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舟车劳顿加上抗过敏药的作用，不到十点钟，我就昏昏沉沉了。那天，杜政平回旧金山，我们做爱之后，他突然问我：“刚才你在想什么？”
“什么？”我迷迷糊糊地问。
他打开台灯，“我是说，刚才，你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
“你好像……很不起劲。”
“我累了，坐了六个小时飞机。”
“我也累了啊，开了六个小时车。”
我睁开眼睛，“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咽下一口口水，“也没什么……我刚才看你那么冷淡，以为你想起了他……”
“活见鬼！”我抓起枕头朝他打过去，一面打一面开始流泪，“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你冤枉我……”
我的眼睛像坏了的水龙头，泪水不住地往外流，夹在眼泪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你冤枉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委屈：我知道他以为我想起了程明浩才表现冷淡，其实，我刚才什么也没想，真的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吃了一粒抗过敏药而已。
他到底还是介意的，因为程明浩是我第一个男人。他或许以为我冷漠的时候是在想程明浩，我热情的时候是把他当成了程明浩，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并没有完全冤枉我，无论怎么刻意遗忘，回忆中的一个片段常会猝不及防地浮现在眼前：雨夜里，他温柔地抱着我，轻轻解开我胸前的一颗纽扣，手指触到了我的皮肤，犹豫了一下，又轻轻地把纽扣扣了回去，然后摸摸我的头发说‘睡吧’，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我的心在他的掌心上跳动。捧着我的心睡着的男人，我能忘记吗？ 花生漫画已经五十年了，史努比有时候也不听话、也会走失，但却总是能摸着回家的路，去找到它的查理·布朗，我呢？
我很想忘记，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很不巧，这个片段偏偏从记忆的墙缝里漏了下来，能怪我吗？ 我哭了整整一夜，毫不怯场，杜政平一个劲地在旁边认错。以前我说过每人身体里都有个孩子，现在我身体里的孩子不知是饿急了还是尿湿了，哇啦哇啦哭个不停，我根本无法控制。真的，不是我想哭，我管不了她。
杜政平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喝下去，接着哭；他又倒来一杯，我又喝下去，接着哭；最后他拿来一整瓶矿泉水，我“咕咚咕咚”灌下半瓶，还是接着哭。好像已经没别的事情可以做，只能哭它个地老天荒。
哭到后来，我的喉咙哑掉，眼泪把床单打湿一大片。杜政平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隔着毯子抱住我，央求我不要哭。
那是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你要问我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我会说，就是一条梅西百货买来、二十九块九毛九的毯子的厚度。
快天亮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穿上衣服出去了。
孟姜女用眼泪淹倒八百里长城为了寻找一个男人，现在我用眼泪活生生把一个男人淹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跟她有得一拼。
二〇〇三年八月，杜政平提出离婚，我答应了。我们的情分，仅仅捱到纸婚年。
我们没什么家当，加上分居两地，一拍两散，简直像玩了一场过家家。最后见他那一次，他买来很多Yoplait的蓝莓酸奶放进冰箱，上下两格都塞得满满的，够我吃起码两星期。临出门，他转过头来问我：“关璐，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看着他，点点头。
“不够跟我过日子对不对？”
我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苦笑一下，“你怎么……怎么就不肯努力一下呢？”
我低下头。
这个被我用眼泪淹走的男人把门轻轻关上。我觉得自己失败得不能再失败。
七下一个永远
我终于做了一件让郑滢和张其馨刮目相看的事，代价是嗓子哑了足足一个月。小说里动不动就是天天“夜不能寐，以泪洗面”，告诉你吧，那是假的，你去试一夜就够受了。
杜政平的爸和我妈后来知道了我们结婚的真正原因，现在听见说要离婚，想当然地跳着脚在越洋电话里骂他“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说不出话，他一声不响地把黑锅都背了。
在又能说出话的第一天，我走进艾米的办公室，交上一份初步计划书，申请负责部门里新开始的“客户服务”项目。一月份的裁员中，客户服务部门被砍到最低限度，公司号召所有人员提高“服务精神”，艾米对上级精神从来是“见风使尽帆”，专门设立一个“客户服务”项目，以加强和客户的联系，提高对客户反馈意见的回应。部门少壮派里好几个人摩拳擦掌，我幸运地拿到了那个项目，他们都很羡慕，说做好了明年一定升级。我笑笑，升不升级倒还在其次，我只是想多找点事情做。
那个月底，郑滢生了一个男孩，名字是郑广和的父母起的，郑老太太懂点不知什么命理，照着孩子的出生时刻算出五行缺木，便起名郑嘉森，谐“加森”的意思，英文名字正好就叫Jason。
