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军群中去抽调，于是它也必须撤回到排普斯湖上。若果如此，则芬兰可能会退出战争，并使我们丧失了波罗的海的主权。以后我们就会不能从瑞典获得铁矿，而我们的潜艇也会丧失一个主要的训练场。
至于说到从西线抽调兵力的问题，希特勒也说，除非敌军的登陆已经首先被击退，或是英国人真能如他所希望的把兵力牵制在葡萄牙的境内，否则他也碍难照办。他现在所希望的就是拖时间，等候西方的情况澄清，和我们的新编单位完成准备。此外，从5月以后，潜艇战也将开始显出其效力。希特勒又说，敌方已经有了许多的歧见，所以这个联盟是注定了有一天会崩溃的，因此争取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他对于本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威胁，也像我一样的表示焦急，但是他在没有更多兵力可供运用之前，却决定在这里冒险。与希特勒辩论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他还是像旧例一样，指责我对于全局缺乏认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一再说明我们北翼情况的严重，并强调集团军群本身所正在采取的对策是并不能提供一个根本解决。所以无论如何，都绝对需要把一个新的集团军，迅速调到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大致在罗夫诺的地区中，以应付敌军大包围的威胁。
因为出席每日汇报的人很多，所以不便与希特勒再争论下去，所以我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只留下总参谋长一人奉陪。希特勒对于我在此时提出这个要求，殊感诧异，但却勉强同意了，于是最高统帅部的显要们、戈林和其他侍从人员都起身退出了。（通常速记员在这种汇报中是要把一切的发言都记录下来，但他们面前并没有地图，所以常常不能了解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在飞往大本营之前，即早已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准备除了讨论我本集团军群的地位以外，再度提出最高层军事领导的问题。当所有的人都离开，只留下了柴兹勒尔将军一个人之后，我就要求容许我坦白的发言。
希特勒说：“请说吧！”他的态度虽不是冰冷的，但却至少是很有距离的。
我开始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造成我们现有的严重情况，并不能完全归之于敌人的优势，尽管那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的领导方式也应负责。”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希特勒的表情也就硬化了起来。他用眼睛死盯着我，好像是想粉碎我的意志一样，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旁人的眼睛会表现出来这样强烈的意志力。他的面目固然可憎，但其唯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可能即为这一双眼睛，现在他就想用这种魔力来迫使我屈膝。有许多人都曾为这种魔力所征服。但是我却仍然继续说下来，并坦白的告诉他像这样的领导方式是无法再打下去了。我说我应再提出我过去曾经两次向他所提过的建议。为了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完全负责的总参谋长，在一切有关军事政策的事件中，他只应依赖他一个人的忠告。在东线这种安排的合理后果即为指派一个总司令——在意大利和西线上都早已采取这种办法——他在大战略的范围之内，应享有完全的独立指挥权。
又还是像上两次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我劝说希特勒对其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作一个彻底的改变时（实际上，也就是请他非正式的放弃指挥权），他的反应总是完全消极的，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各个不同战区中所需要的兵力和所应追寻的攻击。他又说，无论如何，戈林是决不会服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
至于说到在东线方面指派一位总司令的问题，希特勒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享有像他一样的权威。他高声的叫着说：“甚至于我都不能使这些元帅们服从我！难道你以为他们会更服从你么？必要时，我还可以撤他们的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大的权威。”
我回答说我的命令一向都是能够彻底执行的，他不再说下去，就结束了这一场谈话。
我这次努力又终告失败。希特勒之所以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的原因也许是自视过高，对于其自己的权力具有过份的信心。甚至于在私下他也从来不曾认过错和承认一个军事顾问之需要。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信任的心理作祟，这位独裁者一定要把陆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防不测。
相反，我也完全认清任何想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发动一次政变）的企图，将会使我仍在战场上的野战军完全崩溃。俄国人想要侵入德国，正像英美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一样，使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已在不能考虑之列了。
所以我必须两手空空回到我的总部中，既未能改善集团军群的地位，又不能使高层指挥获得合理的改组。不过我们还是不曾放弃为我们在第聂伯河的右翼获得行动自由和增强我们北翼（左翼）的努力。
由于在希特勒大本营中的会谈并无结果，所以本集团军群只好再继续执行在第聂伯河中的苦战。在北翼方面的作战，则以尽量阻止敌军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和向南突破为原则，因为这样即足以使整个南翼的后方交通线被切断。
在整个1月间，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敌军仍继续倾全力来攻击我们还据有的据点。他们尤其是猛烈攻击第8集团军的东面正面——虽然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得不断地击败敌人的攻击。后者不仅攻击在河湾之内面北的正面，而且也从南面攻击尼柯普桥头阵地。
感谢德国部队的英勇和这两位集团军司令所采取的许多应急手段，在这个战斗区中的敌人虽然在数量和物质上要比我们强过了几倍，但却仍只能获得有限的成功。尽管第8集团军的正面曾被迫向西退后少许距离，而基罗弗格勒也已被放弃，但敌军仍不能完成一个决定性的突破，以达到包围我方在第聂伯河湾中兵力的目标。
