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已在开拔途中的新西兰师应在十天或十二天左右全部集中，但是如有必要，先头部队自当早日到达。
我们对于发给里奇将军的命令不满意，因为，这道命令没有肯定要他守卫托卜鲁克。为了弄明真相，我发出了下述电报：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5日
我们听到你不打算放弃托卜鲁克的保证，非常高兴。战时内阁把你的电报解释为，如遇有必要情况发生，里奇将军将根据需要，把足够的军队留在该地，以确保托卜鲁克。
回电很肯定。
奥金莱克将军致首相 1942年6月16日
战时内阁对电文的解释是正确的。里奇将军正将他认为适当的兵力留在该地，即使在托卜鲁克暂时被切断的情况之下，仍足以固守。基本驻军是四个旅，并有足够的弹药、粮秣及用水储备。第八集团军在最近将来的基本动向是，保住阿德姆设防地区为活动中心，并且，利用一切现有的机动部队来防止敌人在阿德姆或托卜鲁克以东地区立足。关于这一点，已对里奇将军发出非常明确的命令，而且，我相信他能付诸实现。
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因为，目前在边境上占有设防阵地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而且，即使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用甘布特的着陆场，我们也可以在托卜鲁克的上空使用战斗机。
在我看来，敌人要想包围托卜鲁克，并且，要挡住我方在边境阵地上军队的火力，就需要有比我们的情报所说明的数量更多的军队。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能够防止边境和托卜鲁克之间的地区落入敌人之手。
我已经同国务大臣和其他总司令商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所建议的办法。
首相致奥金莱克将军 1942年6月16日
关于你在新战线上成功地密切联系增援部队重新部署第八集团军的消息，特别令人欢迎；而且，内阁在知道你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托卜鲁克的消息时，也很高兴。
目前，我们当然不能从这里判断战争的战术，但是看来，如果我们全部军队能同时在一起作战，而且你又能夺回主动权的话，那么，肯定是有利的。也许随着新局面的出现，这一机会将会来到；而且，由于敌人已显然受到压迫，如果能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则更是如此了。因为，装甲战争允许逐步铺开的策略，而这种战术于采取攻势有利；而采取守势一方，尽管在上次战争中非常有力，却仍然必须不断屈从于进攻者的计划。我们大家都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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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一次战争的经验，我们对此满怀信心。不仅如此，我们的处境，正如奥金莱克将军所指出的，在理论上比1941年大有好转。我们有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已在托卜鲁克邻近的一条设防的战线上展开，还有一条新近修建的宽轨铁路在支援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个主要依靠海洋交通的侧翼来部署兵力了；而是根据战争的正统原则，从我们前线的中心点，沿着一个直角，回到我们的主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虽然曾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担忧过，但是，从双方所有的兵力和隆美尔在供应上的巨大困难来考察，我仍然认为，一切将会好转。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托卜鲁克现在的情况。考虑到奥金莱克的计划是等待进攻，又考虑到几个月已经过去了，难以想象在托卜鲁克的那些久经考验的工事，是否仍然保持着最有效的状态，是否切实加强了。对于他已决定的防御战来说，托卜鲁克的工事和出击口，都是一种无法估价的因素。
最后，应用于托卜鲁克防守上的“暂时”一词，还具有一种为伦敦所没有意识到的意义。我们的意图，我们以为总司令也完全同意的那种意图是，即使主要战事不利于我方，托卜鲁克也应再一次作为一个孤立的堡垒而守住，而第八集团军则应沿着它的主要交通线，撤到马特鲁港的阵地。这样，就会使托卜鲁克仍然留在隆美尔的侧翼，而他必然会加以包围或者监视，于是他自己的交通线就日益加长，并且越发处于紧张的境地。由于新西兰师已近在咫尺，又有强大的增援部队将从海上来到，我本人认为，双方以可能最大的实力来进行苦战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对我们有害。我因此没有打消既定的再次访问华盛顿的计划，因为，我需要在那里处理一些对战争的整个战略说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得到了我同僚的支持。
第二十二章 第二次访问华盛顿
需要为1942年和1943年制订一致行动的计划——“合金管”：原子弹——我在6月16日给国王的信——飞往华盛顿——在海德公园的一次颠簸的降落——与总统同车出游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原子裂变的早期历史——6月20日与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的会谈——“重水”和一无所成的危险——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定——我对于总战略计划的笔记——托卜鲁克的陷落——患难之交——关于未来战略的一次会谈——同艾森豪威尔与克拉克的初次会见——我把横渡海峡进攻的文件交给他们——又举行了几次晚间会谈——6月22日报纸上的醒目标题——6月24日参观杰克逊炮台——对美国陆军组织工作的赞颂——奥金莱克的来电——我对他的再度保证——6月25日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平安飞回国内。
我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为1942—1943年的作战行动达成最后的决定。一般的美国当局，特别是史汀生先生和马歇尔将军都急于立刻在某些计划上作出决定，从而使美国能在1942年同德国在地面上、在空中大举进行交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三军参谋长就有认真对“德国第一”的战略考虑进行根本修改的可能。另一问题也使我惴惴不安，那就是“合金管”问题。“合金管”是后来称之为原子弹的密码代号。
我们的研究和试验现在已经达到必须同美国订立明确协定的地步；人们认为，只有我亲自同总统商讨，事情才能成功。战时内阁竟在沙漠大战方酣之际，决定我应当在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的陪同下离开祖国和伦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对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些严重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重视。
在这些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事态紧急，危机四伏，我于是决定由空中而不是由海道前往。这意味着我们只有二十四小时得不到充分的情报。为了使消息能从埃及立即转来，为了使所有的报告及时发出，迅速译出，我们已经作了各种有效的安排，以免在预计或事实上要采取决定时，发生有害的贻误。
在习惯上，首相往往不向国王正式提出自己的继承人，除非他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战争时期，为了回答国王在最后一次每周例行的谒见中所提出的要求，我向他发出下列的信件：
唐宁街十号，白厅
1942年6月16日
陛下：
我假若在即将开始的旅程中遭到不幸，请求陛下恩准我的建议，将组织新政府一事委托给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下议院最大政党和我所荣幸主持的联合政府中一位杰出的大臣。我深信，他能以当前这危险时期所需要的果断、干练、才智来处理陛下的事务
你的忠实的臣仆
温斯顿·丘吉尔
