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体重的增加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他经常重复。
1926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1933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200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