相反，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情况是变得日益困难。第4装甲集团军抵不住敌人的强大压力，为了使其正面的主要部分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连续起见，被迫放弃了贝尔地齐夫，向西和西南撤退，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更重大的危险是大约在1月6日左右，敌人又开始认清了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右翼之间，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所存在的空洞，是能够给予我们以何种机会。在后述的空洞中，一个微弱孤立的第59军正在向罗夫诺作战斗的撤退。
现在已经显示，敌人已经停顿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以求在其暴露的侧面扩张他的机会。一方面准备用3个集团军（第18、第1近卫和第1近卫坦克）去击毁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另一方面又派遣其第60和第13两个集团军向罗夫诺以北追击。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下）
同时强大的俄国兵力（第1坦克和第40两个集团军）也向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隙中向南挺进。他们的矛头已经达到了乌曼——第1装甲集团军的补给基地——以北约20英里远的地方，并接近集团军群总部原有所在地的文尼察。在几天之前，由于俄军的突然挺进，已经使总部与右翼之间的通信连络被切断了，所以总部已经移往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最后，敌方的装甲兵力甚至于还暂时封锁了在齐美林卡（Zhmerinka）的集团军群铁路补给线。再往南去的铁路线就要通过罗马尼亚境内，而效率也更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集团军群总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之中选择一条。是先应付几乎完全暴露的北侧面的敌军攻击呢？还是先阻止敌人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同时应付两种任务。我们决定先解决第二个危险，因为这是二者之间比较迫切的一个。假使敌人被容许倾其全力从这个空隙中长驱直入，并向南直趋布格河游，则第8和第6两个集团军即有立即被切断的威胁。
相反，敌人在集团军群北侧面的继续前进，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至于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而希特勒迟早也必须调遣兵力来解救这个危险。但若南翼上两个集团军一旦被切断了，则也就会再无救出它们的可能性。至于唯一正确的解决，即为彻底撤退集团军群的南翼，以获得兵力来克服北翼方面的危机，却还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否决。
基于此种考虑，我决定首先集中一切的兵力，以阻止敌军通过这个夹在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的向南进攻。由于敌军向乌曼的方向突破，已经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基辅西南的地区中，将其西翼向南折起，所以也就使情况更为危险。现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是背靠背站着，后者的正面在第聂伯河湾中面对着东方。因为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仍在卡尼夫的两侧守着第聂伯河一线，所以德军的阵地形成了一种袋形，其顶点在北面钩在第聂伯河，其两边即为上述两个集团军的正面，分别向东及向西。假使在乌曼以北空洞中的敌人获得了成功，则他是太容易孤立这个在南面的“口袋”。当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撤出它，因为把兵力用在此种防御中是很不利的。但是希特勒在这里也还是不愿意自动放弃第聂伯河岸。他仍然希望用这个突出地当作一个跳板，以便有一天可以收复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所以这个“口袋”仍继续存在。不久以后，它就变成了齐尔卡赛包围圈。
集团军群的意图是准备用三路进攻的方式打击在这个夹缝中进攻的敌军。从东面，由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前进，第7军应该攻入敌军的侧面。它奉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从上述那个突出地中抽出，仅在第聂伯河留下一个微弱的防御屏障。以后该军不曾被围困在齐尔卡赛口袋之中，足以表示这个措施是有价值的。从西面，第46装甲军将攻入另一个侧面，目前该军还正在从法国调来东线的途中。从南面，第3装甲军，从第聂伯河湾中调来，用来迎击敌军，其任务即为用机动战斗牵制敌军，直到其他两军完成攻击准备时为止。
到了1月下半月，这个反击的准备就已经就绪。不过因为部队的数量太少，所以必须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而在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洞此时又已经扩宽到了45英里。
在第一阶段中，第7军和第3装甲军击败了在这个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集团军。接着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第3和第46两个装甲军所作另一次向心式攻击的结果——第1步兵师、第4山地师和第18炮兵师都有重大的贡献——在空洞的西部又将敌方第1坦克集团军中的相当部分围歼了。第一阶段的数字，我已经找不到了，在第二阶段中，俄军被杀死的约为50000人，但被俘者却只有5500人，此外敌人也丧失了700辆坦克、200多门野炮和500门左右的反坦克炮。一共有14个俄国的步兵师和5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曾经受到了两次打击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敌军至少有一部分逃出了包围圈。
