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也是自己的宿愿。
陈立夫权衡利弊，觉得自己应该回去。
上次回台蒋介石未能执意挽留，因为蒋经国的根基还没有扎牢，CC的势力还很顽固，陈立夫留在台湾，无形之中又加大了CC派的势力，蒋经国又多了一个障碍。况且，那时候，陈立夫还年富力强，尚能担当重任；如今满头银发，老气横秋，即使放在位置上，也不中用了。
再说，年龄大了，锐气也减了，重返政坛的愿望自然熄灭了许多。所以，这时候，蒋介石召陈立夫回台湾，是没有一点政治目的的。
这一点，陈立夫心里十分清楚。
就在此时，陈立夫想起了蒋介石有一次过生日的情景。
1946年，蒋介石60大寿，国民党的头头脑脑们互相争宠，都想借此时机，献给蒋介石一件最心爱的礼物，以讨得蒋介石的欢心。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别出心裁，发动各大学特别党部铸了九个鼎，准备在蒋介石寿辰之日，献鼎祝寿。
朱家骅知道蒋介石的脾气，拍好了，皆大欢喜；拍不好，会惹一身臊。
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朱家骅在铸鼎前给蒋介石打了一个报告。
蒋介石看了看报告，顺手签了一个“阅”字，表示同意。
朱家骅非常高兴，赶紧筹备铸鼎事宜，准备在祝寿大会上献给蒋。
这事很快被CC派的人知道了，马上报告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感到若蒋介石接纳了这九个金鼎，今后必会更加恩宠朱家骅，而对CC派不利，所以，他要想办法，不让朱家骅的“阴谋”得逞。
陈立夫找到蒋介石，直截了当地问道：“朱家骅想在你60寿辰时献上九个金鼎，可有此事？”
蒋介石点点头，表示默认。
陈立夫说：“我认为总裁万万不能接纳，朱家骅此举居心叵测，不可琢磨啊。”
蒋介石不以为然道：“不就是献给我的一件生日礼物吗？有什么居心叵测，不可捉摸的？”
陈立夫说：“总裁寿辰，作为部属出于对您的尊崇，献上礼物，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但朱家骅要送的礼物，就已经超过了为您祝寿的范畴，所以，我说他居心叵测，不可琢磨。”
蒋介石认真起来：“你又言重了，怎么就超出祝寿的范畴了？”
陈立夫说：“为总裁铸金鼎，造价过高，礼物太重，对您影响不好。另外，为什么朱家骅不铸10鼎，8鼎呢？这里边是有奥妙的，也是有政治目的的？
蒋介石说：“你言重了吧？”
陈立夫接着说：“朱家骅这样做，等于把你比作皇上，说你一言九鼎。其实，这等于讽刺你在党内实行专制，压制民主……还有……”
蒋介石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他一扬手打断了陈立夫的话。
陈立夫却并没住口：“另外，总裁，这样会使反你的人抓住借口，大做文章，将来会后患无穷啊。”
蒋介石把手一扬，站了起来：“别说啦！本来我们党内就派系复杂……唉！立夫这一提醒我，我脑子才开窍，老啦，老啦。”蒋介石说着敲了敲自己的脑门。
陈立夫心中一阵得意。
蒋介石感到没法下台，只好把怒气都撒在朱家骅身上，在大会上蒋介石把朱家骅臭骂了一顿，弄得朱家骅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苦难言。
弹指一挥间，这件事已过去20年了，现在想起来，陈立夫感到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感到当时的争夺倾轧，既有些天真，又有些无奈。
1966年10月26日，陈立夫第二次返回台北。
为了怕引起别人的猜疑，陈立夫在机场告诉记者，他这次返台的目的只是为蒋介石祝寿，别无他意。
他还说，他献给蒋介石的寿礼是集数年精力完成的《四书道贯》一书。
陈立夫这次在台期间，与蒋介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陈立夫感到，这次蒋介石真诚坦率多了，跟他上次回来态度大不一样，几乎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蒋介石寒暄了一阵以后说：“立夫，我这次让你回来为我祝寿是假，请你回台湾定居才是真啊！”
陈立夫忙说：“为总裁祝寿，也是立夫的幸事，中国有句古话‘人活七十古来稀’，总裁已满80高龄，仍然红光满面，腰板挺直，乃是我辈的一大福气呵！”
蒋介石拍拍陈立夫的肩膀：“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啊，立夫曾为我党做过杰出贡献，如今流浪他乡，中正乃心中不安啊，你能回台北来，我们常在一起叙叙旧，聊聊天，我这心里就会踏实一些。”
陈立夫道：“多谢总裁关照。”
宋美龄在一边插话道：“立夫在美生活多年，城府更深了。在报纸上看到过你在美国养鸡的报道，说你颇精通养鸡之道，并且乐此不疲，十分逍遥自在。”
陈立夫道：“夫人过奖，立夫只是随遇而安，平日里也有思乡之苦啊。”
宋美龄又说：“听说你除了养鸡之外，还著了不少书，什么时间拿出来让我也拜读拜读。”
陈立夫道：“我的《四书道贯》就是献给总裁的寿辰礼物。”
宋美龄抢过来说：“中正归中正，我归我呀。”
陈立夫道：“我这一本给夫人就是了。”
陈立夫说到这里，想起了离台前，宋美龄曾送一本《圣经》给他，让他在那里得到心灵的安慰，他还十分不礼貌地回绝了宋美龄。
现在想起来感到好笑，好笑的不在于自己当时的冲动，倒是宋美龄关心自己的方式，实际上，他不需要别人的安慰，真正能安慰他的是自己。
2．二十载流落一朝归根
过了蒋介石的寿辰之后，陈立夫即刻返回美国，他在台湾比在美国多了一份亲切感。处理完各种事务，便于1969年正式回台定居，结束了他长达20年流浪他乡的生活。
蒋介石读了陈立夫的《四书贯要》后不免感慨颇多，多次召陈立夫来长谈，并主动为其书题写了“四书一贯之道”六个
字，印于首页。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题字视为珍宝。
