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00 余门火炮、500 门迫击炮和224 辆坦克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了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18集团军在东线上的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经受到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经消耗了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一个新的攻势了。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11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10月就如此的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门外，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到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所以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到第170 师去参加涅瓦河的战斗。他在克里米亚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10月25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我本人。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种悦耳的笑声。我怎样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的战争中他在我的亲信人员中是第二个丧失生命的。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对于我还是礼遇有加的，他对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于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上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是注定了必然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即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单位被迫常常要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Luftwaffe Field Division），从这里可以抽出17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一向是非常的阔绰，不仅是经费和设施是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早已幻灭。
现在这17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1941年的秋季中，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1942 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则可以说是一种岂有此理的愚行。他们将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谈话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的分析，不久以后，我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地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以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是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已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快要告一结束。当我在文尼察（Vinnitsa）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费特布斯克地区中，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型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假使他和他的大本营若离开文尼察，则我将奉命指挥A 集团军群。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上的最后几天中，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吉罗（Gero）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10月29日，他为祖国而殉难，他的职位为我的老18师第51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人数是成千累万，所以对于这个纯粹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是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正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生存在其亲人的心灵中。
我们的吉罗是1922年除夕出生的，20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特别的变得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做生命所要他应做的一切事情。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1940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不用说，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无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的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第51装甲步兵团。在1941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1年的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的春季获得了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16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10月18日，当我到第16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希上将时，我又曾经和他见了一面。布希也曾邀请吉罗，于是我们父子、布希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一同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1942年10月30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吉罗在前夜中为一颗俄国炸弹所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到不幸。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于她而言，一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的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的手中。
吉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还在李格尼兹时，第11集团军司令部就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的费特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述叙。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线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11月20日，我们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个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了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11月21日只好坐火车离开费特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11月24日，那正是我的55岁诞辰，才达到了B 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的。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6 集团军和其附近第4 装甲集团军、第3 和第4 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
当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挥，因为他正在兼任着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直到现在，我才亲自有机会看到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又怎样去尝试执行一个战争中最高统帅的任务，在过去我一直都感觉到他对于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只不过是间接的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严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难作任何确实的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不感觉到希特勒对于陆军领导权的干涉。当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他对于我们的情况解释，都很同情的加以听取，并且也同意我们的意图而毫无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于这个计划始终是莫测高深的，希特勒对于西线攻势的态度在以前早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了陆军总部，这固然很令人感到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观念，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攻势的，若从军事观点来看却是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诚然，他所拟定的计划大纲不可能产生完全解决，理由我早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中，他可能并不曾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战果。不过当A 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能有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着了这个观念，并且自己去适应它——尽管因为害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装甲兵的前进，固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误，但是在当时，局外认却很难认清这一点，因为从滩头上所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来，足以使任何人都很难认清英国人撤运其部队过海的工作会有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对于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的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出德军领导阶层之失败，换言之，也就是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相反，任何并非实际在场的认却很难判断，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决定，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上的部署，却的确使人很感到触目惊心。
站在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上，我对于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1942年夏季攻势计划所具有的影响作用都殊少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不曾加以干涉。当我在1942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的意图，并且也毫无疑问曾经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11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这也使我对于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经验。
当分析希特勒在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说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大战中的“小班长”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十分敏觉，像他采取A 集团军群在西线上的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的军事家都常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记录上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王公都变成了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术事件和军备问题。他对于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习，并且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的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当他每逢谈到他所不愿意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了出来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问题，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天才却具有过份的自信，结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中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于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遂使他对于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中，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于一个战术机会固然十分敏觉，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不能够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个作战的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例，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清任何远程的攻势作战，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在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对我所说的话，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何者为可以达到的，何者为不可以达到的，完全缺乏一种判断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却不曾认清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他活跃的心灵对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标都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遂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应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同时当情况逆转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的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 至少就对俄国的冲突而言） ，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1943…1944 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地理目标的保有，要重于击败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