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大战中保持消极与中立的态度。随着日军的进展，这些悲观主义的论调传布开了。有人建议，如果印度摆脱了与英国的联系，那么，日本或许就可能不会有侵犯的动机了。印度的危险，可能只是由于它与英国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能一刀两断的话，印度就会有像爱尔兰那样的地位。这样，这些并非没有说服力的论点，就传播开了。
由于日本的威胁，国大党的态度变得更坏了。1942年2月，蒋介石大元帅夫妇访问印度，当时，这种情况显现得甚为清楚。他们访问的目的，在于唤起印度人的抗日情绪，并且强调打败日本，对亚洲全部，特别是对中国与印度的重要性。印度政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大元帅向英国施加压力，希图英国屈从于国大党的要求。
战时内阁不能同意，一个外国元首竟在英国皇家代表和印度的甘地与尼赫鲁先生之间，以公平的仲裁人的身分进行干预。因此，我向大元帅写道：
1942年2月12日
我们在内阁的人们认为，你所建议的对在瓦尔达的甘地先生的访问，可能与我们团结全印度以抵抗日本的愿望有所妨碍。这样也许可能会产生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即在团结是高于一切的时候，反而强调了部落间的分歧。因此，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满怀希望地期待，英国、印度和其他大英帝国的军队，与长期首当其冲地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的中国军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大元帅终于顺从了我们的意愿，而且，由于总督机智的协助，这种不合时宜的访问没有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而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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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新加坡投降。印度的政界与报界反映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有增无减的争端。为了希望建立某种联合阵线，某些国大党领袖提出要求承认印度的主权地位，以及成立一个全印国民政府的提议。内阁对这些问题曾仔细地加以审议，因此，印度事务部与总督之间照例有大批文件往来。
我给总督一份私人电文，其中说明自己对印度自治政府的观点。对于这件事我自然是有关系的。几乎我的全部同僚们都感到，在战后必须以极隆重的方式给印度人民以自治领地位。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2月16日
我本人的意见认为，应当要求印度各界——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贱民等等——把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物提供给上述机构。但是，此间人士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举基本原则的提案，结果可能会把整个议会交给了国大党决策人手中。这是与我的愿望大相径庭的。
由各个大的公众团体与种族自己推出第一流领袖加入议会，这个方法，无论在当时或是以后，都是我应该遵循的，因为，这样可以免去只与党派的政客们打交道。
2月25日，我组织了一些部长们去研究印度的逐日情况，并对战时内阁提出意见。出席的每一位部长都具有直接在印度获得的知识，主持会议的艾德礼先生和大法官西蒙勋爵都曾经是1930年西蒙调查团的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勋爵，精通印度政情，并且与甘地和尼赫鲁先生交情深厚。枢密院院长约翰·安德森勋爵，曾任孟加拉省省长五年。国防大臣詹姆士·格里格爵士，曾经担任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印度事务大臣艾默里先生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保守党成员。其余皆为工党、自由党或无党无派人士。我保留在必要时参加的权利。该委员会的观点通常与我的一致，因此，我从未有必要参加他们的会议。战时内阁对委员会完全信任，并且大部分采纳它的建议。我们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下去制订解决困难的决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战时内阁以外的非内阁大臣商议。
首相致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8日
战时内阁将在星期二中午对印度问题进行讨论。此后，由于采取的决定的严重性，必须与全体非内阁大臣商讨，可能还要全体各部次官参加。此外，由于帝国的权利明显地受到影响，必须尽早取得国王的同意。你应该立即将这件事情通知印度委员会。
我对草案具有良好的印象，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冒分裂的危险。我必须了解大多数人的反应，而不仅仅是目前少数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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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亚洲的进攻向西扩展，美国对印度事务显出直接的日益增加的兴趣。美国人对世界大战战略问题的关心使他们接触到一些政治问题，而在这一方面，他们尽管主张强硬，却是毫无经验。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印度被视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可悲的“样板”，不过也是英国独有的负担。现在日本向它的边境推进，美国政府开始对印度问题表示意见，并且提供忠告。在只有一个种族的国家中，对于肤色问题一向采取宽大及高尚的见解。同样，没有海外殖民地或属地的国家，对拥有这些土地的国家的事务，是会产生极其高尚而又超然的情绪的。