陈立夫除了感谢蒋介石以外，还特别感谢蒋经国，因为蒋经国在陈立夫迁台前给他选了依山傍水的住宅，供他安度晚年。
陈立夫感到喜不自禁，精神。冶爽。
回到台北以后，他很快又成了新闻人物，到处邀他去演讲和出席各种集会，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70天内便做了75次演讲，有时最多一天讲3场，场场掌声不绝，他感到很欣慰。
紧接着，慕名而来的记者也是应接不暇，门庭若市。
有记者问他：‘请问陈立夫先生这次回台定居有什么政治目的？”
陈立夫答道：“坦率地说，无任何政治目的，我是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土，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希望平平静静地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度晚年。”
有记者问：“如果党和政府要你出来担任要职，重返政坛，你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陈立夫答道：“经过20年的田园生活，我对政治已完全失去了兴趣，回到台湾以后，宁愿专心做一些研究性工作，绝对不过问政治，况且我已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也无法继续从政。”
有记者问：“你对养鸡业颇有研究，如果有哪家实业单位以高薪聘你去当董事长，你是否出任？”
陈立夫答道：“我在美国养鸡，纯粹是为消遣和生活，并无心做此类研究工作。我对金钱不感兴趣，何况，我已这般年纪，儿女们都有自己较丰厚的收入，更不需要钱。”
有记者问：“你对台湾政局的现状有何高见？”
陈立夫答道：“无可奉告。不谈政治。”
1969年9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陈立夫先生的生活情趣》。全文如下：
陈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身体不太好，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他已开始有限度的社交和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立夫先生告诉记者说：一、两个月以前，他曾经着手在写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一而十》。最近，由于天气太热，应酬也多，而暂时搁笔，估计到年底才能完成。
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正主持一项翻译工作，计划将英国学者丹尼约瑟（李约瑟）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翻译成中文，全书有800多万字，原书分为七卷，目前已经出版一、二、三卷，第四卷共分为四册，第一册已印刷好了，其它部分尚在排印中。
立夫先生说：《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包罗颇广，凡是中国祖先对于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贡献的史料，几乎都融汇其中，因此，翻译这部巨著，必须约集有关科学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所幸这些准备工作，大体上都已经安排好了。
陈先生说：他最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已经脱稿，标题是《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件事》，约好了在某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的纲目，以及他主持翻译这部书的动机。陈先生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尚未完成，稿子尚在他的书桌上。
书房里的陈设，简单清雅，一具书厨，里边摆满了中外文参考书。书厨旁边有一架立地电扇，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陈先生写稿喜欢用毛笔。在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彩色照片，摄的是一幅水彩画，是立夫先生在1948年画的，那一年是已故张道藩先生的50大寿，这幅水彩画，就是陈立夫送的寿礼；画中有一位老寿翁，对面坐着一位美丽少妇，题词是：“原见与嫂如画中人，一则长命百岁，一则美丽到老。”道藩先生非常珍视这幅画，一直珍藏着。当立夫先生1959年第一次回台湾时，道藩先生特地找出这幅画来，拍成彩色照片，送给立夫先生留念。陈立夫先生为怀念故友，把它放在书桌上的玻璃底下。
陈先生引导记者参观他的书房时，还看到他的另外一幅水彩画，那是一株鸡冠花，作于1935年陈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当时陈夫人正在从师习画，有一天陈先生兴致来了，就用彩笔画了一株庭院里的鸡冠花。
据陈先生说，他一生只画三幅水彩画，另外一幅是一朵喇叭花，现留存在美国女儿家里。
立夫先生很健谈，他谈任何问题时，都很能吸引人。他说：今后要多在室内做工作，少在外边活动；对那些邀请他剪彩和证婚的事，都一概谢绝了。他表示这个例子不能开，希望亲友们都能原谅。
立夫先生虽然表示，今后要多做著述工作，但他仍然不能忘怀讲演的乐趣。他认为讲演是一种艺术，而且可以给人一种满足。
