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可太大了，弄得他啼笑皆非，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
由此可见，暗挂子虽属黑门坎的人，但“义气”二字还是十分讲究的。清初时代，康熙爷撤三藩，吴三桂在云南反了，派绿林人士到北京刺杀清廷大学士索额图。这个黑门坎人物深夜潜入索府后，见索额图已经深夜了还在室内办理公务，为国勤政，深受感动，不仅没下手行刺，反而投靠在了索府做了护院的。之后吴三桂虽又多次派人行刺，均被他挡了回去。看起来，“盗亦有道”并非是一种妄谈。
升点与醒攒
作为“升点”，就是高来高去的意思。盗贼不管到了谁家，都要先来个投石问路，往院中扔块小石子，“吧哒”一声弄点响动，这就叫“升点”。
如果这家有护院的，听见响声后会出来大声说：“塌笼上登云换影的朋友，不必风声草动的，有支杆挂子在窑，只可远求，不可近取。”——其意是说，房子上高来高去的朋友，不用“升点”了，有护院的在此，这里东西偷不得，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如果盗贼听了这几句话还不走，护院就会接着说：“朋友，若没事，塌笼内啃个牙淋，碰碰盘儿，过过簧。”——其意是说，你要没事，请下来喝杯茶，聊聊天儿。”
一般情况下，识相盗贼听到这些话就走了。这时护院的还要美言恭送：“朋友顺风而去，咱们浑天不见白天见，或茶馆，或饭馆，咱再见。”——等天亮以后，如果院中确实没有丢东西，护院就要“醒攒”了。
所谓“醒攒”，就是昨夜来偷东西的人给了自己面子；把自己当朋友，自己就要请请他的客。请客地点大多是茶馆或酒肆。规矩是夜间行窃的人先到后坐右边，把左边的位置空出来，放个空茶杯或空酒杯。护院的人来了，一眼就能看出坐在右边座位上的人是谁，就先过去抱拳施礼，道个“辛苦”，开始叫茶叫饭，不管开销多少，护院的也得会人家的酒饭账。这就叫“醒攒”。
有了这次交情，两人就变成了朋友。如果盗贼再想去某宅院行窃，护院的会说，某处的支杆挂子是他的朋友，和他有交情，不必去了。黑门坎的人听后，亦不好意思去偷了。
当然，盗贼中也有不识相的。每到这时，护院的镖师就要靠施展自己的春点功夫了。
镖师说：“塌笼上登云换影的朋友，有支杆柱子在此，靠山的朋友有窑，不必风吹草动的。”
贼问：“你支的是什么杆？靠的是什么山？”
镖师答：“我支的是祖师爷的杆，靠的是朋友义气如金山，到了啃吃窑内我们搬山，不讲义气上梁山。”
如若贼仍然不走，镖师还要继续说：“朋友，你应当重义气，远方去求，否则，你若不仁，我也不义，鼓了盘儿（翻了脸）对谁都不好，你若飞冷子（弓、箭射），我有青子青（刀砍）；你若飞片子（房上瓦），我有花条子（大枪）……”春点连珠，行话成串。如果贼人再不走，就得和他交手了。镖师通常都是有真功夫的人，但下手时还要手下留情，点到为止，赶走为上。一旦结下梁子（仇），后果难以设想。
第十八章镖局经营
镖局经营
读者读到这里，一定对镖局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也跟着镖局的发展、兴盛和衰落，跟着镖师们的喜怒哀乐眨眼度过了几百年的光景，但是你知道镖局是怎么经营的吗？他们除了保镖的本业之外，还有其他副业可以经营吗？
镖局一般都是设立在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区域上。在清朝，工业还只是一种社会附属品，消费市场上流通物资主要是粮、棉、茶、盐、皮货、药材以及日用品。因此，所谓的中心城市也就是政治军事中心，由于镖局只有为商人和官僚这两个阶层服务才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镖局总是和这两个阶层相关的住所和物流走向保持着高度的统一。
作为交通枢纽，自然是指人流物流的干道。在这些干道上，不管是南方的丝绸、粮食、茶叶，还是北方的药材、皮毛，都要通过这里去进行交易。镖局把自己的大本营扎在这里，作为业务的辐射地，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
镖路和官道基本上是重合的，各大镖局在镖路的终点大多设有分号，分号的任务是招揽生意，避免镖师归途走空，同时也为了以分号辐射周围的城市。比如北京的一个镖局总号接受了一批从张家口运来的皮货，专走北道的镖师到京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空着手回去，无疑加大了成本，哪怕等上一两天也要押着往内蒙的日用品镖，让镖师再返回。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叫物流往返不跑空。在镖局内部，总号、分号、外柜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派出机构，在经济上统一核算；二是联营伙伴，在经济上各负盈亏；三是类似今天的国营企业和三产之间的关系。镖局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其经营方式已经非常完备了。
总号、分号、外柜、三者之间来回辐射，不但扩大了业务范围，而且有效地降低了运营成本。我们不难看出，当年镖局的当家人虽然不是赢利的行家里手，但从其经营的模式和规模来看，镖局的当家人、镖师们个个都具有着企业家的天才。
镖局经营的商业伙伴
镖局既然是企业，那么它在其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应该和现代的企业一样，纵横交错，有着各种各样合作的商业伙伴，那么都有哪些呢？
