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季- 第32部分

　　他点点头。　

　　“那怎么不告诉我？”　

　　“我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实际经验也不多，心里没底，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既然有机会就应该试试，如果能把位子坐稳，发展空间就大了。我知道你总希望我留在旧金山，说不定会觉得我是故意的……你这个人心思重，容易多想。后来我突然想，索性我们结婚吧，虽然男人二十几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不过那样大概可以让你安心，所以我就去买了那个戒指……只不过，临到送出，才发现不上台面……我当时想，再等一段时间，也就是一两年吧，等未来有点眉目了再跟你说，”他又喝了口茶，抿抿嘴唇，“我甚至还想，等我那边差不多定下来，就让你跟我过去，大不了将来我养你，反正那里的房子没有加州贵。没想到你马上说要分手，我一逞意气就答应了……也是因为这个，后来我知道你和小杜又在一起之后会那么生气……”　

　　他静静地，像在说一件久远的往事。这些心思，他从来都没有对我讲过，所以我不知道；我以为他的人生规划里没有我，我错了；我以为他的心里没有我，事实却恰恰相反，他把我藏得那么深，就像那天晚上他用拳头把我的拳头包在里面一样，深到我自己都看不见。有些事情，我们以为有足够的时间，去说、去做、去了解，其实却没有。我们的时间凝固在了我那块没有送出的手表上面。　

　　程明浩的话一点一点像雨水一样渗进我心里的每个角落，我忍着鼻子发酸，“我又没说要你养。你养得起我吗？我很难养的。”　

　　“我知道现在可能还不行，不过，我总是觉得，我如果能尽量混得好一点，你至少不用担惊受怕，一天到晚又怕工作做不好又怕裁员又怕被人家欺负，一点点事情都提心吊胆，连梦话都说的是英语……你那副样子真是让人心疼。我希望你能多一点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他碰碰我的脸，“还有，你现在比出国的时候还瘦，人家到了美国都变胖，就是你越来越瘦……”　

　　“那叫苗条，好多同事都羡慕呢，吃饭的时候偷偷看我到底吃什么能不胖。”我抽抽鼻子。　　　“一身的骨头有什么好羡慕的？我要你高高兴兴的，长得胖胖的，就像，就像史努比那样。”　

　　当一个男人语气坚决地要我向一只狗看齐，我心里所有的眼泪都喷涌而出——在他默默下定决心把所有的艰难一肩挑的时候，我却在拼命猜忌、嫉妒、生气、给他气受，他心里一定也很委屈，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真难为他了。　

　　“璐璐，别哭，别哭，乖，不许哭了。”他把我从椅子上拉过去，贴在他的怀里。他衣服上有一股烟味，我一边捶他的肩膀一边哭得更凶，“叫你不要抽烟，我叫你不要抽烟的呀，你不听话，你不听话……”　

　　说到这里，我的嘴唇已经被堵住了，他用力地吻我，好像要把所有的废话都挡回去。透过烟味，我闻到了他身上久违的气息，不由自主闭上眼睛，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了。他温柔地抚摸我，让我“一身的骨头”刹那间酥软无力，没有思考的余地，只觉得一颗心像被搁在火焰上摇摇晃晃的空气里，热热的，被蒸得微微发晕，生怕随时会掉了下去。　

　　朦胧之间，我感到程明浩把我抱了起来，一直抱进房间，用他的身体把我压在床上。他滚烫的嘴唇一路吻过我的额头、眼睛、鼻子、脸颊、嘴唇、脖子，然后接着往下，他的喘息声变得越发急促，一边吻我一边呓语般地说：“你是我的，是我的。”我顺着他的动作微微颤栗，紧紧地抱住他。他几乎有点粗暴地扯开了我的衣服，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　

　　铃声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让我骤然打了个哆嗦。我看着程明浩，他也看着我。　

　　又是两声响过，程明浩微微松开了他的怀抱，我终于把一只手伸过去拿过话筒。　

　　电话里，杜政平的声音听上去很遥远，却又不可思议地真切，“你在干什么？”　

　　“我，我刚到家，”我用尽可能镇定的声音回答，“你那边怎么样？”　

　　“看来没什么希望。”他叹了口气。　

　　“是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单薄而苍白。　

　　“是啊，”他在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突兀地冒出一句，“老婆，我现在只有你了。”　

　　我的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仿佛一根刺深深地扎进心里去。　

　　杜政平告诉我，他那个同学要请他吃晚饭，回旧金山会很晚。　

　　我说：“不要喝酒，开车小心点。”　

　　我轻轻地把听筒放回去，回头，正好撞上程明浩的目光。他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痛苦，反射到我的眼睛里，每一丝、每一毫我都体会得清清楚楚，让我痛彻心扉。当所有伪装的坚强、自尊和自卑都被现实剥落，我终于看见他为我痛苦不堪，却发现那一点儿也不好看。　