我想来想去，不知该买点什么送给她，又不想送张礼品卡算数，在公寓对街超市的婴儿用品部转了半天，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买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纸尿布——我想他们肯定用得着，浩浩荡荡搬回家。过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后背有点发热，回头一看，只是一辆辆的车开过，并没有人。我耸耸肩，接着往前走。
我用粉蓝色礼品纸把尿布包好，写一张卡放进去，送到医院去。孩子很可爱，产妇和“产夫”都喜气洋洋，郑滢一直暗暗担心的“产后忧郁症”一点影子也没有。
我问她：“很痛吧？”
她一拧眉毛，“嘶”地抽抽嘴角，摆出一个“废话”的神情，“知道吗，世界上的痛分成十个等级，一级最低，十级最痛，第九级是拿烧着的烟头烫皮肤，你知道第十级是什么？就是女人生孩子！”她嫁了医生老公后说话都专业不少。
郑广和在旁边呵呵笑着，“算很顺利的，很顺利的，顺利得很，真的，顺利得很。有录像带，以后放给你看。”这位老兄不敢给自己的太太接生，却不务正业地把整个分娩过程都拍了下来，而且显然对自己的摄影功夫颇为得意，一再邀请我以后去他们家看。
我正在琢磨如何婉拒这份盛情，郑滢瞪他一眼，“说得轻巧，你倒是来生生看！”
这个时候，护士把孩子抱来，说该喂奶了，请我“回避”。郑广和笑嘻嘻地把我送到门口，关上门，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干什么我回避他就不要回避”，随之发现这个想法多么可笑，却还是有那么一点不服气：“我和她睡一个枕头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站在医院走廊的窗前，“忧郁”起来：人有远近亲疏，对于郑滢来说，现在，那扇门后面的，才是她最亲近的人。那么，我呢？
几个月后，张其馨也生孩子了，是个女孩，看上去几乎是林少阳的翻版，眯眯眼，动不动就眉开眼笑，可爱极了。他们起名叫林达，英文名字Linda。
张其馨生孩子时出人意料地坚决不许林少阳进产房，她不知从哪里听来，说男人看过太太生孩子就会失去什么“神秘感”。郑滢不以为然，“听她瞎说，照这样，我老公不但看，还帮女人接生，岂不是早就不举了？”
不管怎样，从那天之后，我心目中最坚强的女性形象由居里夫人让位给张其馨。因为她会为了维持丈夫的“神秘感”，心甘情愿一个人承受生孩子的痛苦。
后来，郑滢背地里告诉我，“张其馨跟我说过，将来我们可以攀亲家，我心想算了吧，女儿像爸，林少阳的拈花惹草我又不是没见识过，将来继承下来，我们Jason怎么吃得消？”
我笑了起来，“儿子像妈，你以前风流倜傥的时候可不比他差，要搞定个把Linda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终于忍不住把程明浩最后一次跟我见面说的话都告诉了郑滢，她听完，想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说“算了吧”。
她的理论是：“男人对感情就像对保险套一样，当时再投入，过后就会扔进垃圾桶，不会捡起来用第二次。”
我说：“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的吧？”
“我问你，假如你现在去找他，他已经有了别人，或者不爱你了，你受得了吗？”
“我不知道。”我想起程明浩把项链扔出车窗时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比我坚决。
她认真地看看我，叹了口气，“你够胆就自己去试试吧。”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进入程明浩用的邮件网站，颤着双手打进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再打入那个他从前告诉我的密码——我的名字加生日。我和自己打了个赌，假如这个密码还有用，假如他还用我的生日去开启他的邮件信箱，那么，我就给他写信；如果不行，就算了。
同自己打赌的结果是：不行。他已经修改了密码。我不知道是自己赌输了还是赌赢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输赢，我心里都很难过。
接手“客户服务”项目有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需要经常出差，一个是需要经常挨骂，两个我都不喜欢，相比之下，更不喜欢后者。各级主管在大会小会上信誓旦旦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在质量上妥协”和大学二年级男生分手时爱说的“无论如何我都等你”一样，听听可以却万万信不得。由于人手缺乏，去年交货的产品中隐藏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客户投诉达到了一个高峰。
我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客户，把投诉分级，根据不同等级定出处理方案，问题够大的话，就需要亲自上门或者组织同事去。部门其他同事去了几次，发现这种差事基本就是送上门去挨骂，挨完了还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帮客户把问题搞定，于是便你推我我推你，弄到最后，很多时候只好我自己硬着头皮去。开始很难受，后来逐渐发现挨骂也有“边际效用”，第一次痛不欲生，第二次就好些，第三次习惯，到后来，变成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客户就是衣食父母，表现不好，爹妈打屁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一段时间，我去了美国很多城市，然而来去匆匆，印象最深的只是它们的飞机场。每次上路，我都带着那个银灰色的手提箱，上面画着一条小小的彩虹，独一无二，让我在无论哪个城市的机场转盘上都能一眼认出来。每次远远地一眼认出来，心里总会微微地一颤，当初程明浩给我买这么一个牢得可以挡子弹的提箱，是不是注定了日后我要走天涯海角的路？真是那样，当时不如不要。
