们的食物。
草地上夜宿也难，有山丘等比较干一点的还好，在草地露宿往往要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为避免睡着滚到泥沼里，有时还要几个人轮流值班。夜晚的寒冷常常会夺去战士的生命，他们甚至至死还保持着熟睡的样子。
尝野菜“上演”《生死牌》
古戏文中有《生死牌》一出，委实决定不了谁生谁死的时候，只有抽签决定。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了真人实事版。
这一故事的主角是红六军团保卫局的七个人。他们过草地时，由于路荒无人烟，已断粮好几天，身体快垮下来了。为了填饱肚子走出草地，他们分头采了一些野菜，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人先尝，鉴别出无毒野菜供大家充饥。
会上，四名党员要求先尝，三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也要尝，年老的要尝，年轻的也要尝，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存留给别人，场面感人至深。最后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了最年轻、身体最好、抵抗力最的陈云开先尝，理由是他能抵抗住野菜的毒性。不知名的野菜，苦、酸、麻、辣、涩，味道俱全，当他品尝到第七种野菜时，终于中毒晕了过去。
故事结尾是：陈云开经战友们抢救未有大碍，而战友们吃了无毒的野菜，最终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红军三大主力牺牲多少人？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死亡的确切数字，一直很难准确统计出来。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在这里死去的人，比长征以来在其他地方牺牲的人要多。
1935年9月4日，周恩来曾致电一军首长林彪、聂荣臻称：“据三军收容及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那些消失在沼泽中的人，显然还不在上述统计中。
红三军团到达班佑时，军团长彭德怀在望远镜里看见班佑河对面还有好多战士没有过来，便命四师十一团政委王平带部队去接应一下，过去后才发现这些人都是死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根据战史上的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草地时死亡的数字，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来：红一方面军1935年6月过草地之前统计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之后剩下13万人（其中在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5000人，中央纵队和一、三军8000余人），损失约6000人。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原二、六军团14万人，又补充了红三十二军2000多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10月间三大主力会师时为11万人），过草地损失约3000人。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以第三次过草地统计即损失近7000人。如果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损失数翻一倍还要多。
过草地损失的上述人员中，只有少数是因忍受不了艰苦而逃亡（多是入伍不久的当地人）或掉队失散，其余都是因冻、病、饿而牺牲。这些死者，战友来得及掩埋时就在简陋的坟前立上死难者的拐棍，刻上他的名字。来不及掩埋的只能暴露于野，更像是凝固在草地中的一尊尊雕像，在岁月的侵蚀之下慢慢消失。
【点评】巨大牺牲换来广阔空间
红军以过草地的巨大牺牲，换来的是纵横驰骋陕甘地区的广阔发展空间。此后，“爬雪山，过草地”几乎成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红军长征精神的两个行动。
党史专家石仲泉曾经为红军过草地总结出六条经验：“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阶级的友爱，革命的情谊，严格的纪律，乐观的情绪。”这六条不仅是红军战胜草地的经验，也是整个长征胜利的经验。
第六章 单衣出发（1）
——红军抵御恶劣天气之谜
红军长征中，除了要克服地形险阻，还要克服烈日、风霜、雨雪、冰雹等恶劣气候条件。红军长征期间经历了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但各主力红军出发时穿的都是老苏区带出来的单衣，沿途没有根据地，很难补充服装，适应气候变幻成为征途中的严峻考验。
寒冷成为各支部队共同的敌人
中央红军长征经历了一年时间，红二、六军团历时也将近一年。红四方面军在征途中因曲折往返，用了一年半时间。过草地前调到左路军随四方面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以及随其行动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则走了两年。这就意味着，参加长征的红军都经历了一年四季的雨雪风霜。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从苏区突围前，每人发放了一套新军装。出发的时候正值秋季，南方天气冷热适中，比较适合行军。12月初进入五岭地区，尤其是翻越老山界时，人们首次感受到了“瞬间有四季，几步不同天”的气候，指战员们单薄的军衣已经难御寒冷。
1935年元旦，雪花纷飞之际，红军来到乌江边。在寒风刺骨中，突击队员们赤膊短裤，乘着半截浸在冰冷江水中的竹筏，冒着对面射来的枪林弹雨强渡，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
突破乌江一周后，红军占领遵义。此时经过近三个月转战，军衣多已磨损。在休整的十几天里，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人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在四渡赤水时才勉强保障了抵御严寒的需要。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向伏牛山区转移的时候，部队也身穿单衣。这时正值11月下旬，遇到突然南下的寒流，豫西地区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的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大都冻僵，有的枪栓也被冻住。这时部队偏偏又遇到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身先士卒，抡起大刀，以白刃格斗杀退敌人。天黑以后，风雪大作，接着转为大雨。红军忍受着极度寒冷、饥饿和疲劳，顶风冒雪脱离险境。
此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建立了根据地，靠发动群众征集布匹和棉花，为部队解决了棉衣，才能在秦岭南麓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红二、六军团部分领导合影
红二、六军团长征时，沿途让各部队自己解决衣物以适应气候变化。由于在西南地区难以找到灰布，二、六军团的军服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以至三大主力会师时，许多人找二方面军的人就以黑色军装辨认。
夏装越雪山脸盆挡冰雹自己织毛衣
气象条件往往是地形险阻的放大器，越是在地形条件复杂之处，气候就越恶劣。长征中最大的自然险阻莫过于雪山和草地，那里特殊的地形地貌加上恶劣的气候，造成很大的伤害。
中央红军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进入云南，气候一时转好。但到了金沙江畔，阳历四月底的天气已极炎热。一个月后，中央红军就遇到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山下温暖如春，山上却雪花纷飞，上得越高雪下得越大，冷到零下一二十度，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雪山上的气候非常奇异和危险，经常风雪交加，狂风吹动厚厚的积雪一堆堆地倒塌，把人深深地埋在雪底。有时山上又骤然出现晴空丽日，雪上的强烈反光把一些人的眼睛刺成雪盲。在夹金山上，红军还遭到了冰雹的袭击，大雪夹杂着鸡蛋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向人们砸来，一些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但靠着顽强的毅力，穿着夏装的红军终于战胜了雪山。
红一、二、四方面军过草地，都赶在秋季，丰沛的雨水使本已滞水泥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