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光说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是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深知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决不可能使他自己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在将来足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起见，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予他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明显不愿意对于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的理由，对于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勃劳希契都不免啧有烦言，表示他的失望。此外，他又坦白的宣称着说，他不可能使任何其他的人员位在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后者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的。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这样就使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出来由此所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假使我们若想紧抓着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手的话，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将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的时机中放弃其中的一部份，则也许即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危机。
在把现有的情况说完了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阳台”，其必然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现在B集团军群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的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的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以切断我方整个的南翼。我又强调说，这个南翼的命运也就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的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以切断德军的南翼，而使其目标终于能够达到。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也决不足以拦截敌人所作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的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大包围作战，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还能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也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击。所以必须要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再加上即将来临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即从亚速海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为止。除非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中抽回，否则即无此可能性。不过这个集团军若是抽回，则也就无异于是要说应该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而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斯河阵地中。现在是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损失了。的确，由于决定的延迟，目前这个正在从海岸线起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何立德集团军，能否如期撤回到米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了。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的东部，直到米斯阿一线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着，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而争辩了几个小时之久。甚至于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中，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的领导问题时，希特勒又还再度的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中我都有这种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于我在作战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于也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来当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是会像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却认为凡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话，都是一种假设，那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所有一切作战性的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输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证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所以唯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永远存在着的雾幕，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于敌我双方所具有的可能性，应能作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所指挥的范围愈大，则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愈远。所要经过的距离愈长，则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愈慢。希特勒对于这种远程的思想很不对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中是如此的。很可能，他不愿意看到前途的发展不如他的理想。因为这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尽量从其他方面去搜集其辩论的理由。他开始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出绝无其他的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赢来的土地。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势计划，而不要求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又有一条著名的公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的理论，那就是说当我方为了想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则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了相当比例的兵力，他若是把他们投掷在决定点上，则仍然还足以左右战局。专就这个理论的本身而言，未尝不是言之成理的。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要看双方中谁能够领先——换言之，假使某一方面若能有机会作适合时机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着了主动权，则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尽管后者的总兵力还是较强的。而且若是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则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惯于享有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敌军可以有机会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透入，他只要用相当小的兵力，而也不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他可以折毁这整个的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假使我们能够寸土必争的苦战下去，则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即使是俄国陆军实力雄厚，但其攻势能力也总会有一天将要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不曾中断过，他的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了。此外，当敌军距离其出发阵地愈远时，他的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也就足以阻止其所可能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诚然，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是不无理由的。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所防守的地区时，其攻势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不曾遭遇到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中，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俄国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形减低，否则我们也就难于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是如何惨重，可是它的补充却是源源不断的。