1941年11月，当我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总统按照一贯的美国方针，第一次与我讨论了印度问题。我的反应极为强烈，这样他再也不在口头上提及此事。后来，在1942年2月底，他训令艾夫里尔·哈里曼试探我对英国政府与印度政治领袖之间获得和解有无可能。我告诉哈里曼，我正准备向总统去电。该电于3月4日发出。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4日
我们认真地在考虑，是否应当在这危急的关头宣布在战后给以自治领的地位，如果有所要求的话，应该包括退出英联邦之权利在内。我们无论如何，绝不能与穆斯林破裂，因为它代表着一亿人民，而且是在当前战斗中我们必须依赖的陆军主要来源。同时我们还须考虑到对三四千万贱民的责任，以及我们和各王公土邦的条约，他们的人数约八千万。当然我们不希望在入侵的前夕将印度推到混乱的深渊中去。
美国对印度教徒的态度极为熟悉。我认为应该让他们了解穆斯林方面的一些情况。于是，同日我把来自印度方面的关于印度形势的全部报告送给了总统。从下面的摘录可以看出要点。第一件是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先生的。
由少数人召开的萨普鲁会议①，根本没有任何追随者，它为国大党充当探子与巡逻队。这个会议提出了一些靠不住的、巧妙的、因而是容易使人上当的建议。如果英国陷入为它而设的陷阱，穆斯林印度将被牺牲，随之而来的将是最不幸的结果，特别在战争努力方面。萨普鲁建议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权力转入印度教徒的全印度政府手中，这样一来，实质上是对具有深远影响的宪法问题立刻作出决定，而这是违反英国政府在1940年8月8日的宣言中给予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派的保证的。该宣言保证在未经穆斯林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对宪法作暂时性或决定性的修改，而且，也将不强迫穆斯林顺从于一个不能接受的政府。萨普鲁的建议将以印度成为单一国家为基础，提出重要的改动，因此使穆斯林对巴基斯坦的坚决要求遭到损害。穆斯林的情绪极其惶恐不安，于是，紧张的局势形成了。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在打算对宪法有任何重大改动时，如果英王陛下政府愿意得到自由平等的穆斯林伙伴的话，就宣布接受巴基斯坦计划。
①特志·巴哈杜尔·萨普鲁爵士为了一个称之为无党派会议的团体的利益，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的建议。那些发言人完全忽略了两个民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主张，因而立即遭到穆斯林联盟的拒绝。
“巴基斯坦”意味着穆斯林将有分开的领土和政府，其结果就是印度的分割，这个巨大的演变现在终于完成，它的代价是将近五十万人的生命及上千万人的迁徙。这种变化在入侵的危险已经迫近的战争时期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个报告来自菲罗兹汗·努恩爵士。他是总督府执行委员会的一位穆斯林成员。他反复地用令人信服的措辞，反对真纳先生所极力主张的印度教徒解决方法。他总结道：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如果他们屈从于印度国内的反英分子的威吓，从而违背先前的保证，印度将面临极大的危险。大英帝国一再声称，它所信任的是全印度人民，而不仅仅是国大党；而这样的做法，则是自食其言。
我希望陛下政府坚持保护全体印度人民利益的义务，不为外来的对大英联邦持有异见的压力所动摇。
第三个报告来自印度事务大臣的军事顾问，其中有下列关于印度陆军的情报：
印度陆军所招募的各个阶层，不可能从地理上按省界划分。大量的伊斯兰教徒来自西北边省及旁遮普，但是拉杰普塔纳、中央省、联合省、比哈尔、马德拉斯等地也都各有贡献。除锡克人外，大部分尚武的印度人（多格拉人、查特人）来自旁遮普。来自国外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是一个大的独立成分。每一阶层的特有反映，不到知道宣言公布后其受普遍欢迎程度，是不能作出估计的，然而，当前对陆军的一般影响则是能够预料到的。
印度士兵皆为自愿的雇佣兵〔他们也可以称之为志愿兵〕。他们是为薪金与赡养家属而战，同时也期望得到奖励、感激、恤金与可能的授与土地，不过最重要的是某些成员富有尚武精神的传统，对他们的职业引以为荣，其中的领导骨干对英国军官个人忠诚，也普遍地忠于英王。关于他们参加服役的条件或权威方面的任何根本改变的迹象，不论是影响到他们的物质利益，还是影响到他们作为大英帝国士兵信念，势必会立刻产生不安的影响。
3月7日我再次致电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3月7日
遵照让你经常知道我方对印度政策的诺言，现在我寄给你旁遮普省长的一封来电。这当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意见。不过，正当敌人迫近国门，而旁遮普人又在防卫印度的全部战斗部队中提供了一半的力量，这就显得异常重要了。我们仍旧坚持寻求某些折中而又鼓舞人心的办法。不过，我必须小心行事，以免在这个形势日紧的时节，使英国政界造成混乱。
省长写道：