在当时，与镖局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应该是货栈和大车店了。
说起镖局与货栈和大车店的往来，已是渊远流长。早在镖局建立之初，就不仅仅是在这里打尖歇脚，而且早已形成了商业伙伴。特别在大运河断航以后，南来北往的物资可以说全部依靠大车来进行运输，有的货栈把运输工作完全委托给镖局，镖局又定点雇用车行的大车，大车上路之后又在固定的大车店投宿，于是就形成了货运一条龙。镖局、大车行、大车店都建立在中心城市、货运枢纽和交通干道上。大车行和大车店本来属于同业，只不过各有侧重，大车行备有停车场、牲口棚，大车店也备有大车，用来平时运送饲料，如果投宿的大车发生了意外，还可以相互代替，二者无严格的区分。
骡马和镖车作为镖局的必备工具，镖师们自然在挑选骡马和驾驶车辆方面是行家里手，有些跑北道的镖局借工作之便，也顺便搞起了大车行副业，搞点多种经营。从业人员多是退居二线的镖师，还有的是前来投奔镖师的亲戚朋友。在经济收入上，有的单立门户，有的附在柜上，因为都属“内亲繁殖”，一般比较团结，业务也红红火火。
镖局做生意的特点是不和货栈竞争，只是看准时机抓上一笔，最典型的是南货中的茶叶，运到口外就能买出好价钱。北货中的骡马，只要一进长城，口内和口外就不是一个价钱，秋肥时贩卖一批牲口到河南、山东，准能赚到几成银子。另外，镖局还有一种生意叫捎、帮、带，很近似现在的企业家的经营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走”。因为竞争压价，拼死争夺某一个市场是经商非常愚蠢的事情，弄不好会两败俱伤，况且镖局也无力、无心和货栈竞争，再加上他们忠诚守信的精神和自身的武德，他们依然还是把保镖的职责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利益，本身保镖已经获得了利润，捎带做点生意已经非常满足了。
镖师的自我经营
由于镖局业务的特殊性，以及镖师身份的特殊性，注定了镖师在经营自己的人生、命运时的局限性，虽然他们不至于饥寒缠身，但是也不会成为富翁。但是镖师究竟是怎样经营自己的一生的呢？难道说镖师当中就没有一个成为富翁的？
准确地说，镖师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雇主的镖礼。有些镖师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当上了“吃大股”的掌柜的，但对在利益分配上相对均等的镖局来说，却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有些有心计的镖师虽然也能靠捎帮带发点小财，但最多也是告老还乡后置上几亩地，或者开个小磨坊、小油坊、小粮店而已。因此说，做镖师发大财的人甚少。
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些镖师干了几年之后改了行。镖师改行后是很容易找到事做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走镖过程中常常与商人打交道，走南闯北，眼界也宽了，逐渐掌握了各地区的商品差价，开始做起买卖了。镖师们做买卖大多是从贩卖骡马开始。内外蒙均盛产牛马，秋肥后牧民们把将要出售的牲口赶到绥远、张家口等交易市场出售，价格比内地贱许多。镖师们常年在外走镖，懂得骡马的习性，挑骡子相马是不会打眼的。闹好了一匹能赚上个百八十两的银子。于是，有些镖师在柜上干了几年后，和柜上好离好散，当上了马贩子，把口外的骡马贩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出售，并在家乡地区开大车店，接待过往的商旅。镖师改行后和原来的同仁们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也不会骂他不仗义，一般都能继续合作。
走水路的镖师对江南的丝、茶行情了如指掌，北京是茶叶、丝绸的消费地，也是中转市场，一些走南道的镖师改行后大多从事的是这项业务，把大宗的茶叶、丝绸运到北京，卖给跑北道的老朋友运到张家口、绥远等地销售，长途贩运中确可以赚些大钱，等到买卖做大了后，又找原来的同仁给他保镖，所以说改行后的镖师大多能同原来的伙伴继续合作。
水路镖师改行后最能发财的商机是茶叶，清代盛行清明节献新茶的习俗，京中的高官达贵们讲究品尝“江南春色”。所谓“江南春色”就是谷雨前采摘的新茶。鲜、嫩、新、清，品之春意盎口，故称之为“江南春色”，俗称雨前茶。茶商们以小锡瓶贮茶数两，外贴红签曰“马上春色”。飞马接力运到北京，所以价格昂贵，一小坛高达百八十两银子。清明后三天内运到北京的雨前茶每斤价五十两银子，再过几天后就跌到了二三两银子。
镖师改行从商后固然有富起来的，但败了的也不少，因为习武之人重德讲义，不习商斗，在商海风波中略有闪失，就会闹个倾家荡产。改行经商的镖师一旦经商失败，处境是十分凄惨的，所以镖师对从商是十分慎重的，手中有了几个钱之后，宁可去开赢利不高的大车店，也不去跑买卖。在发财的道路上，镖师是保守主义者，所以很少有人能在经商的道路上很好地经营自己。
镖局中的融资高手
古代的镖师们也许不知道“融资”的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确实在经营中非常成功地应用了“融资”经营这一先进的商业战术。镖局从诞生到消亡的几百年间，几乎很难见到哪个镖局发了大财，成为富商巨贾，但是也有个别镖中翘楚，在经营上扩展思路，他们与他人联合经营，融入别人的闲置资金为己所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货币的作用，颇有现代金融家的风范，成为了商界的佼佼者。
