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溥仪在法庭上第一次情绪失控。在他说到妻子被日本人毒死的时候，他使劲用手连续拍打证人台，吼叫着。在接下来讲到他前往日本，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的时候，溥仪再次情绪失控。
他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立即指责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听后大声咆哮道：“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法庭哄堂大笑。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3）
季南继续讯问：“对于你这样一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的人，你是否向关东军司令和其他日本人表达了对他们操纵你国家的感谢？”
溥仪：“没有。”
季南：“那么，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向英美宣战，你提出反对意见了吗？”
溥仪：“没有。”
1946年8月20日，溥仪第三次出庭作证，根据当时的报道，溥仪在作证中“详细讲述了日本人统治东北十四年中奴役中国人民的情形”，他的证词重点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季南检察长首先针对日本在“满洲国”如何压迫和掠夺人民开始讯问，溥仪就此谈到了伪满的“储蓄法”。他说，那实际上是强制学校、事业机关以及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实行储蓄。连最贫穷的劳工也必须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入日本银行。到日本投降时，存款总数已达满币600亿元之巨，其中大部是强迫贫穷劳工的储蓄，平均每人约150元。关于人们普遍关注的日本移民问题，溥仪作证说，日本有个庞大的移民计划，在20年内向满洲移民600万人。为了鼓励日本人向东北移民，日本用很少的钱或干脆不给钱，强行征购东北农民的肥沃农田，以安置日本移民，并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驱赶到荒凉的不毛之地。被驱赶的人们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勉强谋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每年转入东北的移民达8万人之多。
溥仪在作证过程中还谈到了关于劳工的问题。他说，东北的中国人民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的，都要在劳工服役法之下为日本服劳役。但日本对于这些劳工既不给他们充足的食物也不管治病医伤。他们还将此称为“勤劳奉仕”，甚至特意为此颁布了勤劳奉仕公法。就这样，日本妄图利用中国东北的人力与资源，把东北建成它在亚洲大陆的一个军火仓库。溥仪又谈到“满洲”居民中间存在的等级制度。溥仪说，日本人是上等，朝鲜人其次，而中国人则处在最下等，伪满的一切配给都按这个等级办理。
接着，季南检察长又问到了伪满经济统制法的问题，其实在经济统制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专卖问题。溥仪说，最主要的专卖品是鸦片，棉布及其他物品也属于统制品。一经实行这种经济统制，一切物质便流入日本人之手，矿业也由日本独占，“满洲人”的势力遂被驱逐。其次，溥仪又谈到在经济统制下东北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他说，棉布统制法实施的结果，“满洲人”到了冬天便买不到棉布，冻死的或病死的很多。对中国人，只配给最粗糙的米吃，而食用优质大米则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就将受到惩罚。溥仪又谈到货币也由日本垄断。他说，“满洲国”的货币完全在日本铸造、印刷，货币的规制均由总务厅的日本官吏决定。溥仪最后说，“满洲国”的经济统制法，是由关东军草拟，后经总务厅认可实施的。
在季南检察长就鸦片问题进行的专门讯问中，溥仪说，日本虽然在表面上禁止吸食鸦片，但在另一方面却奖励罂粟的栽植，这种计划是以关东军为中心而由总务长官负责实施的。罂粟的栽植量年年增加，栽植地域广达热河、奉天、吉林各省，以至于栽植罂粟所用的经费竟高达20亿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麻醉中国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则是为侵略战争筹集经费。
季南检察长为了确切了解溥仪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问他拥有卫兵的数目。溥仪说：“我之前往旅顺进入‘满洲’，是具有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收复失地的目的的。到了‘满洲’我才想逐步扩大卫兵的人数，最初只有七八个人，后来增至200人，由200人又增到300人左右。我给他们开支并秘密施以军事教育，以期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不久，这些不属于军政部的护军便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并不断地被找碴儿。有一天，在长春公园里日本人和我的护军冲突起来了。日本方面竟行使警察权拘留我的护军，并对他们施以鞭打和水刑。”
