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7日，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何应钦在会上发言说：“蒋主席实为本党和国家最有魂力，最有经验，最有创意的领导人。”其他人连声附和。
2月19日，台湾召开“国大一届六次会议”，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总统”，谢东闽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经国正式就任“总统”，一直到1988年去世。
第二十章 期盼统一
1．送嫂夫人朱明
陈立夫在美国过了多年的田园生活，已经养成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他不愿再套上官僚的枷锁。
他要平静地生活，贻养天年。
过了不久，蒋介石让陈立夫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
陈立夫推辞说：“谢谢总裁好意，我早已说过，回台湾定居是为了安度晚年，根本不想再参政议政。再说我现在已年老力衰，力不从心，不宜担此重任。”
陈立夫心里明白，蒋介石给他的这些职务都是徒有虚名，根本没什么实权。蒋介石纯粹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这样做。
蒋介石却极为认真地说：“立夫是我党的元老，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也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况且现在身体尚佳，再加上在美国这些年的养精蓄锐，理应再为党做些工作，说实话，我党离不开你这样有胆有识有才有德的干将啊。”
陈立夫说：“立夫追随总裁近30年，虽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有失误，甚至是错误。在美国这些年，我一边养鸡，一边读书，一边面壁思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蒋介石咳了一下，鼻子底下发白的胡子颤了几下，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立夫不要总为过去的失误感到内疚，要说有过，我也有过。”
陈立夫心想，现在你总算能够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了。离开大陆时，还骂打败国民党的不是共产党，而是CC派呢！
蒋介石接着说：“我看立夫就不要推辞了，择个时间上任吧。”
陈立夫谦恭地说：“那立夫就再次谢总裁栽培了。争取在我的有生之年，为党国再做些事情吧。”
过了一段时间，陈立夫果然上任了。
就像他想象的一样，都是空有虚名的官衔，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事情。在美国这些年，他生活的很充实，也很有规律，养鸡、读书、写作、练书法，每天忙忙碌碌，却不感到累，而且很乐观。
台北的阳光和人情味都带给陈立夫在美国时没有的欢笑。
他住在天母大街，逐渐有了小规模的私交生活。每星期抽出两天的时间去外边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会客。
陈立夫的客厅里养了很多花。夫人孙禄卿是个十分爱清洁的女士，每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窗明几净，物见本色，花也养得鲜活美丽，生机盎然，一进客厅就给人一种春光似锦，无限温馨的感觉。
陈立夫的书房也非常讲究。
20多平米的大书房，靠近墙也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几千本藏书分文学、历史、医学、科学、书法等几大类。其中有一个书柜完全是他自己的著作，有许多是付本，若有文友和部下求书，他便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恭敬地送给他们。
书房里除了书以外，就是文物和工艺品，一大部分是从大陆带来的，也有一些是从美国带来的，这些东西，有朋友送的，有自己买的，也有父亲传下来的，他很珍惜这些东西，一直视若珍宝，百倍爱惜。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品一品，觉得是一种享受。
由于平时没多少事可做，他就苦练书法，真、草、立。篆、行，不管什么字体都练，不管什么帖都临，然后，他又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说是临帖，实际上，陈立夫早已养成了读帖的习惯，他把每个字的间架结构认真细读，反复揣摸，烂熟于心，所以写起来便运用自如。
回到台湾不久，登门求学的便门庭若市，没办法，他还是有求必应。
除了练书法、读书以外，陈立夫的另外一大兴趣，是喜欢和知己者在一起谈天说地。
他的书房里常常是热闹非凡，有时能聚起十几个人，有同龄人，也有忘年交，有文人墨客，也有政府官员，或其他人士。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格外有兴致。
陈立夫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感到非常开心，谈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时候，当年政坛上的失意，还是他乡的凄苦，便云消雾散。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比在美国时健康了许多，原来患有的肝病已经痊愈，肠胃病虽然没有全好，但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说起身体好的原因，陈立夫说一是环境变了，心情也舒畅了，思想上负担轻了，身体自然也会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夫人照顾得好。他常在别人面前夸自己的夫人，不仅相貌出众，才华出众，而且贤淑达理，对自己关怀备至，体贴人微。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在大起大落中垮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夫人，做自己的坚强后盾。
陈立夫对陈果夫的遗孀朱明也倍加关照，他常和夫人孙禄卿一起去嫂夫人家，一起谈天说地，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困难，清明节，他们一起为果夫扫墓。叔嫂之间、妯娌之间相处和睦，被人交口称赞。
后来，朱明女士也得了肺病，刚开始，她自己还不相信，但后来不断咳嗽，甚至痰里带血，才去医院作检查，经X光透视，确诊为肺结核，跟陈果夫是同样的病。
朱明跟陈果夫一起生活多年，深知这种病给人带来的痛苦，所以，想起来，很后怕，曾一连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寐。
陈立夫夫妇知道此事后，赶紧过来劝慰朱明，让她想开些，病情会好的。
朱明住院，陈立夫夫妇轮流陪床，并四处给她打听偏方，亲手煎药服侍，使朱明心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次，朱明偶然说起陈果夫去世的事，她很动情地说：“当时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人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临死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想他肯定想说些什么，可是当我把耳朵俯在他嘴上时，好长时间，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直到死……”
陈立夫被朱明说得也动感情了：“嫂子快别说了，我对不起果夫兄，也对不起嫂子你，在他弥留之际，多么希望我能够在他身边啊，可是，作为同胞兄弟，我却远在他乡，未曾回来看兄长一眼。唉广
朱明知道自己太动感情了，赶紧说：“你也是没办法的，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和你出走的原因，果夫也理解你。你走后，他经常提起你，直到他死，也没怪罪过你，反而很同情你。”
陈立夫掉下了眼泪：“从感情上，我是欠果夫兄的债啊。从小的时候，他就拉扯我，送我出国留学，从经济上资助我，生活上关心我，我毕业后，又带领我从事政治事业，果夫见对我功德无量，可我却没最后见他一面，我有愧啊……”陈立夫这么一说，朱明也哭起来，孙禄卿也哭了起来。
朱明擦干眼泪说：“立夫弟不要哭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说起这些。”
陈立夫仍抽噎不止。
孙禄卿为丈夫揩干眼泪。