立即宣布印度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得到与大英帝国脱离的权利，就对旁遮普的影响而言，我的看法如下：属于多数的穆斯林负责人士坚决认为，在没有拟订出穆斯林印度的宪法以前，英国必须继续支撑大局。他们已经怀疑到印度教徒的亲日倾向，按照预定的方针制定的宪法将把权力交到印度教徒手中，这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因此，他们将对把印度作为整体的保卫工作不发生兴趣，而会在其他地方找寻结盟者。
穆斯林与锡克人的关系已经很坏，上述原因会使这种不和的关系变成空前未有的酷烈形势。各族将会希望留住自己的青年人保卫他们自身利益，这将使招募新兵受到严重影响。骚动将不可能避免，目前已经减少了人员的保安部队可能更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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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也在此时把他对印度的个人观点送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 1942年3月11日
我对印度问题极其关心。我很感激你经常让我与它保持接触。正如你能了解的，对提出任何建议我都无自信，因为对于这个问题，你们这些高明的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曾经试图从历史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希望我所提出的可以在印度采用的新想法会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回溯美国政府开始时的情况。在1775年1783年革命时期中，英国殖民地有十三个州，它们都有单独的主权，政府组织形式却各不相同。在战争继续期间，这些各自独立的主权州之间形成巨大的混乱，而且，只有两个纽带能使它们联系起来：一个是大陆会议（效力低而又权限不明的机构）；另外一个是由十三州维持得很差的大陆军队。1783年战争终结时，由于新制度正在实验之中，而对最后体制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不免落空，所以，这十三个主权州虽各有其新的职责，显然还不能结合成为一个联邦。因此，十三个主权州根据《邦联条例》联合在一起，这种明显的临时性的政府继续行使权力，直到从经验、考验和错误中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联邦。从1783到1789年，各州的经验证明，缺乏联邦中央权力，它们就会各奔东西，形成分离的国家，在1787年召开一次立宪会议，仅有二三十人出席，代表全部的十三个州。他们的集会和国会不一样，而是少数真诚的爱国者一心一意为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讨论过的事件都记录了下来，但是会议进行中却没有旁观者参加。现在的美国宪法即由此产生，不久得到三分之二州的通过。
这不过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建议在印度也建立一个所谓“临时政府”，由少数代表领导，其中包括不同的阶级、职业、宗教和地区——这个领导的团体将被承认为临时自治领政府。它自然将要代表现存的英国各省政府以及王公会议，不过我的主要意思乃是责成这个团体为全国建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政府——考虑的时间可以延长到五年或者六年，或者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我想这个代替新自治领的中央临时统治团体，在公共机构中应该拥有行政权和管理权，诸如金融、铁道、电报等和其他一些我们称之为公用事业的机构。
也许从1783到1789年间美国的问题和辛勤的努力中可以类推出一种方法，可以使印度具有一种新的看法，因而使那里的人民忘掉怨恨，对英帝国变得更加忠心，在强调和平变革比混乱的革命有利的同时，重视有遭受日本统治的危险。
这一种动议完全合乎半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情况和一切对纳粹主义进行战斗国家的民主程序。我希望你，不管你打算怎样，动议当由伦敦方面提出，而且，要肯定在印度那儿没有不愿意的或被强迫的怨言产生。虽然我极愿相助，但是看在上天的份上，千万不要将我带进去。严格地说，这件事情与我毫不相干，无非因为它是你我正在进行着的成功的战斗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已。
这份文件饶有趣味，因为它说明了在不同的时代和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相同的背景之下进行比较的困难，以及对任何表面相似之处试图加以应用，对指导战争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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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日本陆军进入仰光。我的绝大多数同事都认为，假如要组织有效的印度防卫，重要的是必需设法打破政治上的僵局。战时内阁经常讨论印度问题。英国政府对英——印政府建议的反应已体现在一项宣言草案之中，并且决定派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在那里与印度各派领袖直接进行讨论。
首相致印度总督 1942年3月10日
1．我同意你的观察，在没有弄清我们与印度政党异同点之前，莽撞地抛出我们的宣言，就会像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自找失败，而且会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引起一场涉及到每个人的激烈的争论。昨天我在看到你来电之前，我们就决定现在不公布任何宣言，但派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