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开始处理信房事务；晚上有时出外访友，或者做我本分内的工作，或者翻阅有关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或者研究我自己所注意的电感与梦问题。总之，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陈果夫的收入不多，开支不小，不得不做点洋钿生意以资贴补。他说：“我这一点点收入，除自己零用之外，还要接济立夫弟学费，希曾弟零用及济助一班穷朋友的告贷。其实，我这几个钱，就是单作送人情份子之用，都还不够。记得有两个月，送礼送得特别多，每月要耗费16元。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到第二年春天，便告明几个要好的朋友（为了万一亏本，不能不请他们帮助），同时向蒋先生借了他的存款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这生意做的人很多，只是大家在秘密的做，我却托庄上公开的做。不上三个星期，给我赚了600几十两银子。第二年个人的经济问题，得到这一笔意外收入，总算是解决了。”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缺乏经费。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先生常常奔波于海外，从华侨中广泛募捐，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虽慷慨陈辞：“此次归国，身无分文，唯革命精神耳！”但历次革命的教训告诉他，革命虽需精神，但无钱亦行不通。
时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先生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甚丰，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最好的办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也因为经济桔据，为谋生财之道，参加进来了。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颜回忆，交易所正式营业时，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为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在民国9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安钱庄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立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并规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
为调动职员的积极性，陈果夫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便比较能定下心来工作，而不再为自己斤斤计较了。
“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股本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元以上。每天的开支不到30元，而收入即使在最差的时候也有30元以上，最好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生意真可谓茂盛之极。
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组织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任协助，排在第四号，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等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经纪号子大约做了几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
交易所是个投机的行当，买空卖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而陈果夫在这个投机行当里居然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谓投机有门。经营证券交易所的成功。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不仅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立夫，而且多次也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
经济上投机成功，也为陈果夫以后在政治上成功搭了桥，铺了路。陈果夫卷入交易所事务是由于蒋介石的关系，而他交易所的搭档朱守梅，是蒋介石奉化的同学。陈果夫、朱守梅二人办交易所实际上是在蒋介石支持下办起来的，也就是蒋介石交易所的代理人。
陈果夫与蒋介石两人在此之前已认识近10年，但感情并不深厚，两人的深交是自经营交易所开始。在这个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充满着赌博、欺骗、诱惑、冒险、凶残。陈果夫、蒋介石两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苦心经营，在饱尝了经营中的酸甜甘辣之后结成了知己。
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因病逝世。11月，蒋介石葬其母于溪口镇北约三华里的白岩山。蒋母下葬之时，孙中山为蒋介石的母亲写来祭文，陈果夫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专程赴奉化，宣读了祭文。
当时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所需零用钱均来自陈果夫。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嘱咐道：
“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看看。”
蒋介石能将爱子托付给陈果夫照顾，这种亲密关系早已超过国民党中的一般同志关系，为他人无法比拟的。而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两人在经济上为投机伙伴的基础上。
随着交易所的兴盛，蒋介石获利颇多，先后娶了姚。冶诚、陈清如两房测室，又在上海、奉化两地购置寓所，还扩建祖宅，举办私立小学等等。蒋介石家境并不富裕，他之所以有如此多金钱，自然是他这时期在上海搞交易投机生意赚来的。
而作为蒋介石经济投机伙伴的陈果夫也是生意越来越红火，股市价已由最初的30元涨到150多元，到年底竟至200元，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已到了顶点。
俗话说得好，物极必衰。陈果夫的投机美梦做得并不长。1922年初，交易所风云突变，陈果夫他们所有的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了进去。据陈果夫的回忆，在交易所即将倒闭之时，“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得之款，与代商人买人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还要付给交易所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陈果夫在这场投机生意中最终还是赔了60万元左右。
如此一来，投机发财是再也不能了。
事后，陈果夫感叹道：“那真好比一场春梦！”
第三章 初露锋芒
1．替蒋招兵买马
黄埔军校草创之时，蒋介石耍了手腕当上了校长，而后便致信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的陈果夫，帮他代办制服和军用品。不久又让陈果夫帮助买一些马匹。为替蒋介石效力，陈果夫在上海为蒋介石网罗人才，招募新兵，很受蒋校长的青睐。
孙中山对陈炯明所抱的希望是非常大的，在“援闽粤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几乎是发动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支持“援闽粤军”维持和壮大起来。这些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援闽粤军”由8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并于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誓师，打回了广东。1921年，这支队伍攻入广西，旧桂系陆荣廷势力垮台，陆荣廷被迫出洋。
孙中山自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直住在上海。桂系被逐出广州后，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立即组织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随后任命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
