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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坐在折叠椅上，旁边立着他那漂亮的警犬。当我同他热情握手并喊着“希特勒万岁！”向他表示问候时，便衣刑警们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罗姆对此将做何感想，便衣刑警们又将做何感想？我的确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希特勒在半个小时以前亲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被窝里拉出来逮捕了。
我们乘坐第二架飞机的人对于发生在汉斯尔包尔旅馆里的这一重要事件，仅仅目睹了会客大厅里的那一幕。
在刑警队长拉滕胡贝尔向护卫队长盖舍简明扼要地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头，再次上车。罗姆和其他被捕的冲锋队队长们也被安排在立即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车队里。途中，乘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车辆中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维西来的冲锋队队长们都停下，让他们统统下车并且亲手撕掉了他们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里，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被希特勒的车队看管起来。
这种因几度中途停车而形成的分段行驶，一直持续到布里纳尔大厅45号——褐色大厦的院内才算结束。那里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早已列队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显得很激动，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的大体内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你们在，我很高兴——或我很自豪！”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甚至还有在施塔德尔海姆枪毙人的消息等等。然而，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单独与希特勒见面。此事发生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元首护卫队餐厅里。抵达柏林后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国总理府餐厅去用快餐。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吃饭时，餐厅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简单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椭圆形的餐桌旁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像摆脱了沉重的压力一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啦，我现在已脱胎换骨，并且感觉到像个新生儿一样啊！”
对于希特勒在餐厅里的出现，我感到意外。我从未在这里碰见过他。厨房的这一部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宫二层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又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像个新生儿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园的餐厅里，戈培尔部长和参谋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着他。可他却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像一个在克服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之后对任何人都得讲一声“谢天谢地……”那样的人。这种“像新生儿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谢天谢地”，就是希特勒得到解脱可怕局面后的松一口气，尽管这是对一个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讲的。
1934年6月30日以后人们对罗姆是否计划一场暴动，众说纷纭。从纯主观上来看，我认为罗姆没有计划暴动。但是，在希姆莱将其党卫军的人纳入了警察编制之后，罗姆的确想使他那些已经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业的冲锋队员，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这却又违背与法国的政治协约。希特勒想避免与法国的麻烦，但又担心罗姆自定政策。
根据我后来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罗姆参谋长于1934年6月10日向冲锋队下达的命令，不排除当时他的确有这种打算。参谋长命令的最后一段讲到：“我希望，到8月1日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将以充沛的精力严阵以待，迎接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会以必要的方式答复他们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运。”
也能是说，罗姆参谋长虽然让他那450万冲锋队员休假了，但在离开营房之前，他还是发出了强硬的暴力威胁。他谈到“冲锋队的敌人”。根据罗姆参谋长1934年6月9日的命令，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也不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服务于“元首和国家”，而是服务于“祖国和人民”。我发现，这项命令的结尾，没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希特勒万岁”那种用语。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间进行，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思维最敏捷”。为使秘书们（经常是两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绍布一般都提前宣布当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经常推迟几天才进行。遇到这种情况，绍布总是说：“首长还在等一个消息。”
因此，人们便开始值班。值班人员大多数都呆在希特勒办公室的附近，即所谓“楼梯间”里。管家卡内恩贝格负责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当我还是“应召”从联络部来元首住所工作的时候，只要看见装满威廉土梨、布鲁塞尔蓝葡萄、苹果、桔子和放着面包的盘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顿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1945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党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1945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