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东进后，于9月27日占领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在当地又休整了两天。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感到，确定落脚点这样一件大事，还应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为好，于是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到会者一致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
榜罗镇会议结束后，9月28日清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并进行了政治动员。接着，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最后，出身陕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西的干部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转战两万里，人们此时终于有了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直向陕北前进，并打退了尾追的马家军和东北军的骑兵。
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入一个只有十孔窑洞的小村镇。老百姓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军队，大都逃避。不过先头部队发现，一个窑洞前挂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他们异常兴奋，确认自己到达了陕甘根据地。
这个地方叫吴起镇。中央派人去联系当地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接着于10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正式宣告长征结束。他详细说明了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提出应在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主要区域。他还提出，应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会上的其他同志发言，表示了希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不过一些领导人感到，一时还难以做到这点。
会议结束后，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号召陕甘支队指战员要迅速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吴起镇会议，为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做好了准备。
【点评】明确目标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的一个多月里，政治局在2000里的行军中连续召开会议，这对汇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最后统一思想落脚陕北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段时间里也充分体现出来。当年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藏式木楼、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大都已难寻，然而那个艰难岁月中发扬民主的作风和优良传统，还是作为宝贵财富留给了后人。
第七章 重握主动（1）
——瓦窑堡确定大转变之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当地虽然贫穷，可毕竟伤病员有了地方安置，中央机关也有了相对固定的住所，全军还下发了根据地群众缝制的新棉衣。不过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仍在南方长征和转战，如何确定新的政治方针，迎来全军长征的胜利，仍是头等重大问题。
此时，一个化装为货郎的“远方”来客来到陕甘苏区的中心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接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在一孔石窑洞里召开了……
神秘货郎带来共产国际新指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11月6日又到达甘泉的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由于国民党军正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等赶到前线指挥，张闻天则率中央机关北上进入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瓦窑堡。
11月10日，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这一天，陕甘苏维埃政府组织几千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还表演了秧歌舞，镇子里热闹非凡。张闻天进镇后，与新婚妻子刘英住进了一孔宽敞些的石窑洞，中央的一些重大事务便在那里处理。
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十余天，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壮汉便找到这里，见到了老熟人张闻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张浩（原名林育英）。他于四个月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为防路上被敌抓捕，遭遇不测，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行前背下了文件内容和新电码，化装成一个货郎，先骑骆驼后步行，跋涉千里通过内蒙古戈壁，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最后看到陕北苏区的布告才找到瓦窑堡，一路上足足走了三个月。
新精神与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
张浩见到张闻天后，讲述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的新变化。由于德国、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七大上盛赞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会后到达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又报告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使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更急于把国际新精神通知中共中央。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与莫斯科中断了电讯联络，共产国际在七大结束后便派张浩作为代表（过去派来的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从苏联通过外蒙古进入内蒙古，前往西北寻找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高兴。张闻天让他留在自己的窑洞里，一日三餐在一起边吃边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从前线赶来相会。毛泽东得知国际新精神正好与自身想法相吻合，马上开始制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作为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浩对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和制止张国焘的分裂也起了重大作用。他到达后便致电过去很熟悉的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迫使其收起自立的“中央”牌子，回电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张浩随后又对四方面军做了许多工作，促进了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宁，胜利结束了长征。
新政策出台：一致抗日，争取东北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窑洞只能坐下十几个人，开会时在炕前支起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政治局委员在炕上和长凳上随便就坐。
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杨尚昆等十几人参加，张浩（林育英）在会上做传达。由于这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央也让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前来参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策略。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决定，重组的红一方面军尽快东征山西，争取进入华北抗日前线。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因蒋介石派十个师帮助阎锡山拦阻，两个多月后折返陕北。东征的成就如同毛泽东曾用四句话所概括的：“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的周恩来进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在教堂中秘密会见，促进了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不久便促成了以“兵谏”捉蒋逼其停止内战的“西安事变”。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政策的成果。
中共参加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博古（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瓦窑堡成为张学良的“战绩”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前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使此前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党组织开始恢复，“一二九”运动后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也日益高涨。
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后的近半年间，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设在城内北侧的米粮张学良山上。1936年春，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兵“剿共”，并对行动不力的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此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必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于是秘密同东北军打了招呼，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瓦窑堡”的“战绩”。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保安县城（今志丹县）。
张浩和中共中央把新的政策方针通过电台通知了返回川康边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中央北上陕北后打开了局面，红四方面军则在藏区陷入了兵源粮源补充极困难的窘境，部队人数由8万减至4万。任弼时、贺龙所率的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后，了解到中央的新政策后也坚决拥护。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终于根据中央的要求一起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间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点评】局面扭转焕然一新
如今人们到陕北子长县瓦窑堡镇，还能看到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的几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左起第二孔窑洞即张闻天旧居，正是在这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众多的会议，大都是在紧急情况下讨论行动方向。长征到达贵州北部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不过那时军情紧急，主要是改变军事路线。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上才彻底纠正了“左”的政治路线，完成了从遵义会议时开始的全党的策略转变。此后，国内形势很快焕然一新，同时迎来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长征胜利结束，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得到自身的大发展。
第四部分 战役之谜
第一章 喋血湘江（1）
——红军伤亡之谜
长征究竟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战果是多少？根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时由彭加伦记录、肖向荣填词的《远征曲》这样总结：“大小五百余战，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这还只是中央红军的情况。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旧址之一——固陂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况与三个月前判若云泥：彭德怀谶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丧失良机只能死拼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八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
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无线电侦知了严峻敌情之后，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红军便处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态势极端不利。
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中央军将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便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并以两败俱伤，中央军好乘机进入广西，于是下令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在湘江北面让开一条缺口。红军先头部队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但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从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桂军也返身杀回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三军团为保卫湘蒋介石在江西督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
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才使大队免被敌拦腰截断。
经过五日五夜的血战，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至此，湘江战役以红军受到重创而结束。
代价惨重，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战史中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以下数字可供读者自己分析。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