陈立夫抽噎着说：“果夫兄离开人世之际，我们没在身边照顾过他，想起来的确心中不安，然这种债务惟一的补偿办法，就是照顾好嫂子您的身体，这样，在瞑瞑地府的果夫见就会原谅我们的。”
朱明说：“立夫切莫这么说。生死别离，是别无选择的，再说，事过境迁，立夫不用总挂在心上，你们史弟的手足之情，我是知道的。”
这天，3人在一起整整说了一个上午。
后来，朱明的病情不断恶化。由吐血到肺里化脓，跟陈果夫的病情晚期十分相似。她的身体一天天渐瘦，脸色变得蜡黄，四肢无力，呼吸微弱，已经病人膏盲。
陈立夫夫妇昼夜守护，精心照料。
朱明用颤抖的声音说：“立夫，禄卿，看来我的身体是不行了，告诉医生不要用药了，用多少也无济于事，就让我这样安安静静地走吧。”
陈立夫安慰朱明：“嫂子请不要这样说，相信自己能够战胜疾病，战胜死亡。”
朱明断断续续地说：“立夫，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我实在不行了。”
1974年4月5日凌晨，陈果夫夫人朱明逝世。
陈立夫全家参加了葬礼。
送走了朱明，陈立夫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和负疚感，一连几天，情绪不佳。
是来访的朋友前来安慰，是书友们切磋书艺，才使他渐平伤感。
开始，陈立夫还是绝口不谈政治，只谈生活，谈地方风土人情，后来逐渐扩大范围，谈社会，谈海岛，谈大陆，谈经济，最后便涉及政治了。
事实上，作为一代政客，跟政治打了半辈子交道，让他闭口不谈政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于陈立夫来说，政治就是一个幽灵，时刻萦绕在他心头。
另外，他是“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资政，咨议政治也，评议也是评论政治之意，不谈政治怎么行呢？
何况，陈立夫虽在美国隐居多年，过惯了自在逍遥不问政治的生活，那是出于无奈，也是环境所迫，实际上，他内心的政治欲望之火一直就没有熄灭过。第一次返台，名义上是为父亲治丧，实际上也是想探探蒋介石的口气，看有没有让他重返政坛的可能性，然而，蒋介石召见他多次，却只谈生活谈天谈地，却闭口不谈政治，他感到很灰心，也很扫兴，见重返政治舞台无望，便匆匆回到美国。
在美国近20年的田园生活，他曾陶醉于桑麻之乐，天伦之乐。他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化，致力苦练书法，然正是为了养精蓄锐，韬光养晦，他想学诸葛亮的以屈求伸，以守为攻，他非常崇拜一句名言“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一直呼唤着他，在于他曾跌倒于政坛，失败于政坛。在《四书贯道》里，认真总结了自己从政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潜力还很大。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毕竟年逾花甲，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像当年在大陆一样身体力行是完全不可能了，何况现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都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参加决策的机会，更不能独家“经营”，自霸一方，现在自己所能参政议政的，只能靠自己的呼吁，靠自己的文章。
一日，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张宝树邀请他到“中央党部”与有关负责人公开谈谈。
陈立夫听后感到有些激动，曾想去，但后来想了想，还是没去，他虽然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但绝对不是在“中央党部”这种场合。
陈立夫却又后悔自己没有去。在某一天，他突然一个人跑到“中央党部”拜会，而且当着各位党部要员的面，发了一通颇具政治色彩的言论。
陈立夫发表这番言论，讲得可谓痛快淋漓，一发不可收拾，各位党部要员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位国民党元老的精彩演讲，一时引起很大反响。
除了会客访友之外，陈立夫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医。中药，这是为了继承其兄陈果夫的嗜好，决心在其余年全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他还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儒家、道家等多有涉猎。
这一期间，他著有《人理学研究》、《易学应用之研究》等书，并主译了英国人李约瑟所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
由于他的努力，台湾学术界推选他担任了台湾“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等职。
此外，陈立夫还被聘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主讲人事学。
很快，陈立夫成了台湾知识界的知名人士。
在读书研究之余，晚年的陈立夫仍有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他不管台湾当局的政策如何变幻，坚持自己的立场，当然是他晚年的立场。
很难料想，反共先锋陈立夫晚年竟积极倡导海峡两岸统一。
2．坦言倡“统一”
1973年，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月。
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尽早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客观现实，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
文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
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光大，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陈立夫曾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所言，真属真知灼见，一向是积极反共的他，能够在晚年为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摇旗呐喊，真是难能可贵。
1975年，陈立夫为推动祖国统一，不断探求新途径。
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M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捐弃10年内战的血海深仇，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时至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实行第三次合作。
基于这一思考，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而当时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之中，陈立夫的投石问路必然没有结果。
尽管这样，陈立夫并没有灰心，他对国共谈判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没有得到中共信息的情况下，陈立夫又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
他在文章中再次殷切希望毛泽东、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重开谈判之路，并盼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再开合作的新局面。
1976年，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重新转上“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第一次没有使用“解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宣布建交。
同时，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届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