他说，一场成功的讲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你要讲的，也正是听众们所要讲的，你只是把大家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而已。第二，一篇讲演稿里要有特点，是别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样，听众才会觉得有味道。
立夫先生说，他的讲演，曾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每逢讲演之前，先准备了很多材料，到了台上时，却讲了很少；第二个阶段，准备了多少资料，上了讲台，全部都用上了；第三个阶段，任何讲演，从来没有底稿。不上讲台，没有材料；登台讲演，材料也随之而来了。立夫先生认为讲演远比发表文章的效果大，尤其一场成功的讲演，会吸引千万个听众，全神一意的听讲，越是这种情形，讲的人越兴奋，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劳累，这时候讲的人与听的人感情合而为一，令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他自己就常常有这种感受。
1979年9月18日，陈立夫与夫人孙禄卿共同迎接了80岁寿辰。他们送给亲朋的礼物是一本由陈立夫题款。孙禄卿绘画的百幅山水画集。
“我的太大的画实在不错，而我的字只是陪陪她。”陈立夫对来客谦称自已是配角，太太是主角。另外，他还赞美孙说：“我最最得意的事，是我有位贤能的妻子孙禄卿女士。”
在父母的作主下，陈立夫与孙禄卿于1926年结为夫妇。陈说：“到现在，已经53年了，我们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从来没有吵过架。”
说到陈夫人的好，立夫先生是赞不绝口，他说：“他的父亲孙蓉江先生是地方公正士绅，家教甚严，她过门后，对长上有礼，教子女有方，治家勤俭，幸得有她内助，使我可以终日忙于公务。”
他们的三子一女，在陈夫人的教育下，都卓然有成。立夫先生说：“孩子们都怕妈妈，管理子女和家务上，她都很成功。”
53年间，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立夫先生说：“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口角过。”
为了纪念丰盈、美满的过去，不喜欢言寿的立夫先生，告诉他们的四位孝顺子女，不必铺张地为父母做寿，不如印行一本书画集致赠亲友。
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夫人，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立夫先生说：“她的画，的确不错，画风中有着她的豪爽、开朗的性格。”为了陪同夫人，立夫先生也拿出了自己的字和两幅画，一幅鸡冠花，一幅喇叭花，全是他30年前的作品。
这本珍贵的伉俪书画集，将致赠亲友。此外，他们夫妇还携手在国家画廊举办书画及著作展。立夫先生说，到了寿展时，他与夫人将出外避寿，“绝不收礼，也不要拜寿。”
最最令他高兴的是，在寿辰前夕，他要接受中央颁赠的中山奖章，对这难得而珍贵的荣誉，立夫先生是很珍视的。
这些年来，立夫先生在努力地开掘“文化矿”，在他的努力下，可真做了不少的事，也著作和出版了很多书，他说：“我不是一个偷懒的人”，他很傲然地说，“我是一个奋斗的人。”
过了80岁的寿辰，立夫先生又将展开另一番人生。他说：“过一年、两年，我要辞掉所有的事。”那时，他要全力整理五经。
他说：“我要将五经做系统的整理，使人看了这本书，就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
对开“文化矿”他的兴趣更炽，一直在奋斗中的陈立夫说：“我觉得，这些年做的还不够，如果天假我数年，我可以做得更好。”
度过了丰实的大半生，立夫先生更坚定地期望：他要坚强而努力地缔造一个更扎实的晚年。”
3．老蒋临终抚立夫
步入暮年的蒋介石，把在美国漂流的陈立夫召回台湾定居，此举对无论已故的陈果夫也好，还是被他逼走的陈立夫也罢，包括对一些国民党元老，都是一种安慰。
蒋介石的手腕高明就在这里，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元老，对蒋介石是忠贞不二的，治党也是有功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再重用他们，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基础大雄厚，更何况他们又挡住了蒋经国的升官之道。
蒋介石用冷处理的办法，使二陈对政坛自动降温。国民党退到台湾后，陈氏兄弟一亡一走，等于给蒋介石去了一大块心病。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大搞“整顿”，使十分顽固的CC派逐渐瓦解，对“太子”继位已构不成什么威胁，既然障碍已经清除了，何不再安慰安慰陈氏兄弟？
陈果夫去世，蒋介石又是吊唁，又是赠挽额，又是声嘶力竭地褒奖，让其死后情享哀荣，曾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响，如今又盛情邀请陈立夫返台定居，可谓打一巴掌揉三揉，蒋介石等于“仁至义尽”都做到了。
蒋介石在政治上耍手腕可谓高明到家了。
1966年3月，台湾又开场演出每六年一次的政治老戏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
3月7日，国民党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说：党尽一切可能提拔新进，中兴以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