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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的题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岳麓书院时，数百名书生赤手空拳抗击蒙元铁骑，最后全部壮烈战死，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为保持气节吊死煤山（天子守国门），无数汉族精英反抗满清的铁骑而英勇就义，但也出现了吴三桂等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大部分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没有超过以前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被受到极大打击，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我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我询问过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有个还是硕士，但他们中十有八九不知道崖山之役，至于阎应元抗清他们根本就没听过。悲哀啊！中华民族的悲哀啊！如果那些在崖山之役中为民族事业牺牲和殉难的先祖地下有知，不知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后世的子孙！
2，明亡之后无华夏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1＇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2＇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3＇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这旅被joshuaa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4＇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5＇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贱称……
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6＇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7＇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鄙夷态度则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
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8＇
尽管如此，朝鲜人并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的正统，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9＇
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
……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
……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10＇
再看当时朝鲜人的“明朝之后无中国”之感：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
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12＇
一个叫韩元震（1682～1751）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13＇
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14＇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