有一次，把箱子托运以后，我坐在窗口的位子上看见地勤人员把行李装上飞机，一个大胖子狠狠地把我的箱子扔进舱，看得我心疼，从此再也不托运——这个箱子，我可是打算用很久的呀。
我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土气”在我离婚之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次周末，假如我在旧金山，必然有人热心地张罗“配对”，逼着我去“盲约”，本质就是把一男一女放在一起，让他们掂掂对方的半斤八两，掂得差不多，就开始考虑将来往一张床上睡的可能性。他们心有灵犀，一致认为我不应该这么“闲荡”着，应该早点再找个男人。
我相过几次亲。郑滢介绍她老公的学弟，一个皮肤科医生，吃饭时点起打火机把刀叉认真消毒一番，脸上的理所当然叫人怀疑他日后上床前也会拿出酒精来替太太消毒；林少阳向我撮合他同事的表弟，此人热情奔放，约会两次之后就要在车里拉我裙子的拉链，吓得我不敢见他第三次；张其馨秉着“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的原则，找来一个在高科技浪潮中不当心做了“运输大队长”的男人，人家大概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三句两句之后诉起衷肠，尽数从前老婆的不是，越数越气，最后讲：“老实说，我知道她现在在非法打工，哪天高兴了，检举到移民局去，让她吃不了兜着走！”那顿饭我无比坚决地付了一半钱，包括小费——这样的男人，欠他一分钱都会于心不安。
如此若干回合，他们终于放弃了我。不，应该说，他们终于放过了我。
偶尔和郑滢、张其馨凑到一起，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她们讨论孩子，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她们讨论老公，剩下的时间——如果还有时间剩下的话，用来教育我。
郑滢咂咂嘴，“关璐啊，你已经都二十七岁了，还离过一次婚。”
我说：“你不是说在美国，女人离婚次数越多身价越高吗？我才一次。”
张其馨比较婉转，“我看你呢，是不是眼界太高了一点，眼界高当然不是坏事，不过，慢慢地也应该适当考虑降下来，否则……”
“我眼界不高。”
“你说这句话，就说明你眼界太高，还不承认。”她们异口同声，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越活越不懂事了。
我看看她们，闭上了嘴，她们总是对的。这两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现在动不动就教训我，她们已经完全不记得从前在电话里歇斯底里、把发酵一半的意大利菜吐在我衣服上的时候了。哼，好了伤疤忘了痛。
私下里，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眼界不高。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要一个男人，对我好，不对我凶，不许我喝酒，尤其不许酒后开车，会在我加班的时候，在车里默默地等我，然后送我回家；下面条会问我喜欢面条硬一点还是软一点；不大会炒菜，做个番茄炒蛋把鸡蛋炒焦，然后自己偷偷吃掉，把番茄让给我；会帮我买一个够硬够牢可以挡子弹的箱子；明明唱歌走调却连唱七首张信哲，用自己最可笑的缺点逗我开心；会温柔地抱我睡觉，让我的心在他的掌心上跳；知道我这个人嘴硬心软，有时候坚强，而更多时候不过是在逞强；想要把我养胖，像史努比一样。嗯，就这些，我看可以了。
真的，我眼界不高。她们说我眼界高，瞎说八道。
假如有一个这样的男人，我想，我也会对他好。我又不是傻瓜。怎么对他好？让我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大概会送他一盆非洲紫罗兰——因为那种花像我；我会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在天晴或者下雨的日子里惦记他，帮他着想；会给他买块手表；会给他做饭、做菜、做汤；会给他讲花生漫画的故事；会把他的头发弄弄乱然后说“土包子”。好像，好像，也就这些了吧。
圣诞节前夕公司搞活动，有一个竞猜节目，各部门编成组，抢答不同门类的问题。那些问题我大部分连听也没听说过，却在最后一轮中回答出一个关键的地理问题，四两拨千斤，我们部门赢得了一棵小圣诞树。
那个问题是：密西西比河的源头在哪个州？
答案是：明尼苏达州。
两个部门都没人来自明尼苏达，所以让我拔了头筹。同事惊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是猜的，其实不是，我看过一本明尼苏达的旅游书，知道很多关于那里的事情。你问我为什么看明尼苏达的旅游书？长点知识总好啊。
那年冬天，我偶然在一个商场角落的一家纺织用品商店里找到了几卷毛线。在美国真的买得到毛线的。可惜颜色很少，又都是大红大绿的。因为基本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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