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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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饶恕-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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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水可不是个好活计,整个看守所前后三个大走廊,每个走廊又分南北两处,每处有二十几间号子。一趟水送下来,人整个就散了架子,连饭都不想吃,躺在院里的长条椅子上直喘气,像一条搁了浅的鱼。好在活儿少——一天三次。
  晚上回到号子,大家都无精打采的,没有人说话,好象人人都是哑巴。这让我感觉很不舒坦,觉得自己是被关在了一座坟墓里。坟墓应该没有声音吧?可也不尽然,这里也有一丝活人的气息,那就是偶尔会出现一种暧昧的声响,这声响来自马桶边,是一个叫老贾的人在那里放屁,很尖、很细,很讲究发音。初次听到这种天籁之音,我很不习惯,总想告戒他:大哥,你就痛快点亮一把嗓子吧,别不好意思。可大家对老贾的屁似乎习以为常,听到声音就各自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老贾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尴尬的表情,只是在大家齐声叹气的时候,会打一个响亮的嗝,我怀疑他这是在掩饰放屁的声音。
  不光我们这里沉闷,整个看守所在夜里都没有一丝声响,像死了一样。
  我知道,夜是一样的夜,可是一堵大墙,让里面和外面的人有了不同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正式加入了劳改犯的行列,那一夜我没有睡着,老是想事儿,一会是我爹,一会是我弟弟,一会是我横行在街头,一会是漫天飞溅的鲜血……天快要亮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当了警察,押着小广走在宽阔的街上,小广在咧着嗓子唱歌:啊战友,你乔装改扮深入敌后去战斗……我用枪顶着他的脑袋,阔步向前,脑袋仰得高高的。
  第二天刚送完了一趟水,段所就来喊我:“杨远,你爹看你来了!”
  我爹蹲在值班室门口,像一堆破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爹好象不认识我了,他就那样用一个僵硬的姿势傻蹲着,仰着脸看我:“儿子,你咋了?”
  我扑通跪下了,我想说声对不起,结果说出来的是这么一声:“你来干什么?”
  我爹说:“我来看看你。”
  我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我自己。”
  我爹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牙膏、牙刷、毛巾……还有旱烟、茶叶什么的。我抓起包裹扭头跑回了伙房,我的心难受得像刀割一样。我趴在长条椅子上,一个劲地哭,段所拉着我爹过来了,我爹就这样呆呆地看我,他好象找不出来应该说什么话。段所说,老杨,安慰他几句你就可以可以回去了,我爹只说了一句话:“你弟弟挺好的。”
  我把在号子里用棉花和布条给我弟弟做的一个小狗熊从怀里掏出来,递给我爹,转身就去拉我的水车。
  我爹走了,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的背影,我猛然发现,他老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
  杨远的嗓音突然颤抖起来,一下一下地掰着手指:“兄弟,我爹真不容易……”
  我安慰他:“远哥,老人都这样,你不必太难受。”
  杨远抬起头,喃喃地说:“他不是老人,那一年他才四十多岁。”
  我掐着指头算了算,附和道:“可不,还算年轻,现在得六十多了吧?”
  “他死了,”杨远陷入了沉思,“全是因为我……我从小就让他操心。”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1
  好象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右派,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
  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象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咋呼,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幸福极了。
  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他好象不是右派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我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她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有点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像一家人那样。
  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2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叫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
  时间长了,我爹就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
  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
  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
  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
  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
  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地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
  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忽忽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什么。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拉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
  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
  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
  从此我爹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
  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
  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讲大灰狼叔叔和小白兔妹妹的故事,听得我弟弟直想找大灰狼拼命——你在哪里?滚出来。
  等我感冒好了,我爹就对我说:“你光学习好有什么用?看看,你这叫什么体格嘛,你看我。”
  说完了就用拳头嘭嘭地捶自己干瘪的胸脯:“咋样?这才叫男人呢。”
  确实,那时候我很瘦弱,别人都管我叫“鱼刺”。
  我对我爹说:“那怎么办?身体想好,就得有好饭吃。”
  我爹说:“你别没有数了,就咱们家的饭食?你看看村里哪家能天天吃馒头?”
  我说:“那叫馒头?全是黑面,吃了拉肚子……”
  我爹就不说话了,沉吟了半晌,啪地一拍大腿:“得,咱练功夫去。”
  我爹是个痛快人,当天就把村里的一个老头请到了我们家,一顿老白干伺候过后,就让我行了拜师礼。从那以后,我放学回来就有了营生干——压腿、劈叉、踢腿、站桩,这一练就是两年。两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精壮结实的半大小子。我爹很高兴,经常让我教他几招,有时候还跟我过过手。自然,他输的时候多,躺在地下老半天爬不起来。开春的时候,我爹又托了他一个同学的关系,把我送到了区业余体校,开始了正规的训练。我很争气,在当年的武术运动会上,拿了个刀术第一名。自然地,我的学习就放松了,有时候考试还不及格,我爹似乎不太管我的学习,他的脑子仿佛全放在了我的身体上。
  那时候,我爹又调动工作了,他成了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
  他自行车把上的包儿也换了,不再是那个鼻涕一样的布包了,换了个黑皮子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
  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
  我说:“我根本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
  我爹生气了,那只眼像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
  结果,我没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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