清朝时期，康熙皇帝平定了葛尔丹叛乱之后，内蒙、外蒙实现了统一，并建立了盟旗制度，大漠南北成为统一的有机体，时局的稳定为牧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生产的恢复、商路的畅通，使得蒙古草原和内地的物资交流也日渐兴旺起来。到了雍正九年，清廷根据《恰克图条约》的有关条款，允许俄国商人可以从恰克图入境，这样，俄国就在恰克图建立了他们的贸易市场，而中国也在其对面兴建了自己的交易场所。从此以后，俄国的商队不再由尼布楚经黑龙江绕道进入北京，可以由此经绥远、张家口直接到达北京进行贸易往来。
到北京来的俄国商队，大都是和蒙古的商队一道结伴前往北京，在外馆（按现在的叫法是专门接待俄国商人和留学人员的招待所）地区下榻，这个地方地处城北郊区，卸货、上路都很方便，所以一些专做蒙古买卖、俄国买卖的内地商人，也开始在外馆附近的地方开起了自己的店铺，老北京习惯把这些商号叫做“做蒙古买卖的”。
在这些“做蒙古买卖的”之中，最大商号就是“大盛魁”。大盛魁的总店在绥远，分号非常多，几乎在内外蒙各地都有设立，大盛魁的商路从北京安定门外的外馆开始，中途经过张家口、绥远、包头、二连浩特、库伦，直到中俄边境的中国买卖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绥远为核心，辐射南北、连贯中俄的庞大根系，按现在的说法叫“贸易网络”。
跑蒙古买卖，只要中途不遇到抢劫，那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蒙货只要运到张家口，南货只要运到绥远，立刻就能换成白花花的银子，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蒙古道上的保安措施和内地商路上“走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的方式。因为马贼呼啸草原之上，匪股繁多，行动迅捷骠悍，不但不扎寨据守，而且又不划分“盘子”（地盘），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朋友。雄踞塞上、垄断口外货的“大盛魁”，为了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根据蒙古地区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特殊的保安措施，所以“大盛魁”虽是货栈，却也起到了镖局的作用，可称为蒙古道上的镖局。“大盛魁”的具体保安措施是以官压匪、联官抗匪、武装商人、结队运输。这种独特的形式，开辟了镖局史上的新天地，其规模之大，方法之多，形式多变的特点，实属罕见。
单从大盛魁镖师的地位，我们就能窥知其势力之大，当时大盛魁对“跑外的”镖师都捐有候补官的虚衔，小跑外的捐上个八品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大跑外的甚至捐到候补知府、候补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候补市委书记、市长）。也有捐内阁中书、主事等京官虚衔的（这就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副部长什么的官衔）。
“大盛魁”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厚结绥远地区的军政官员，结交的方法不是送礼，而是拉诸位大人做蒙古买卖，刚开始是“大盛魁”给他们搞捎、帮、带，让他们尝些甜头，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人们的代理人，当官的大多不会经商，不懂得资金在周转中的妙用。“大盛魁”利用他们的银子做买卖，资金周转了三圈时，只告诉周转了一圈，官僚只关心这趟买卖赚了多少钱，不关心这笔银子做了几趟买卖。大人的鸡（银子）生了三个蛋，只挑一个大的送给他就行了。
在马匪嚣张、人烟稀少的草原上长途贩运，一般商号的做法是化整为零，分散上路，即便是和马匪相遇，损失也只是一部分，最忌大队行进，一旦碰上了马匪就会倾家荡产。“大盛魁”的做法是反众人之道而行之。分头出城，上路后就汇齐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前进发。分头出发的原因是怕上路前就被马匪派在城中“卧底的”侦知，所以上路前尽量缩小目标，进入不安全地带后再汇聚起来，此时已是人众枪多，小股马匪们见商队阵容颇为强大，不下百八十的人枪，也就不敢下手了。或是有巡防营护送的大型商队，在这种情况下，大股马匪也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大盛魁”虽然是个货栈，但在保障蒙古草原商路通畅的作用上，确是发挥了镖局的功效，只不过是方式和内地镖局不同罢了，它采取了一体化的原则，商队之中的“杆子手”虽然不多，可是人人能持枪上阵，人众枪多，声势夺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千米之外谁都能看到谁的活动。一般马匪是不敢与“大盛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