季南检察长最后还问到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备战的情况，溥仪如实地说：“因为他们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不可能直接看到或听到。不过我曾看到施设铁路的地图，在‘满洲’东部和北部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这显然是用以准备对苏军事行动的。我认为苏联方面绝对没有侵略‘满洲’的意思。证明这是事实的实例，便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苏联战胜了。如果苏联具有侵略意图的话，把事件扩大便对苏联有利，可是苏联并没有这样做，事件解决完即了，这正是苏联没有侵略企图的证据。”由于溥仪在证言中以公正的立场提到苏联，因而曾遭到当时一些右派报纸的攻击，说什么溥仪又为“新主子”说话了。
◆ 不钻圈套
1946年8月20日上午，季南检察长对溥仪的直接讯问全部结束了。从这天下午起，由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溥仪进行质问。与辩护律师打交道的以后几天，溥仪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日本被告律师团的首席，亦即前两天曾多次对讯问提出异议的鹈泽聪明博士第一个上来质问溥仪。这位博士身材瘦小，满头白发，总是绕着圈儿提出问题，有意让你摸不着头脑。
“证人在1909年继承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吗？”鹈泽慢条斯理的开始了盘问。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4）
溥仪：“那怎么可能，我当时年仅3岁，祭天告祖之礼是由父亲代劳的。”
鹈泽接着说：“那么，证人在1934年在‘满洲’称帝登极，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了同样的告天之礼吗？”
鹈泽博士没头没脑的讯问马上引起以季南检察长为首的检察团的抗议，认为这已超出了讯问的范围。但是卫勃庭长却说，既然是针对证人是否是真正的帝王，当然可以问。
鹈泽得到庭长的首肯后，更加来劲了：“证人在辛亥退位后考虑再行实现康熙乾隆二世的王道政治否？”
溥仪机智地回答：“由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
辩护律师鹈泽博士显然是在玩弄圈套，想引诱溥仪说出他早有复辟皇位的念头。溥仪对此也已心领神会，因而想方设法绕开了博士的圈套，用含混其词的回答敷衍搪塞。
这时，庭长卫勃不耐烦地插言道：“离题太远了，双方问答都离题太远。”整个法庭一片哄笑。可这仍没有打断鹈泽博士兜圈子式的质问。
“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鹈泽继续在皇位问题上纠缠溥仪。
溥仪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
卫勃庭长终于忍无可忍地下令不许这样绕来绕去地问答了，他断然说：“离题太远了，对法庭审判毫无价值。”鹈泽博士还不服气，辩解说：“年老的我，以为在这个法庭里谈一谈东洋文化的立场也是可以的，所以才敢于质问。”但是，他毕竟不能再问下去了，他设想的圈套还没有摆好，就不得不偃旗息鼓。
接着上场质问溥仪的是布莱克尼少校，他是一位美籍军人，这次在东京审判中担任被告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他雷厉风行、冲锋陷阵的军人风度尽显无遗，当时的东京报界评价说，他的历时3天的质问是“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式的”。
刚开始，布莱克尼一心想从历史上证明溥仪是自愿登上“满洲”皇位的，围绕这一点，他和溥仪在你问我答之中捉起了迷藏。
“证人退位后仍保留着皇帝尊号吗？”布莱克尼的提问一开始就让人莫名其妙。
溥仪停顿了一下说：“按照清朝退位时的约定，政府每年支给我400万元年薪，我同时还占有紫禁城的一部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施行。”
布莱紧接着又问：“证人在历史上是不是曾有过一次复辟举动？”
溥仪：“那是我12岁的时候张勋搞的。”
布莱：“后来中国违反了退位条件，在1924年冯玉祥政变以后便停止了皇帝待遇，不再支给年薪，证人对此不满吗？”
溥仪：“我虽对这种武力政变不大满意，但我也很想离开宫中。我当时的心境可以由庄士敦所著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说明。”
“1924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布莱克尼一步步把溥仪引向了自己布好的局。
溥仪答道：“治安紊乱，匪贼横行，这是常见的事，而且别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形发生。”
布莱：“那时‘满洲’治安混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权益而必须出兵吗？”
溥仪：“对我来说这只是报纸的知识。当时的日本在‘满洲’是从事侵略行为的，而且还唆使便衣队从事不法行为。”
布莱：“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
溥仪：“不知道！”
布莱：“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能算是善政吗？”
溥仪：“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状况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也是可以统治好的？”布莱克尼似乎已经看到自己的计谋就要得逞了，他急切地问道。