我虽然在此时已了解到1月间从百慕大飞回时曾冒了危险，但我对正驾驶员凯利·罗杰斯和他的波音水上飞机非常信任，因此，我特地要求他来负责这次空中旅行。我的一行人中还有：陆军部计划局局长斯图尔特准将（他后来从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飞返国内时遇难）、查尔斯·威尔逊爵士、马丁先生和汤普森海军中校。我们在6月17日午夜前不久离开斯特兰拉尔。当时圆月当空，天气良好。我坐在副驾驶员座位上两小时有余，欣赏着光耀的海洋，思索着我的那些问题，也考虑到令人担心的战役。我在这个“新房”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天光大亮我们到达甘德的时候。我们原本要在此处加油，但是，由于无需加油，就向机场打了招呼后，继续前进了。在阳光之下飞行，日子显得很长。我们在相隔六小时的时间里，吃了两次午餐，并打算在到达目的地后再吃晚餐。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我真希望汽车的机械或车闸不会出毛病。我们一直在谈论公务；虽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驾车时分心，但我们在谈话中所取得的进展，也许比正式会谈的收获更大。
总统听说我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青年时代，总是兴趣倍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款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罗斯福先生因此对这位已经达到这样高地位的父辈友人之子会见，显出热切的兴趣。两天后会面时，他以最大的热忱来接待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风度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几乎亲密的情谊，这对事务的进行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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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将我所要达成决议的种种要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转告总统，以便先行准备，使总统对各个问题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如后来所表明的，也是绝对重要的问题。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广岛中了一枚原子弹而成为废墟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到1939年这一年，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为各国科学家广泛地承认了。不过，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形形色色并且是大量的，而且，几乎没有科学家在当时敢于预言：到1945年时会有一枚原子弹制造成功，可供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确地认为，尽管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材有着许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还应当继续进行。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的，主要的大学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联合政府成立之时，由飞机生产部负责工作的联系和推进，而由乔治·汤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顾问。
同时，根据当时普遍的协议，大学进行科学情报的搜集，在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此项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充分交换了意见。
到1941年夏季，已经达到这样的进展：乔治·汤姆森委员会已能够报告说，在他们看来，在大战结束以前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已经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负责使我不断掌握所有这些和其他技术发展情况的彻韦尔勋爵报告说，我们正获得巨大的进展。当时的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负责各个技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最近已准备充足的普通高级炸药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备忘录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到这项问题：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我个人虽然对现有的炸药感到十分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不应阻碍这方面的改进，因此，我认为，应该依照彻韦尔勋爵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负责此事的内阁大臣当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愿知道参谋长委员的意见。
三军参谋长建议，在极其优先照顾的条件下，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因此在科学和工业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来指导这项工作，而卜内门公司也同意调出W．A．艾克斯先生来负责这个我们为保密的原故而称之为“合金管局”的工作。约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担任枢密院长之后，转任财政大臣，我要求他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因为，他对此项工作特别能胜任。在他的主席职位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联合进行。因此，英美双方所有的工作都联合起来了，而且，一些有关的英国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到1942年夏季，这个扩大了的研究计划也以更确切、更广泛的基础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种大有前途的预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是否着手建设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决定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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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总统在海德公园相会时，我们已接触到这一问题。
我随身携带有文件，但是，由于总统还需要从华盛顿获得更多的情报，讨论还是得延迟到次日，即20日举行。午餐后，在楼下一间突出的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这房间阳光照不到，非常阴暗。罗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间那么大的书桌旁边。哈里在其背后坐着，或者立着。我的这两个美国朋友似乎不介意这种酷热的气候。
我对总统大致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肯定地确信，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前就可以产生出成果来。他说，他们这方面的人们也有进展，但是，在全面进行试验以前，无人能说是否会碰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会有一事无成的危险。我们知道，德国人在以怎样的努力来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而又不寻常的名词，它已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们的秘密情报中出现了。假如敌人先于我们获得一枚原子弹，将是怎样的情况呢？无论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断言如何怀疑，这些断言在科学家们之间也争议纷纷，而且用外行人所难于理解的行话术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令人可怕的活动范围之内，总不能冒落在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