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
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
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
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何立德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下）
在保卢斯将军与我本人，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该集团军都曾经正确地强调，“雷鸣”的代字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能停顿，例如在顿斯卡亚沙里特沙。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中早已暗示，“雷鸣”应直接连在“冬季风暴”之上。
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司令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之后机动性也就更形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想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不太高。
不过最后还是燃料问题使第6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100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这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提供适当的燃料（和口粮），又或是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进到距离敌方包围圈在20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6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20英里的燃料，那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30英里的距离。相反，我们也不可能等待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4000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上的延迟也将坐失突围的机会。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可以希望在突围的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空中补充燃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书面报告中的数量。但即使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照下述路线发展。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并没有确实的把握越过米希柯伐继续前进；可是一旦由于第6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它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完成那12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上就不可能设想把第6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这个燃料问题会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其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包围圈中留有一个连络官。经过连络官的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的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于连达到出发阵地都不可能。
我在电话上花了不少时间，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怎样想的，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英里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不可能突围。”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表示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其他各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6集团军军部，它声称由于燃料短缺，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极有力的根据，来支持他自己的决定。假使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借口，则现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最终放弃在突围过程中仍应继续坚守据点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于整个问题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采取行动。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分析第6集团军未能掌握最后的机会以救出自己的动机，其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已说过，保卢斯所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上，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诚然，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里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既直接违反了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这个责任自然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上的冲突以外，假使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全军覆没。假使第一次突围的企图就失败了，假使第6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4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假使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掩护突围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着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像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其机动性更是极有限度。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和逃出死亡、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中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6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使门户开放便于让第6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区中突破之后，就决定扩张其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又或者是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甚至在齐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