谁知溥仪并没有上他的当，而是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
这时，季南检察长表示抗议说：“律师的讯问与审判相距甚远，早已超越范围了。”布莱克尼不得不分辩说：“我是试图考察证人的知识和记忆力的可靠性。”这一辩解获得了审判长卫勃的接受。然而，布莱克尼已经看出，无论他怎样兜圈子，溥仪也是不会上套的，他索性转动话锋，开始直截了当地质问溥仪是否有复辟的想法。
对于布莱克尼律师无休止的纠缠，溥仪用“不记得”三个字，不置可否地对付他，使布莱克尼少校由焦急而激怒，却又毫无办法。当年的报纸还曾把溥仪“受律师盘诘突失记忆”当作新闻刊登。
◆ 斗智斗勇
1946年8月21日，溥仪第四次出庭作证。这次出庭，溥仪和他的对手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式的恶斗，把前几次已经掀起的轩然大波推向了新高潮。
布莱克尼律师一上来就以连续不断的讯问发起攻击。围绕着溥仪是根据自由意志成为“满洲”皇帝，还是被强制不得不当“满洲”皇帝这个问题，法庭展开了论战。
由于布莱克尼反复提出雷同的问题，卫勃庭长非常不满，遂问道：“律师到底是想证明什么呢？”布莱克尼坦率地公开声言，他就是想让溥仪丧失证人资格。因为在他看来，证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满洲”君主，只是说这并非出于本心，一切行为都是受到威胁被迫的。如果能够证明溥仪的行为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他一直在说谎，是一个说话根本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自信的布莱克尼少校竟在法庭之上公然说出了他的这一想法。这时，季南检察长发言，郑重提醒律师要注意讯问时采取的方式。他说：“这位证人对于法庭里的讯问没有经验，所以请务必把质问的内容好好整理一番，不要使他陷于答复困难。”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5）
其实，论战一开始，人们就已经明白：在上次出庭中布莱克尼律师所发出的那些诸如张勋复辟、民国背弃、“优待条件”等似乎无关痛痒的讯问，原来都是为今天的短兵相接服务的，都是埋下的伏笔。由此，布莱律师很快便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委派郑孝胥找坂垣交涉的事上。
布莱反复地绕着圈子询问溥仪，试图证明溥仪为了当皇帝，曾亲自派郑孝胥和罗振玉找坂垣征四郎协商。但溥仪始终都表现得很镇定，坚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后来决定的，更谈不上皇帝的问题。”
结果，经过一个上午你来我往的短兵相接，布莱克尼也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很是懊恼。
所以，当天下午一开庭，布莱克尼就向法庭交出了溥仪亲笔写给日本战犯南次郎的黄绢信。他满以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黄绢信很快便通过法庭传到溥仪手中辨认。溥仪慎重研究该文件数分钟之久。此时法庭空气的紧张，达到了极点。
突然，溥仪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法官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布莱克尼律师一听，顿时现出慌乱之状，忙问：“上面的宣统玉玺是假的吗？”溥仪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是假的！我一直用小印鉴，而盖在这封信上的是大印鉴。再说，我一直用国产的普通信纸写信函，从未用过黄绢纸。”
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季南检察官显然也很兴奋，立即提出：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卫勃庭长表示可以受理这一要求。
当时报界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把上面那个精彩的历史场景迅速报道出来。其中一篇这样写道：“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27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乃溥仪所写，内要求日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南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卫勃压制其抗议。”
然而，布莱克尼律师并不甘心败北，他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扑过来。
但是，溥仪步步设防，谨慎小心，始终没有让布莱克尼律师得到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
1946年8月22日，溥仪第五次出庭作证。布莱克尼律师继续提出质问。不甘心失败的他经过一夜的考虑，感到只有在法庭上揭露溥仪证言的不可靠性，才有希望转败为胜。他决定先从溥仪目前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入手。
一开始，布莱克尼就讯问溥仪，当日本投降后由长春、奉天辗转而去勃力的经过。溥仪一一从容作答。
当布莱律师发现溥仪的精神开始有所松懈时，他突然把话锋一转，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当时的现场记者们则说是“又投出了一个冒险的质问”。
“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