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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跟她结婚啊，” 他咽下最后一口咖喱鸡，抹抹嘴，“说起来好笑，前一阵子她去参加了一次同学会，看见几个同学嫁的老公好像比我出息，回来就有点不安于室，问什么假如她碰到比我好的男人我会不会成全她。”
“你怎么说？”
“我火冒三丈，说你碰到比我好的男人就赶快滚，滚得远远的不要回来，她和我大吵一架。结果没几天，好，她丢了饭碗，我说算了，太平点嫁给我吧，工作找不到就趁机生孩子，我爸妈连孙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她激动得像哭丧，抱着我说还是我最好，” 蒋宜嘉居然不无得意，“你们女人啊，不见棺材不掉泪… ” 官升了，他的嘴还是那么臭。
“你叫她滚的时候，心里真的想她滚吗？”
“废话，当然不是，我心里不知多难过，可男人总不能像你们女人那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不要离开我’ 吧。话说回来，她真碰到问题，我还是要托这个底的，否则，我不管谁管？”
我看着蒋宜嘉微笑，想起程明浩也说过如果我遇见比他好的人他会放我走。他是不是心里也不想那么说的呢？假如我碰到问题，他可会也为我托底，觉得“我不管谁管” 呢？那时候，他一定会的；现在，不会了。
“喂，看什么？” 当你盯着一个男人微笑超过二十秒，“男朋友” 觉得你很爱他，“男性朋友” 觉得他可能出了什么洋相。
“我觉得你变得很男人。”
可惜蒋宜嘉并不太欣赏这种赞扬，他叫起来，“什么话，我本来就很男人嘛！”
他顺道送我回捷运车站。他还开着那辆七成新的尼桑，车子里放着一首唱得缠绵悱恻的英文歌，那个声音似曾相识。
“谁唱的？”
“猜猜看，你应该很熟悉。”
我猜了几个美国歌星的名字，他都摇头，“英文歌又不一定要欧美歌手唱。” 一边把CD 盒子递给我。
那是张信哲的一张英文专辑。张信哲的英语非常好，但是听着听着，总觉得多少有些不尽兴，他那种中国式的温柔含蓄融进西方流行音乐的旋律，英雄无用武之地，显得几分尴尬，几分局促。
我看看蒋宜嘉，他果然有同感，叹了口气，“每次听这张碟，我都想，我们这些人有点像张信哲唱的英文歌，用足工夫，也不是不好听，就是好多本身的优点用不上，凡事照美国人的套路边学边做，先吃亏三分，想跟人家拉平就得多付出。不过，既然开了头，硬着头皮总要把歌唱到底。”
那一刻，我发现，异国他乡的生活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使我们成长起来：我们慢慢扔掉小女孩的稚气、尖酸，去学着做平和、温柔而坚强的“女人”的过程中，那些小男孩不知何时也悄悄退去了身上的青涩、鲁莽，逐渐向成熟、宽厚、有担待的“男人” 靠拢。
下午，我跟其他几个熟人也联系过，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晚上，杜政平来找我，他的脸色铁青；不用问，我看得出他的运气也不好。2002年的夏天，在IT行业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而难上加难的是，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找到工作，否则，杜政平在美国的身份就会过期，他如果不想“黑” 掉，要在限期之内离开美国，而那个“限期” ，是可以扳着手指数完的。有工作的时候，人称“高科技精英” ；一旦丢了饭碗，就立刻成为超市打折架子上的罐头。
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没人去顾及晃悠在秋千架上的感情了。我们拿出各自的通讯簿，把认识的所有有工作的人不论亲疏不分种族列成一张表，准备一个一个去联络。那张表极其详尽，一切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关系统统包含在内。杜政平甚至问，“郑滢以前不是有好多追求者吗？” 我想了想，说，“算了，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来，你叫她怎么还？”
我的手指一页页翻过他的通讯录，快翻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看看他，他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把程明浩加到表格最后一栏。他的公司有一个很大的IT 部门；而他，说过把我们当朋友的。
那个周末，我们打了整整两天的电话，把一张表格划得五花八门，可是，大部分的人给出的答复都让人当场失望，那一部分也是像蒋宜嘉那样要了简历，却加上一句“不要寄太大希望”。也可以理解，大家都自顾不暇，帮忙更是力不从心。
星期天晚上，我终於给程明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你马上寄一份小杜的简历给我，我明天晚上给你们答复。”
我说了声谢谢，把杜政平的简历寄给他，然后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发现杜政平已经不在屋子里。我打开门，看见他坐在外面的楼梯上喝啤酒。我拿了一罐啤酒，坐在他旁边，一边喝一边告诉他我替他寄了份简历给程明浩。
他自嘲似地笑笑，“真是不争气，要情敌来帮这种忙。”
我说，“他现在不是你的情敌了。”
他低下头，“我还是不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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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头，吃惊地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可以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杜政平的胡子两天没刮，眼睛充血，脸色发青，他原来的神采飞扬、热情开朗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颓废了一圈，让我越看越难过。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好消息的。”