　　床头柜第一个抽屉里有一个深蓝的绒布盒子，里面是我的婚戒。杜政平说：“我现在只剩下你了。”明天就要结婚，我现在却想跟另外一个男人上床。　

　　我不知道自己是可悲还是卑鄙。　

　　程明浩心心念念想着我是他的，而当我真的在他面前，却发现我其实并不属于他，另一个男人过不了多久就要回来，到时候，轮到人家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坐起来，像抱小孩一样用力把我抱住贴在自己身上，脸埋在我散开的发间，仿佛贪恋一种毫无安全感的拥有，像一个绝望的姿势。他抱得我有点痛，但我没告诉他，一旦告诉他，他就会松开手，我不要。我的手插进他的头发，他今天没有用发胶，头发听话地伏在我的手指间，像刚长出来不久的草地，头发短了，他后脑勺的那个旋露出来，我用手轻轻摸着。　

　　“你们那儿冬天很冷吧，你怎么把头发剪这么短？”　

　　“那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去剪头发，想起以前你总是喜欢玩我的头发，心里难过，就索性把它剪短了。”　

　　“那不叫玩。”　

　　“不叫玩叫什么？我看你每次都玩得很开心，像个小孩子。”　

　　“为什么总觉得我是小孩子？”　

　　“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你，你就像个小孩子，”他轻轻笑了一下，“记不记得，那时候，你对着我的脚研究半天，然后抬起头来一笑，笑得很神气，好像在说：‘咦，这土八路好玩！’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跟我握手。还有，　

　　就是你很可爱，一笑露出一排牙齿。”　

　　“谁笑不露出一排牙齿？所以你觉得我‘太好’？”　

　　“说‘太好’是在找借口，讲老实话，那时候，我觉得你未必适合我，我也未必适合你。你看上去像那种一路顺风、什么苦也没吃过的类型。”　

　　“你当时觉得什么类型适合你？”　

　　“脾气好、能吃苦、好养、可以一起打天下。”　

　　“农民。我要去告诉张其馨你就是凭这个找她做女朋友的，她保证吐血。”　

　　“不许笑我。”　

　　“那就是说你觉得我脾气不好、不能吃苦、不好养、不能一起打天下啦？我……我脾气是不好，可是，其他的……”　

　　他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鼻子，“我知道，我现在都知道了。那时候没好好追你，你是不是　

很恨我？”　

　　我点点头，“倒追男人都追不到，一点面子都没有。”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璐璐，我以前谈过三个女朋友，大学里两个，都是开始没多久就分手了。因为人家觉得我家庭条件太糟糕，后来是张其馨，也分手了。可是你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你……不知为什么，你很把我当回事……”　

　　“当回事？”　

　　“那次在西雅图，你跟我讲花生漫画，说‘史努比大概是惟一一个把查理·布朗当回事的’，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查理·布朗，很普通，百无一用，没什么人把我放在眼里。你呢，像那个史努比，那么在乎我，好像我真是块宝，在乎得让我心痛。璐璐，你这个人骨子里很好强，有时候都分不出你是真的坚强还是在逞强……那天我抱着你睡的时候想，既然你这么把我当回事，我就要加倍地把你当回事，好好养你，守着你，将来不让你吃苦，让你一直那么神气，日子好过了，脾气自然也会变好，你又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我紧紧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没想到你不但农民，还有点大男子主义。”　

　　他看着我的眼睛，“璐璐，你再给我织一条围巾，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以前那条不好吗？”　

　　“好，就是太短了一点，我脖子比较长……好像也薄了一点，你知道我们那里冬天冷得要命。”　

　　“美国买不到毛线。”　

　　“买得到的。”　

　　“买不到的。”　

　　“一定买得到的，”他也变得孩子气起来，“我买到了，你帮我织。”　

　　“不跟你烦了，你现在怎么这么多话。”　

　　他捧着我的脸，看了半天，认真地说：“等会儿小杜回来我去跟他说，他想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在他的手掌里摇摇头，“我都跟他结了一半婚了。我对他老是说话不算数，这一次，我，我不能再不算数……”　

　　“璐璐。”他哀求我。　

　　“不要。”我也哀求他。　

　　我们久久地凝视着对方，直到把彼此眼睛里的痛苦都看了个透透彻彻，又变成一种凄凉回到心里去。突然间，我抱住他，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因为我体会到了那次郑滢说的感觉：我们像一对告别的旅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边，他拉着彩带的这一头，我拉着那一头，眼看着船慢慢地开出，带子越拉越紧，直到绷成细细的一根线，然后“啪”的一声断开，断头弹在手指上，先是没什么知觉，而后是麻辣辣的痛。原先或许不用告别的，总是一个先去买了船票要走的，或许也挽留过，也哀求过，然而终于还是走了；到了此刻，真要拼了命，跳下水去或许也能游回岸边，然而船开都开了，渐行渐远，有多少人会那么做？历来不是只有泪眼相对、无语凝噎的吗？　