旧桂系垮台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进。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催促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并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准备分路出师北伐。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原来，当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时，已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商定，北伐军借道湖南，直接进攻直系控制的湖北。这种远离后方，不顾后果的作战计划，也亏得孙中山能想得出来。这个计划马上遭到陈炯明的反对。由于北方直系势力正如日中天，赵恒惕害怕孙中山北伐不成反给湖南引来兵火，又看实力在握的陈炯明反对贸然北伐，赵恒惕改变了允许北伐军假道湖南的初衷，不允许孙中山通过。同时，陈炯明还断绝了北伐军的粮弹供应，刺杀了粤军中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实力人物粤军参谋长邓铿，指使粤军不参加北伐。这使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的计划，一下子便胎死腹中。不得已，孙中山于1922年3月26日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移师广东，改在韶关设大本营，由江西出师北伐。为表示对北伐的坚决反对态度，陈炯明向孙中山电请辞去本兼各职，向孙中山要挟。为减少北伐的阻力，孙中山于4月20日下令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三项任职，专任没有实权的陆军部长。陈炯明向孙中山辞职，其本意为向孙中山要挟，迫使孙中山出面挽留。想不到孙中山趁势赶陈炯明下台，孙陈矛盾一下便激化起来。为避免予盾立即激化，陈炯明表面服从，离开广州，返回其老家惠州，但暗地里在粤军中加紧了活动。
孙中山迫陈炯明下台，本以为他自己在粤军中有足够的威望，陈炯明不能也不敢反抗。所以于1922年5月6日，亲赴韶关督师，并于5月8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辉，分兵三路向江西进攻。5月末6月初，北伐军接连攻克龙南、元镇、赣州、吉安，江西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走。
陈炯明毫无反抗地服从孙中山，本是另有所图。当看到支持孙中山的部队远离广州，牵制于江西战场，立即下令自己的亲信叶举等率粤军50营全部开进广州，控制广州城，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派兵4000人转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宅粤秀楼。并悬赏20万元，杀死孙中山，孙中山被迫突围，17日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政变成功，使正在江西前线作战的北伐军一下处在前后受敌的困境。7月下旬，被迫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企图回师广州。但此时北伐军第一师宣布支持陈炯明，海军中的三大巡洋舰也背叛了孙中山。孙中山在风雨飘摇中于8月9日离开了广州水面。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军事上一直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孙中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陈炯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也使孙中山数年辛苦经营和满怀的希望一扫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过类似寓公但又不是寓公的生活。对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因而烦恼已极。1922年9月18日，他在上海发表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始末及今后方针书》中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人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当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时，就对陈炯明非常不满。原因很简单，就是陈炯明不想让蒋介石在粤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每当局势紧张时，陈炯明一再给蒋介石发电，要他回去“共赴时难”，有他的活干；而当紧张局势过去时，陈炯明要么让蒋介石成为无所事事的闲人，要么唆使蒋介石的部下和同僚，赶蒋介石走。蒋介石在粤军中前后总共4年，当他1922年4月23日最后一次辞去第二军参谋长时，还是光杆一人。
陈炯明自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对陈炯明宠信异常，视之为民元前的黄兴和民国二年后的陈其美。所以，陈炯明除了继任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外，回到广东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在国民党中，俨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陈炯明权力欲旺盛由来已久。辛亥革命广东独立后，公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对此大为不满。1920年陈炯明打回广东并进占了广西后，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四职，权倾一时，但陈炯明并未以此为满足。
陈炯明和孙中山矛盾激化，是由于对北伐的看法不一致。陈炯明并不反对北伐，但他认为，两广刚刚平定，内部尚不稳定，目前应该“保境息民”，待条件成熟，力量准备充足，再北伐不迟。而孙中山则想乘定两广之余威，一鼓作气。从当时的形势看，陈炯明的看法实际上更为现实，所以也得到了当时在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包括陈独秀的支持，这使陈炯明在和孙中山对抗时更加自信。
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由上海到达广州，随后到广西南宁会见陈炯明，和他讨论粤军参加北伐的问题，发现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颇具异议。由于此时陈炯明很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从南宁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情况后，觉得自己夹在孙陈两个巨头之间，处境尴尬，蒋介石不能不向孙中山如实汇报自己对陈炯明的看法，而汇报了又不见得取信于孙中山。于是，一走了之，先避居香港，随后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回了老家溪口，免得两头不讨好。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催下，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回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他立即发现，他担负的仍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孙中山除了让他忍辱负重而外，他仍无所作为。所以他向廖仲恺提出要回后方办兵站，廖仲恺不允。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长职，同时派蒋介石去广州向陈炯明解释，待蒋介石到广州时，陈炯明已避往惠州。蒋介石看到孙陈矛盾已不可调和，于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谒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伐作战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无力扭转大局，便于4月23日他和孙中山同返广州时，提出辞去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并于当晚登上轮船返回上海。孙中山闻讯，亲赴蒋介石住所挽留，蒋介石不听。
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蒋介石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当了解的。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写信对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铿后，蒋介石认为陈炯明是在清洗内部，一旦陈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