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中共谍报团案”中撞进网又跳出去了的张明达，眼泪泡着心，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他找到刘广胄，详细说明和分析了苏北根据地不收留他的原因。请刘广胄再想办法帮助他找到党的关系。刘广胄也知道，他离开党在上海一天也呆不住。半个月后，把他领到法租界萨坡赛路一幢三层楼的人家去。这里住着一位70 多岁的老中医，名叫李复石，是一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地下党组织进行隐蔽斗争的重要联络点。刘广胄向李老详细介绍了张明达，老人答应，“尽力帮助，且待机会”。这以后，张明达一两个星期便到李家去探一次信。半年后，李复石老人告诉他：“你的机会到了。”经李老的“亲戚”写了封信，他带着，第二次到了苏北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某师主要负责人，暂时被安排在盐阜地委工作，不久调到师司令部工作。
这次“亲娘”总算接收了他，因为他经过了李老半年多的实地考查。从此他重披战袍，又走上抗日征途；在沙场上而不是在魔窟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面对面的拼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从1943 年春季开始战略反攻。这之后，英美报刊记者们，在宣传报道战争发展形势方面，起了正面作用。德国、日本己无防守战略可言，他们的败退是混乱的。苏联红军的炮兵部队使用了“喀秋莎”，英美记者们亲昵地称她是“斯大林的手风琴”。说“德国士兵听到她的演奏声，便神经失常，混乱地向自己的友邻部队开冲锋枪扫射。”
斯大林拉着他的“手风琴”，一直走到柏林。
斯大林走向柏林的一路上，铺满了德国法西斯军旗和德军的尸体。这景象，由近代化的电讯工具无线电台广播，一幅幅地送到了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成员们的案桌上和重臣们的官邸里。太平洋战场上，滚滚浓烟里，皇军连续地“玉碎”，海空军舰飞机，难得靠近去营救，更无参战力量可投入。只好让他们“碎”下去，“碎”到最后为止。这些消息日渐压迫着在中国战场上的百万“大日本皇军”，在他们周围，不是重庆方面的国军，便是延安方面的共军。尤其华北，那些封锁沟，原是为对付共军而挖的，现在实地一看，竟变成共军包围他们的阵地了，好像特意为共军挖下的，找不出一条可撤退到海边的通道。“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焦虑不安。重庆方251 面，倒还好办些，因为毕竟有着某些关系在暗中联系着。而且，那个反共的大目标，双方已有过默契和行动，将来也必然是一致的。但是，延安方面却毫不容情，反攻性战斗，天夭打，夜夜打，野外打，围城打，眼见得其意图是逼皇军投降。蒋介石先生远在四川，怎么办？
冈村宁次决定和中共周旋一番，下令在占领区的监狱中寻找中共的“高级要员”，作为他的特派使者，邀请中共代表，举行秘密谈判，以施“缓兵之计”。于是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找到了“老中医”李得森，先把他释放出狱，要他去新四军军部请求派代表来南京谈判关于日军投降问题。放他外出的条件是以汪敬远、陈一峰两人的脑袋作担保。李得森认为是件好事，设法辗转找到了新四军，请来了军部代表。谈判中，中共代表提出立即释放汪敬远、陈一峰以及其他政治犯。于是汗敬远、陈一峰出狱了。
汪敬远出狱当天便坐火车回上海去看妈妈。
妈妈明显老了，头上有了丝丝白发，身板倒还硬朗。一见之下，惊叫一声“大桥”！眼泪便夺眶而出。汪敬远在床边默默坐下，一声不响。妈妈又看了他一阵，转身到厨房去烧水。
“妈妈，你别忙了，我到澡堂去洗。”
妈妈又转回，也不看他，低声说：“也要理理头发。”
“家里还有我的衣裳吗？”
“有的。”妈妈又转身去翻箱柜。一边问：“在家住吗？”
“不。”
妈妈又抹眼泪，她知道，她的儿子是个中国男子，不应就此在家住下，该为救中国效力，她叮咛儿子：
“以后别再粗心大意的。”
斯大林到了柏林后，回过头来，拉着他的“手风琴”往东方的满洲走。“大日本皇军”也听不得她的声音，惶惶缴械。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白光一闪，响起晴天霹雳，杀伤力超过过去的任何炸弹，日本人在遽然间死亡前，不知何命其名，叫它“光弹”。君临日本的天皇裕仁，只得颁布诏书，向盟军投降。1945 年9 月3 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乌苏里号军舰上，享尽了历史上的荣誉。世人若不健忘的话，这位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曾是从菲律宾逃回美国的败兵之将，现在成了赫赫功臣！
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爱好和平的人们欢呼反法西斯胜利。“中共谍报团”被捕的党员们，先后走出监狱，又开始了他们各自新的斗争生活。
中西功：这位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在日本法庭上，被那些军国主义豢养的走狗们，把他牵拽摔打得筋断骨碎，最后判以“极刑”。但是当东条们顶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时，慑于正义之神的威力，最终未敢对他处死。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他得以重见光明，仍继续在日本从事进步活动，并继续研究中国问题，发表论文。日共重建后，他被选为神川县委员长（约相当于我国的省委书记），1973 年8 月，因胃癌不治逝世，终年62 岁。身后为人类进步事业留下了一部著作《在中国革命风暴中》，他的事迹将为后人永远传诵。
