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厦担任他的秘书。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区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1923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总理府外面。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1931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1925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党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与了1923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1925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成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了装饰好的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欢欣。
1940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党卫队小队长级别的“私人副官”头衔，从1943年起相当于党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党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党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放手让他和我去干，这样，当时私人副官团里的公务运转很灵，基本上不拖泥带水。直到维德曼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维德曼曾当过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即利斯特团的团副，希特勒那时在该团当传令兵，维德曼是他的顶头上司。1919年他被开除出国防军后，在慕尼黑学习国民经济学。20年代他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团时的下属希特勒。希特勒建议他担负起冲锋队的领导工作，维德曼拒绝了。1933年12月当他偶尔与希特勒再次见面时，希特勒询问他境况如何，他如实回答说：“不好”，希特勒问他是否愿到他那儿当他的副官，他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他参与建设一个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财政困境。
维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副元首的参谋部里工作了1个月，作为熟悉工作阶段，而后于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正式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职务。在这里他的任务与布吕克纳是相同的。由于布吕克纳不适于干机关工作，加之有点迟钝，所以副官团的整个信件往来和文件运转是很糟糕的。维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着手整顿了私人副官团内部的机关工作秩序，扩大了人员编制。
维德曼频繁出差，他去过几次美国并且常去英国。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希特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的性格与布吕克纳的温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总称布吕克纳为“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而后来则称维德曼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对他说，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边。因此他任命维德到旧金山当了总领事。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以后，维德曼回到德国，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国）去当总领事。1945年美国人把他从中国召回到纽伦堡作证。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尔·克劳泽的人。几年后，这个人于1939年被汉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这两个人同时还兼任通讯员。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讯员都是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贴身卫队，而队员们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队长泽普·迪特里希为服务于希特勒而挑选的。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漂亮的外貌，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以及敏捷聪明。泽普·迪特里希首先把这些党卫队员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再亲自从中挑选出他最喜欢的人。被选中的人要到慕尼黑一帕兴勤杂人员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以便成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务是照料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早上敲门，按时叫醒希特勒，负责在门口接收报纸和新闻报道。当希特勒阅读时，佣人要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并摆好当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从不让佣人帮助。
佣人的任务还包括，通知希特勒前来进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齐。例如在贝格霍夫人们常听到：“我的元首，饭菜已备齐，您领某某女士……”之类的话。战争期间，大本营的佣人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到希特勒处喝晚茶。此外佣人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从到希特勒处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绪。
从我在副官团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国总理府公园里的古树，俾斯麦曾在这些树下散步。房间的另一侧是两扇高高的大门，正对着希特勒的房间，再往里走使是著名的会议大厅。
每天早上约10点钟，希特勒从拉德维齐宫内的住所里出来，必经我背后这扇高门，并穿过我们的房间到德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人们根据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前一天拟定的工作计划召开最高级会议。
途中也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希特勒总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却慢条斯理。他常常愣在大会议桌前，望着那里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如刚刚送来的荣誉市民证书、追随者和崇拜者赠送的礼品，如画册、图书、手工艺品、文物等等。有时他做个简单交待，忙时只签个字。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时他总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他既不需要办公室又不需要写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安排在他住所内的冬园里举行。开会时他习惯于同那些谈话伙伴们在园里徘徊。天气好时，玻璃门全部打开，宽敞明亮的大厅便成了通向德国总理府花园的通道。
私人副官团只是一个联络和协调的部门。对于坐在私人副官团的我来讲，很难知道希特勒正在与谁谈话，更不可能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绍布锁在保险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时我们秘书们才能进他的办公室。
所有政治，即内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长口头发布。希特勒召集的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常常持续到深夜。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贯彻执行，有的则要记录下来，过后呈给希特勒签字。
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党卫军全国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1934年罗姆暴动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粹党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明。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成员。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盖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盖舍反复猜测着。我向他提起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政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