当然，当这个作战还正在进行之际，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有关未来作战问题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应给我们右翼以行动自由，并放弃对第聂伯河湾的恋栈之必要，从作战的观点来看，这早就已经是一个不适当的政策。在一封由总参谋长转呈的信中，我又告诉希特勒说，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者，不是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在后述两国的东疆之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
集团军群总部同时也强调整个德军南翼的前途，最后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集团军群左翼后方罗夫诺周围适合时机的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缩短右翼的正面，从北面集团军群方面抽调兵力和从克里米亚撤回第17集团军。除非我们能够赶紧在罗夫诺周围集中这个集团军，否则敌人即将在我们的北侧面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迫使我们整个南翼向罗马尼亚退却。尽管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也一再努力的说希特勒听信它们，可是后者却仍然固执其死守不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获得其对于长期作战观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坚守下去以外。
甚至于事实上，陆军总部也相信敌人尚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这是迟早都会动用的，所以更使这种领导方式显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将其对于作战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诉这些集团军群总司令，那么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战场上作适当的指挥呢？敌人既然有预备兵力的存在，那么又怎样能够不作较远程的估计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曾加强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领导要想成功，其基础就是在所有各阶层上，一切政策都应有和谐的协调，这又有赖于上级应作明白的指示，并且对于从敌方获得的情况报告，应有一致的研判。集团军群不可以仅仅只从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虑到敌人正在准备中的迂回运动。
所以我要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群所早已呈报的情况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决它，而把其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告诉下级。
假使最高统帅部对于集团军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作成的结论，故意装聋作哑，那么一个协调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了。
当这一封信又不曾获得答复之后，我就又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私人的长信。我又再度说明集团军群的情况，敌人所具有的作战可能性，和我方部队的状况。我认为假使不依照集团军群的建议采取行动，则全盘情况将如何发展，那将是毫无疑问的。我又特别指出，应赶紧把兵力集中在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对抗敌人的迂回企图。这是至为迫切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我的元首，让我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步骤克服我们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临的危险。”
几天之后，这封信对于我与希特勒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也发生相当的关系。
1月27日，他召集在东线上的全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级军官，到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我们说明在军队推行纳粹党化教育之需要。他认为军事情况愈困难，则“信心”愈是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又认为高级军官的选择也就应以此为标准。
甚至于在训话前的简单会餐中，我就可以从他的致词中感觉到他是并未忘记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评。于是他在正式训话的时候，他甚至于当着那些劳苦功高的陆军将领们这样的说着：“假使有一天末日来到了，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真正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
我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话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军人。因为大家都是惯于沉默的听训，所以没有人开口。但是我个人却感觉到这种侮辱实在是太强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头上冲，因此当希特勒为了强调起见再度说出这句话时，我就冲口而出的喊着说：“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这种表示自然与我对纳粹党的态度无关。我只是表示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内。以后我的同僚们也告诉我，他们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样的高，所以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叹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
不过希特勒在以一国元首身份致词时，也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经验。他很明显吃了一惊，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着我说：“谢谢你，曼施坦因元帅！”于是他匆匆的结束了他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