西里龙夫：同中西功一样，从巢鸭监狱释出后，仍继续从事日本进步活动并研究中国问题。日共重建后，曾被选为熊本县委员长，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 年代初，受王学文、沈端先等同志的邀请，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应邀来我国叙旧，由汪敬远、张明达陪同，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处故地重游，与尚健在的老战友们共话当年。
在南京，在当地工作的邱麟祥为向导，他们满怀激情地寻访了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新街口、白下路、夫子庙、秦淮河畔、朱雀桥头，他们寻寻觅觅、指指点点、走走停停，款步而行，时而开怀畅饮、笑253 谈当年。说到开心处，或仰天大笑，话到伤心时，却又以泪洗面。当他们走进当年“中央社”和“同盟社”那栋砖木结构的小楼房时，更是百感交集。这时的西里先生已完全忘情自己是一位佳宾的身份，就像当年“中联社”的指导官似的当起向导来了。他对每层楼每间屋曾是什么办公室？有些什么职员？都说得清楚明白，历历如在目前。
汪敬远：没有辜负妈妈的希望。凭他的机智，出狱后立即又投入上海地下工作，直到日本投降。新中国诞生后，被留在上海安全部门工作。
陈一峰：出狱后，奉组织命令，走上新岗位。新中国诞生后，在公安机关办公室工作。
从他们几位的简略纪要里，读者不难看到，这个群体（所谓“中共谍报团”）的成员们，为党的革命事业，都经历了严峻考验。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情报是为战胜对方服务的，古已有之。掠夺奴隶，需要先探知对方的活动集结地和人数、实力，这就要先派人去偷窥回告。我国著名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专有《用间篇》，为我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各方面统治者奉为圭臬、战胜敌手的经典。任何国家、政党、社团、军队，以至家庭妯娌之间，要战胜对方，都要有侦察。当然，其手段、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者的功勋，至今没有得以真实正确的反映。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主观、客观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的原因，也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要阐明这些原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且可以发出很有意义的议论。但是，这是政治家们的事，不是本书作者所
要描述的范围。
中共的情报工作创始于“四·一二”事变前后，当时蒋介石叛变革命，血洗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机关驻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为了抵抗敌人的残酷进攻和保卫自己的生存，确定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开辟了革命的情报工作。由于保卫国家、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这项工作获得了各方人士奋不顾身的拥护和支持。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继形成，这项工作向最广泛最深入层次发展，甚至超越了阶级和国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使敌人意想不到的胜利。
情报工作实质上是第二条战线的隐蔽斗争，从事这种斗争的人员，有人被称之为“间谍”，有人被称之为“特务”，这些都是贬称。我们则称为情报员或侦察员。他们同第一战线的将军、主帅不同，后者战功显赫，勋章满胸，随之名声大振，流芳四海。而情报工作者则往往是无名英雄，黄土一抔，长眠荒丘，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业迹是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或由于特定的原因一时不能公布的。中共的隐蔽斗争先驱战士、卓越领导人之一李克农生前曾倡议，要为中共隐蔽斗争战线上的卓越战士树碑立传。这一主张是公正的，合理的。
张敏：那个被郑百千视为”神秘女史”的人，在这个“谍报团”里，她是个埋头苦干的情报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她对事物的客观思索，较之活跃的汪敬远、陈一峰，要更多些也全面些。然而她的最终归宿，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甚至可谓不幸！
