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
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
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渡口南面，红三军团抗击回头北上的桂系两个军，战况尤为惨烈。五师师长李天佑看着部队伤亡过半，一面严令坚守，一面催促机关人员“走快点”。
在湘江渡口北面，红一、九军团主要抗击湘军进攻。第三师的团、营干部大部分牺牲或负伤，四师在一天之内竟有两位团长阵亡。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追兵日夜激战，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控制，军团部和第十三师只得另寻渡河点涉水而过。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战至最后大部牺牲。
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后卫中的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在湘江以东阻击追兵，全师6000余人仅剩300余人，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为他医治并准备诱降时，他拒食拒医，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挖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
【点评】红军不死转折契机
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空灵奇幻（1）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谜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此战国民党川、黔军损失了3000余人，而红军的损失则缺乏详细记载。根据在扎西整编期间红军实有兵力3万人的统计，等于此战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军的数量，即伤亡或失散约4000多人（掉队者多是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尤其是长征前由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学员在此役中伤亡过百，那可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骨干中的骨干，令毛泽东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
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
二渡赤水河渡口之一——太平渡
2月20日前后，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向东二渡赤水，并在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王家烈主力八个团。此时，蒋介石中央军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至遵义城南，红军又乘胜发起反击，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其余狼狈南逃。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此役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特长，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士气大振。在遵义城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被流弹击中头部而牺牲，红军痛失大将，兵力也有一定的损失。
蒋介石称此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则即兴赋词《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然，此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其中包括某些红军高级将领。红军离开遵义才半个月，现在突然回师，又必须保守军事秘密，导致很多红军指战员不理解。
三渡赤水调敌向西，四渡赤水从容脱困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以中央军和黔、川、滇、桂各派共30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为摆脱敌人，红军于3月11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准备歼灭中央军周浑元部，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
但在鲁班场战斗中，红军未能得手。
鲁班场战斗即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茅台那次打仗”，如果此战获胜便有可能“赤化贵州”。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以及干部团，向驻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发起猛攻。战前判断该敌只有两个师，红军集中主力应该能完成歼灭。战斗中敌人却以六个团兵力急速增援，红军苦战一天形成僵局，为避免消耗，决定撤出战斗，并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彭德怀曾说：“在鲁班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
毛泽东决定绕道进入川康，这样才能避免不利决战，转危为安。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动。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判断红军有北渡长江迹象，下令中央军和川军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红军则再次调头向东，在敌军的间隙中穿过，于21日晚至22日晨四渡赤水，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急忙调滇军前来保驾，没想到红军又乘虚进军云南。滇军主力已东调，只剩各县保安团向昆明集中，滇北空虚。红军乘虚迅速进至金沙江，以几条小木船从容渡江。
四渡赤水将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全部甩在后面，红军宣传队有《一只破草鞋》之剧，意谓敌自赤水河以来跋涉千里，追到金沙江边，红军已杳如黄鹤，岸边唯遗一只只穿烂的草鞋而已。
【点评】集体智慧用兵如神
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标图中，最为复杂曲折的路线是在贵州遵义及其西北地区，即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
有人形容此时的红军为：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尾，把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玩弄于掌股之间。
毛泽东善于听取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其他战友的意见，聚集体智慧于一身，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军此时的机动灵活，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红军广大指战员却感到回到了前三次反“围剿”时的主动局面，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由此确定。
第三章 铁索孤舟（1）
——中央红军打破“宿命”之谜
红军在大渡河畔的战斗，有两个具体场景：“安顺孤舟”和“飞夺泸定”。与其他战斗相比，大渡河畔的战斗更能体现“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特点。
安顺场渡口一叶孤舟上的18位勇士，泸定桥13根光溜溜铁索上的22位英雄，其个人的战斗素质和勇猛精神，被提到了决定整个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高度。
但大渡河畔的战斗，如果只是为了证实红军战士的勇猛，是远远不够的。它真正的含义在于打破了一直笼罩在红军高级将领头上的宿命——一个关于大渡河的宿命。
大渡河畔，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打精神战这张牌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暂时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从云南北进。蒋介石亲自坐镇昆明，一面令薛岳渡金沙江紧追，一面严令大渡河的川军加紧布防，同时宣称：“要让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大渡河边，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3万人到达安顺场（彝语紫打地）。一个多月前他们在云南巧家抢渡金沙江，清军毫无知觉。他北上时选了一条山间捷径，而且也没有选择跟先遣队同在大树堡抢渡，而是把渡口改在大树堡上游的安顺场。
石达开到达的当天，立即派人渡河到北岸侦察，没有发现敌情，决定停留三天，征集船筏。此时是阴历4月27日，往年大渡河汛期最早也要到5月底。
石达开做好渡河准备时，发现河对岸出现清军，便派出5000精兵以船筏大举抢渡。此时大渡河却提前涨水，几十年所不遇，洪峰猝至，船破筏毁，渡河精锐皆葬身洪水。奇怪的是，强渡失败后，洪水旋即消退，两军都疑是“河神”显灵，清军士气大振，太平军则士气低落。
《战士报》第186期载有《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文
和十七勇士及五个模范等名单
随后，太平军又做了几次渡河尝试，皆告失败。石达开决定向扼守要路的番族土司王应元以金银买路，遭到拒绝，只好冒死向东突围。由于洪水、战斗、疾病和饥饿，使最后突围的不过6000人。为了轻装，石达开甚至让妻妾抱幼子裹帛投河。最后突围仍未成功，石达开被迫请降，被解到成都处以极刑。
72年之后，红军无论是从到达的时间、路线、兵力和面临的困境上看，跟石达开当年确实有着几分相似。毛泽东知晓石达开的典故，不过他自有妙计。
毛泽东建议，让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在江西曾因反对李德而遭贬，黎平会议之后才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他早年在讨袁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毛泽东多次有意放出话去：“刘伯承绰号‘独眼龙’，无论是金沙江还是大渡河，区区江河之水又岂能困住龙乎？”
刘伯承抢出生死攸关的三天
用刘伯承过大渡险关，关键在于他是川中名将，熟悉川西的地理人情，在当地威信很高，且心思缜密。刘伯承担负开路任务后，经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经德昌、西昌北进安顺的羊肠小道，迅速接近大渡河边。
过彝族区之前，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结盟成兄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三天通过彝区，就是这关键的三天改写了历史。刘伯承事后回忆：“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
为使刘伯承顺利夺取安顺场，军委又派左权率部分兵力在大树堡佯攻，制造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的假象。
5月24日，担任先遣队的红一军团的第一师第一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安顺场右岸。此时船只已大部被敌掠往对岸，红军只夺到一条小船，马上以一营营长孙继先率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
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