　　郑滢没说错，最坚决的告别是在床榻之间，在本该最最亲密的时候。这样的告别，连后路都一起切断了。我，放弃了他。　

　　程明浩又抱了我很久很久，终于慢慢放开。我穿好衣服，他掏出一支烟，又放了回去，“带你去看样东西。”　

　　半个小时后，我叫他把车子停在路边，“我不去了。”　

　　“我答应过要带你看浪管风琴的。”　

　　“我不要看了。”　

　　“那好，”他沉默良久，把车门打开一点，让灯亮起，然后把那个玫瑰花纹的戒指递过来，“帮个忙，把它戴上，让我看看，好不好？”　

　　我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小小的钻在暖融融的灯光下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情。戒指稍微大了一点，我说：“总比太小好。”　

　　我把戒指拿下来还给他。他把它放进项链上的挂件盒，看了一会儿，摇下车窗，猛地把它扔出窗外。链子在夜色中划了个弧线，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愕地看着他。　

　　他转过头来，“这样也好，以后就可以不想你了。再也——不想你了。”他垂着眼睛，语气却又坚决了起来。　

　　我的心里一阵痛，“你，你要给我好好的。”　

　　他点点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走，送你回去。”　

　　我叫他在离我家一个街区的地方停下来，“我自己走回去。”　

　　他伸手过来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小不点，好好过日子吧。”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往下流。过了半天，我哽咽着说：“我希望你也幸福。”　

　　他点点头，淡淡地朝我微笑一下。　

　　终于有机会说“希望你幸福”。只是，我们之间，已经分不出谁是浪子，谁是倒霉蛋。　

　　我们都那么辛苦地辜负过，也守候过对方，到头来却是这样。　

　　我站在街沿，看程明浩的车亮起红灯，缓缓开动，喷出一股白汽，散进夜色，像一声叹息。　

　　我回到家，杜政平正站在冰箱旁边喝一杯酸奶。他问我哪里去了，我说出去随便走走。我脱下鞋，光着脚走到他面前，“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他正舀起一口酸奶，勺子停在嘴边，又送到我面前，“要不要吃？蓝莓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牌子中最喜欢的口味，上星期他去买菜时忘记了，回来后想起又专门跑了一趟。　

　　我点点头，张开嘴，他把勺子送进我嘴里。酸奶又酸又甜，小粒的蓝莓滑过我的舌头，凉凉的。　

　　他自己也吃了一口，“你吃东西怎么总喜欢舔勺子？”　

　　“不浪费啊。”　

　　他又舀一口送到我嘴里，“傻瓜，又少不了这么一点。”　

　　刚才进门前的刹那，我的确闪过念头，把下午的一切都告诉他，然后去找程明浩。可是，那个念头像霉菌一样被一杯Yoplait的蓝莓酸奶消灭掉了。酸奶杯对面的人，跟我相依为命。　

　　二〇〇二年八月的某个星期四下午两点三十分，我和杜政平结婚。我穿着上次去参加郑滢婚礼时的那条裙子，那是我来美国以后买的最像样的衣服——其实是郑滢替我买来衬她的新娘装的，婚礼结束后就送给了我。　

　　郑滢和她先生当证婚人。她很担心，在洗手间里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的负担就重了。”　

　　我淡淡地说：“会过去的。”　

　　临近年底，郑滢辞职，因为她怀孕了。我有点失落：刚刚有了那么一丁点儿“拉帮结派”的可能性，“帮派”却扔下我走了。　

　　我们公司在高科技泡沫期间的最后一次“资源重组”进行得相当丑陋。二〇〇三年一月，一批重要项目完工后，好几个测试和客户服务部门被连窝端掉，一间间空旷的办公室像一个个被拔了牙的牙洞，看得人心里发涩。两年来，我们所有人像参加了一整套海军陆战队心理训练，由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变得训练有素、沉着冷静，真正做到“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不动声色端起他的枪接着往上冲”。如果大家集体度假，完全有实力组团去非洲原始森林探个究竟，什么食人部落，发扬团队精神，三下五除二把部落酋长捉来，然后就地开会讨论怎么个吃法，清蒸还是油炸，刺身还是叉烧。吃得饱饱的，回来以后，用软件画出电子版路线图贴到内部网上，推荐别的部门去。　

　　二〇〇三年初，杜政平收到南加州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去念博士学位。他说：“真好笑，我天天开着宝马车去上课。”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苦涩，生活中有些圈子实在兜得莫名其妙。　

　　杜政平的学校在洛杉矶，他每隔两三个星期回一次旧金山。杜政平对我很好，记得我喜欢吃什么牌子的酸奶，记得给我带他们学校附近面包房某种很好吃的巧克力面包，记得天天准时打电话来说“晚安”。正当我们开始逐渐习惯婚姻和各自的角色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六月的一个周末，我从纽约出差回来，不知是不是在外面吃错了东西，我的手臂上长出一些小小的红水泡，根据经验，那又是过敏反应，我立刻拿出一颗抗过敏药吃下去。　

　　可能是舟车劳顿加上抗过敏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