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进行认真准备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肘，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于我们在每个地方果得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们在巡回野战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但因为野战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息这个病死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党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
1940年进军法国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1940年6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我的将领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由于希特勒对英国的单相思，所以他争取英国的设想便落空了。
这天，希特勒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围站满了军宫，此时，当他得知了法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兴奋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满意地放声笑了起来，当时我们两位女秘书正好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瓦尔特·弗伦茨当时还拍了照。接着，凯特尔讲了一通话，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并祝他万寿无疆。
然后，希特勒视察了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这些阵地上战斗过。他旧地重返，这里的一切如故。后来，他驱车去了巴黎，参观了遭到毁坏的教堂、剧院和其他地方。回来之后，他自豪地说，对剧院内的布局情况他比他的向导还熟悉。他青年时代浪迹维也纳期间，曾对剧院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自那时起，建筑设计方面的所有细节他都记了下来。
几天后，达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为我们指派的帝国国防军的一位司机开的车去布鲁塞尔，到了那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虽说不严重，但达拉的头撞到了车顶上，导致轻微脑震荡。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她进行了热敷，以便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这次事故，并指示我们决不能再乘坐国防军的车外出。他那时之所以对我们还那样关心，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直到进军俄国的初期，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爆发时，我让别人做了一个大型柜式行李箱，中间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里摆放办公用品和各种各样的信封。这些信封上都带有国徽（老鹰和四字），其中“元首”字样是涂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国徽的下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字样，另外还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
由于我们是经常在大本营里工作的人员，所以希特勒要求我们也穿制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艺术家协会主席舞台布景设计师本诺·冯·阿伦特为我们女秘书们专门设计了相应的制服。这种“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军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钮扣和金银条。达拉和我在各自左边的翻领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亲自设计，金饰工加尔制作的纤细的老鹰连接着四字式样的银制国徽，这是希特勒特许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戴这种国徽，大多数人都佩戴圆形的党徽。
本诺·冯·阿伦特后来也经常到元首总部来看望希特勒，他也经常被请来喝晚茶。希特勒同他谈论他所认识的艺术家并且询问他们的境况。阿伦特离开时，希特勒每次都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你若是不时地在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来看望我，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桥梁。”
2月22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谈道：“实际上，自1940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旅途之中。圣诞节是在法国的海岸上，加来、敦刻尔克等地度过的。12月31日，正当我们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专列的餐车里就餐的时候，英国人的炸弹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投过来，我们的高炮部队给予猛烈的还击。尽管我们躲进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