她继“老中医”李得森之后被捕，因查无实据，最终被作为李得森的家属释放。出拘留所后，生活无着落。她设法捎信给在苏北根据地的张明达，要求到苏北根据地去。经组织批准，她到了盐阜地委教育单位工作。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李得森到新四军军部时，组织上电召张敏到军部，让他们夫妻俩重逢团聚。全国解放后，她和丈夫一起在内务部工作。后来李得森因受潘、杨案件牵255 连被捕后，张敏曾几次要求探监，因没有探监制度，均遭拒绝。为此，在“反右运动”时，她在小组会上说了句“日伪统治时期，犯人还允许亲属探监，我想去看看老李也不获准。”而竟被打成“极右”，送到山西省一个煤矿当小学教员。历时20 多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才得以返回上海女儿家养病。令人同情的是，这时的她，就像一只羽毛凋秃受伤的老燕，惊魂未定，还未来得及看一眼那一片属于她的新生活，竟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唯一可以告慰她的，只有组织上为她举行了个隆重的追悼会，并且想方设法找了几位当年曾经与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并一一发了讣告。远在武汉的、曾经和她同铐一付铐子的郑百千也专程赶到了上海。在追悼会上，吊唁的亲友挤满了大厅，遗像四周摆满了花圈，有许多是老单位、老领导、老战友送的。郑百千和倪之骥、汪敬远特订了一只大花圈，签上了因故不能前来吊唁的张明达、邱麟祥等人的名字，放置在最前排。他们亲切地慰问了她唯一在场的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并帮助她（他）们接待来吊唁的人们。
在哀乐声中，郑百千凝视着神情自若的遗像，脑际里出现的却是在囚车上他亲眼看到过一眼的“神秘女史”的形象，耳边同时回响起她那坚定的声音：“坚强一些，不能让他们笑话我们！”一串滚烫的泪珠，便忍不住夺眶而出。。他心里默默念道：
“生活，你能不能对我们公正些呢？”
“。。！！”
张敏因为一句话而被打成“极右”，却是因潘杨案件李得森被捕而连锁引起的。不妨可以认为，这一群“谍报团”成员，因潘杨案件受牵累、遭不白之冤，是毫无道理的。予谓不信，请看“史无前例”中的事实。
这些参与上海情报科地下工作的每个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诬为叛徒、特务，都没逃出这场“大革命”的灾难。够不上叛徒，便是“老反革命”。
“叛徒”，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第一位的敌人。这顶帽子，重逾千钧，可以把一个坚强的、内外红透的共产党员压垮、压碎、压成齑粉。
于是，他们一个个，或被监押牢房，或被押解劳改农场、工厂。至此，大概可以允许我们冷静地问一声：“为什么对他们如此不公正？。。”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清除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 年12 月，党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本着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彻底的平反。
然而上海情报科这群“反革命”却不是那么容易翻案的，因为他们曾属潘公麾下，在“潘杨”案件发生后，曾被上面定了性、判了罪的，服刑十来年了；没有被判刑的，则被劳改、内控使用等等，而他们确实是无辜的。
就拿那个当年日本特务眼里的“小把戏”，现在共产党的“老把式”、“造反派”眼里的“老反革命”张明达来说，当年，他提着脑袋往来于宁沪线上，不知有多少重要情报曾经通过他的手，迅速无误地转手程和生飞向延安。上海情报科遭到破坏后，他两次到苏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随军北上，到了东北。参加西满根据地的开辟和内蒙自治区的创立。之后又参加东北大区经济建设和计划经济工作，支援全国解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东北一个大兵站负责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继之，他又为创立我国空军所需的地面支援，领导东北各省修建几十个军用飞机场。大区撤销，调至中央参加计划经济的开创和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具体工作。
他在革命实践经历中，包括在“文革”中，因为在上海情报科工作期间当时领导人的决策，而被蒙受风雨霜雪时，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心：“真理是永存的，诬陷不实之词是站不住的，事实是最权威的证人。他竟奇迹般地经受过了那场“大革命”的“锻炼”。
他平反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上海，会同钱志行和倪之骥等同志为程和生树烈士碑，使其光荣事迹得以公诸于世。碑上铭文中之一段云：
。。
不，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着。
因为，你有——
一双星星一般灿烂的眼睛；
一腔永远奔腾不息的热血；
一颗比铁硬比钢强的滚烫的心！
。。
他作的第二件事，便是为当年南京上海两地的蒙冤受屈的情报老战士昭雪平反。凡是他熟悉的、了解内情的，莫不为之四处奔走，热心争取，向有关部门积极反映，或出具证明。被打成叛徒遣返山东聊城看仓库的李得森平反了，陈一峰、汪敬远也相继平反了，邱麟祥、郑百千、刘广胄，还有。。也都一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谁知道，这里面饱含着多少难言的苦辛！
这是积淀了四十多年的战斗情谊的结晶，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共同财富，孰能不倍加珍惜！？
张明达已是耄耋之年，他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同志，无愧于江东父老，赠之以“仁者寿”三字，受之当无愧！
中西功逝世十年之后的1983 年春3 月，中西方子遵从丈夫的遗愿，以中日友好人士的身份，专程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