至于说到俄军的补给困难问题，当然，他们若愈前进则困难也就愈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中，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却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大战时，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离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95英里以上。这个数字在第二次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足以当作证明。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无论如何，假使我们把一切的计划都寄托在一种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其极限，那才是大错而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的程度也不太远了。在这一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于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是具有充分认识的。不过他所不愿意承认的，是那些新编的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之故，在最初上战场时都曾经受到了太高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他却也同意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是完全失败了，甚至于他更承认这完全是为顾及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上所说的就只有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若能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依苏门的方向作一个东南向的突击，则即足以解除俄军对于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的唯一保留之点，就是说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达到之前，这个“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弗尔强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于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的信心。否则，这就足以表示他对于比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在一个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可能发展，是毫无了解。
但是希特勒所反复辩论的一点，还是他认为在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害怕这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于敌我双方战争经济上的重要性。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了这些煤，然后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却仍然能生产大量的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是仅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的。他坚持说，假使他们若不能收回顿涅茨的煤田，则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产量，于是也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攻势了。敌人丧失了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的工业，当然在生产上会发生相当的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照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对于在1941年所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一个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可以勉强守住齐尔河的临时防线。在这个冬天里，敌人在有限的地区中曾经集中强大的炮兵，以使其获得压倒的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却还不能使其所有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性的炮兵。这个对于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又足以使希特勒有机会表现出对生产数字和兵器威力所具有的惊人知识。
在这种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最后手中就只留下了一张王牌了。在我尚未与希特勒会晤之前，德国煤业加迭尔的总经理，普莱格尔（Paul Pleiger），曾经来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于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真正重要性究竟是怎样时，他却向我保证着说，在沙赫蒂（Shakhty）附近的矿区——即在米斯阿以东的那一部份盆地——是并无重要性的，因为那里的煤不适宜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也就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立场上来表示反对！
但是任何人若假定他现在就会承认他的失败，那么对于这个人的牛劲，实在是未免估计过低了。作为至少是可以当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想到了天气因素。好像是要交好运一样，在过去几天之中，天气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再使用是已经不太安全了，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是冻结着的，但是天气若继续转暖，则不久也就会有解冻的可能性。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下）
希特勒现在就用其雄辩滔滔的口才力劝我再等几天，因为宽广的顿河将会构成一个不可以越过的障碍物，而使敌人在夏季来临以前都无法继续进攻。相反的，假使我们的第4装甲集团军要想向西移动，则又可能会陷在泥泞之中。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之中我至少还是应该等几天再看。
当我仍不肯屈服，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突变的希望上，于是希特勒才终于勉强同意把集团军群的东部正面撤到米斯河。假使把有关指挥权问题的讨论都包括在内计算，则我们已经一共谈话达整整4个小时之久。
下述的一件小事也更可以证明希特勒是如何像“牛皮糖”一样。当他已经终于批准了我的作战意图之后，我就起身告辞退出时，他又把我喊回去向我说，他对于已经批准的事情，当然不便反悔，不过他却仍劝我是否能再考虑—下，稍微等候一个短的时间。假使顿河地区解冻了，那就甚至于还能使我们在这个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区中再停留下去。不过我却仍然坚持不变。我所允许向他让步的就是假使当天夜间的情况报告还不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时，则我可以等到明天中午回到我的总部之后再下达撤退命令。
我为什么对于我这次与希特勒的会晤要作如此详细的记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对于这次冬季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这也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例证，说明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顽固，和如何难于使他接受任何与他本意相违的事情。
到2月底为止的发展
经过了长久的辩论，我终于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可以撤出顿涅茨盆地的东部，于是也就使我们可以把第4装甲集团军转用到西翼方面来。不过若就因此而认为德军整个南翼的威胁已经解除了，那却还是一种错误的假定。根据距离和道路情况来计算，这个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东翼“蛙跳”往西翼的程序是预定要大约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此外，由于敌军在顿涅茨河南岸早已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附近，足以威胁何立德集团军的深入侧面，所以后者能否安全达到米斯河的位置，也并无确实的把握。更进一步，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守住在顿涅茨河中游的正面，也殊有疑问。最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即在哈尔科夫地区中——也更令人感到焦急，敌人几乎可以有一切自由行动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直趋第聂伯河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查波罗齐的渡口，而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在那里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在更上游的地方渡河，从西面封锁它。所以除了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以外，还必须组成一个新集团军，以代替在B集团军群中的盟军部队，后者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2月7日正午时，我回到了在斯大林诺的总部中。因为罗斯托夫在顿河南岸的一个近郊镇市，巴特斯克（Bataisk），已被敌人攻占，所以情况也就益形严重。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马上就下达撤退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连同其一切可以调动的师也都开始向西线跃进。何立德集团军也获得了训令，要它第一步退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
2月8日，在罗斯托夫与伏罗希罗夫格勒又发生了新的危机，敌人从桥头阵地中突破出来。在顿涅茨中段作战的第1装甲集团军，情况也是极为危急，并不能完全阻止在里希强斯克（Lisichansk）与斯拉夫扬斯克（Slavyansk）之间的敌军进展。
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在南兹将军（Gen。 Lanz）之下，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集中在哈尔科夫的附近。正在陆续达到中的党卫军装甲军，也拨交给他指挥。我们本来听说，党卫军“帝国”师是准备击毁在弗尔斯克的敌军，后者正在准备向东南攻至依苏门，可是事实却完全不如此。相反，它却退到了顿涅茨河的后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希特勒所建议的用党卫军装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