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军群总部深知在这个环境中，对于该城是绝无奇袭的希望，反之，无论如何，它也决不想在华沙城内进行巷战，因为这必然会使攻击军与平民人口都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奉命攻占该城的第8 集团军，在攻击方面只限于大致沿着圆环式的铁路线，对该城构成一道严密而连续的封锁线。于是再用炮击和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该城投降，假使这个还不能产生效果，则水源和粮食的缺乏，也就还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目标。我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一下，希特勒早就想命令空军轰炸该城，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表反对，所以迄未执行，我们的理由是认为在那个阶段中，空袭对军事行动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不过，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轰炸却又变得合理了。
9 月25日，德军开始向外围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炮击。同时，为了达到预定的围城线，局部性的攻击也开始了。9 月26日，德国空军向该城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被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开始了轰炸。
9 月27日正午，当伦德斯特上将和我正在视察我的老18师时——它刚刚攻下了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炮击于是立即停止。
次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8 集团军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及负伤敌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并对于英勇敌军已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了其必要的处理形式之后，即可以获得自由。
依照波兰人的报告，在华沙投降的官兵共为12万人。当降约签字时，波兰的主将说：“轮子总是会转动的。”他的话总算是灵验了，但是其祖国的命运却又非他所能料及的。
在桑河及维斯瓦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虽然在维斯瓦河前方的敌军主力，已经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沦陷中，都被歼灭殆尽了。但是在第14集团军的地区中——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彼岸上——对于敌军的残部，仍然发生了许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些也很激烈。同时，第10集团军也派了一个军在邓布林，渡过了维斯瓦河，并进到了卢市林（Uublin）。在这个战斗中，我们突然接到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14集团军投降的利沃夫城，交给俄军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撤回到李宾特洛普在莫斯科所划定的分界线的后方。这一条线从乌左克隘路（Uzok）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瓦河，直到华沙以北为止。所以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单位而言，在那两条河彼岸上所作的战斗，实际上都是浪费精力，而只是让俄国人坐收其利而已！
为了退过桑河起见，我们又必须摆脱对于一个敌军集团的战斗，估计他们的兵力仍有2…3 个步兵师，和1…2 个骑兵旅。这些兵力现在显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同时对于全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拼命的攻击，以阻止我方第7 和第8 两个军达到该河。在这里又是纯粹因为德俄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拖延未决之故，所以还仍然继续的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下述的事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证明，10月1 日，对于分界线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这一次我们又奉命重占卢布林省。所以第14摩托化军又再度越过维斯瓦河，接受敌军最后残部的投降，后者正在面对着前进的俄军，作英勇的抵抗。
波兰战役终于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南面集团军群一共俘获人员523；236 名，野炮1；401 门，机枪7；600 挺，飞机274 架，战斗车辆96辆，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装备。毫无疑问，敌人的伤亡相当惨重，因为他们作战时是非常的英勇，而且即令在最无希望的情况中，也还是决心苦战到底。
我们本集团军群的损失统计如下：
军官：死505 人，伤759 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 人，伤19；719人，失踪4；022 人。
10月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有系统地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德国重新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 ，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地通过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可以完全不受外来的干涉，自由地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 来看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 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 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 ，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 作战） 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 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头痛。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m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因为我也得有一点运动，所以常常去迎接他。即使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莱茵河中的水都早已结冰了，伦德斯特都还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当我向他抗议着说，他可能会受寒时，他却只告诉我说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从来没有穿过大衣，而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就决心不想再去买一件了！他的确是如此的，这位老绅士始终还维持着他在军校学员时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我回忆到自己在军校学员时代中的生活。当他回到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 我自己与其他的幕僚人员，每天都要向他作如此的报告） ，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来消磨他的时间。也像许多其他的名人一样，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小说来消遣，但是他觉得看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很难为情，所以总是把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把抽屉关上。这正是我们在军校学员时代所用的老办法，当我们自修时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偷看小说，和对付教官！
不过希特勒这种朝令夕改的麻烦，在这个冬季中，给予我们的头痛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不安者，却另外有两种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是由一种发展所引起的，我无以名之，只好总称之为陆军总部的失势。这种发展使我个人真感到难堪。一直到1937…1938 年之间的冬季为止，我都是陆军总参谋部中的首席参谋次长，也是弗里特希与贝克的主要助手。我们一直都在为陆军总部的地位而奋斗，希望能在整个战争政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点，在这一整个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司令部，都在努力使当局能够采取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