他看看我，“你觉得会吗？”
我避开他的眼睛，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乐观，一般公司都在年底进新人，八月份的工作机会凤毛麟角，而且竞争肯定非常激烈。我们心里都清楚，整个周末的忙碌，有点“死马当作活马医” 的意思。
“你们公司真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早点打个招呼，让人家怎么办？”
他叹口气，“就是因为事情太大，才绝对不能打招呼，否则还不天下大乱？算我倒酶，” 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手里的啤酒罐笑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有钱人家的末代灰孙子，什么眼界都开过，以为好日子能一直过下去，结果…结果落得一场空，” 他摇摇头，“你知道我找工作的时候有多少家公司要吗？价码一个比一个开得高，” 他伸出七个手指，“现在这些王八蛋都哪里去了？”
“你不要这样。”我心痛地看着他。对於很多人来说，那一段“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差不多都是“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太过顺利，所以现在越发难以承受这种落差。
他突然站起来，恶狠狠地把啤酒罐捏扁，“凭什么？凭什么呀？你说我是哪里差劲？关璐，你说呀，凭什么人家都好好的，我要去倒这种酶？你倒是说呀？” 他的五官扭成一团，拧成非常痛苦的表情。
我用力拉他坐下，“你不要这样。倒酶的又不是你一个，我们公司一会儿就有一大堆人倒酶，说不定明天就轮到我。你们还算倒酶一起倒，我们是你踩我我踩你，气都气死人。不过，再倒酶，总归过得下去，总不至於会死！ ” 我用力在他耳边喊着，声音在夜色里有几分凄楚。
他捧着头，两手大拇指用力按在太阳穴上，终於平静下来。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脑勺。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突然，杜政平抬起头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关璐，现在只有跟你在一起还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那就跟我在一起吧。”
“我是说一直跟你在一起。”
我转过头去，他抓紧了我的手，脸上有一种满溢了天真的悲伤，像极花生漫画里那个总是抓着一块毯子、一旦放手就心神不宁的莱纳斯；莱纳斯让我心疼。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杜政平会变成莱纳斯；而我，会被他当成那块毯子。
我脑子里过电一样闪过那天在山坡上程明浩看着我说“我有点累了” 的神情，心里泛起一阵苍凉：程明浩累了，杜政平累了，我也累了。就这样吧。
於是，我点点头，微笑一下，“那就一直跟我在一起。”
他把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头发像松针一样刺着我的脖子，像五年之前在飞机上一样。我突然意识到，几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起落，共同拥有了那么多回忆。这些，加在一起，还不够吗？很多人，不久是凭着情义过一辈子的吗？
第二天晚上，程明浩打电话来，杜政平正好不在，是我接的。
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的IT部门现在没有空缺，声音很抱歉，“我已经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遍了，实在不行。对不起。”
“不要紧。谢谢你费心了。” 我真心诚意地说。一个晚上，我已经接了差不多七八个这样的电话，早已麻木。
“我也想过自己部门里的位子，可惜小杜的背景差得太远了一点。真是对不起。” 他又说一遍“对不起” ，口气倒好像他欠了我们的。
“谢谢你费心。” 我也又说一遍。
他问我有没有其它的机会，我说没有。
他迟疑了一下，问我，“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再不行的话，我们就结婚。” 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幽灵一样地窜起一种小小的、报复的快乐。不管你在乎不在乎，我要结婚了，比你先结，结给你看；至於和谁结，为什么结，与你何干？
他沉默了，过一会儿，换一种干脆利索的语气说，“关璐，我再去想想办法。”
“不用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而为。”
“让我试试看。说不定…”
“真的不要了，” 我打断他，“车到山前必有路。”
“璐璐，” 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听话。”
我被他叫得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干嘛听你的话？我要往前看。” 然后，我把电话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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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杜政平回来了。电话铃又响，他去接，我知道那是谁打来的，低着头，却用心地聆听他每一句话。
杜政平说了几句，内容和我刚才讲的大同小异，然后挂线。他说，“程明浩说他明天再帮我想想办法。” 随后，看看我，又加上一句，“看不出他这个人倒挺热心的。你说会有戏吗？”
我把一件衣服从椅背上拿下来，挂到衣架上，回头看看他，说，“我看没戏，他们毕竟是做药的。他也算是尽力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刷牙，杜政平突然把头探进浴室来，“要不，明天我们去结婚吧。”他脸上又是那种莱纳斯一样天真而哀伤的表情，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得人心里直发酸。我把牙齿里里外外刷了个遍，终於对他点点头，莱纳斯永远让我心软。等我把那口牙膏泡沫吐出来，发现上面有一摊血。
我们分别打电话回家报告，只是说准备结婚，只是没提他失业的事情。双方的父母发现我们同居之后，就一直在催着快点结婚，所以都很爽快。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和杜政平一起去登记。到了市政厅才知道，原来在美国结婚有两个步骤，先要领一张三个月有效的“结婚许可证” ，然后在有效期内举行仪式。我们填了一张表，交了一百三十多块钱，拿到一张电脑打印出来的纸，第一格列着他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教育程度等等，第二格列着我的，下面几行文字，基本意思是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政府“准许”我们结婚。当原本以为遥遥无期的事情突然变成现实，那种感觉有点像刚从一场不太深的梦里醒来，懵懵懂懂，不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市政府也有一个小教堂，可以举行最简单的结婚仪式。不过，当天和第二天都已经排满，我们登记到星期四下午两点半去举行结婚仪式，我们拿到的收条上写“两点半到两点四十五分，请提前二十分钟到达” ，我问“十五分钟够吗”，窗口那个女人一边把信用卡收据递给我们一边干脆地说“足够了” 。不知怎么的，我心里觉得有点悲哀；我想起郑滢结婚的时候，光是开车去参加婚礼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走出市政府，我看着那张纸问杜政平，“他们也只不过看看驾驶执照而已，其它都是我们自己填的，这个‘结婚许可证’ 究竟有什么意义？”
他笑笑说，“我想大概是可以借机多收一次钱吧。” 然后我们开始算加州平均有多少人结婚，州政府可以收到多少钱。
回家的路上，杜政平突然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我淡淡地说，“有什么对不起的，反正是迟早的事情。我妈昨天知道了，开心得要命呢。”
“以后我们再补结一次婚好了。”
“算了，我这个人本来就怕麻烦。”
我们去买了一对指环，他要给我买个钻戒，我说“不用了，其实也没什么机会戴，戴出去又会担心掉了”；但他坚持，说“你老公再落魄，这点钱还是有的”，於是我挑了一个二分之一克拉的白金钻戒，钻石切得又匀又干净，他帮我戴在手上，我微笑着说，“真漂亮”。
那天下午，我戴着戒指去上班，告诉同事们我星期四要结婚了，他们一轰而上恭喜我，然后责备“怎么也不早点告诉我们” ，我说“我们都比较低调” ，心想，我自己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呢。
半天下来，我左手戴戒指的地方居然起了一圈小小的泡，有点痒，我想，大概是皮肤过敏吧。来美国之后，很多人都开始过敏，我属於情况比较严重的，对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过敏，可是万没想到，居然对钻石戒指也会过敏。穷命。
第二天，我把戒指放回盒子里，在手上涂了点薄荷油去上班。快中午的时候，程明浩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说，“现在有时间吗？我马上要见你。”
“你在哪儿？” 得到的答案让我吃了一大惊，他在我公司对面的一家餐厅里。
我跑到那家餐厅，他坐在靠窗口的一个位子，隔了几排座位朝我微笑，显得很兴奋，几乎有点眉飞色舞。我在他面前坐下，低头看着桌上放盐和胡椒的罐子，“你怎么来了？”
“有办法了。我有个亲戚，是我爸的表弟，在圣荷西开一家小公司，我今天一早去找过他，他已经答应让小杜到他手下去工作一阵子。他的公司其实并不太需要用人，所以工资一定不会高，不过至少可以保住身份，等到年底或者明年初再另外找份好一点的工作。我刚才给你家里打电话没人接，也不知道小杜的手机号码，所以才来找你，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下午就带他过去。”
我抬起头看着他，心里好像桌上的盐和胡椒罐一起打翻，腌了个结结实实，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拿起桌上的冰水喝了一口，轻轻地说，“我看不用了吧。我们明天结婚，戒指也买好了。”
沉默。
沉默。
沉默。
我低着头把冰水喝完半杯，突然，我听见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问，“璐璐，我不是说了让我再去想想办法的吗？你 你为什么就，就不肯稍微多给我一点时间呢？！你…你…”他“你” 不下去了。
我站起来，“真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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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浩一把将我拉回到凳子上，一句话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