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由左肺浸人右肺，并由右肺浸人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内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净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衷。”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吃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
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医生们紧急会诊，然却无力回天，延至4时52分，陈果夫带着一生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功与过，荣与辱，忠与怨离开了人世，享年59岁。
面对陈果夫僵硬的尸体，家人们失声痛哭，唯有朱明欲哭无泪，她知道陈果夫迟早有这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她又感到突然，虽然病魔伴随了陈果夫大半生，每当看到他痛苦的样子，她就十分难过。然而，毕竟夫妻恩爱一场，她舍不得他走。
没有遗嘱，而有遗言《铮谏之文》；没有遗产，而有遗著《老病人谈中西医》。
一生风雨坎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民党蒋介石虽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死万事休，生前虽未红得发紫，但死后也让他倍享哀荣。
蒋介石下决心要为陈果夫厚葬，以慰在天之灵。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委员73人，又委派CC系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悼丧，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表示出极度悲痛，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今”：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城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北伐、抗战、勘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敬恭将事，均彰越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栓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漠，有稗建国，乃以优劳，触发旧迹，黄志澄逝，追怀政迹，转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邮。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府驾念动庸之志意2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倍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假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枢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家乡浙江吴兴，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力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值得遗憾终生的事。
陈果夫愿自己终生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故乡，永远依偎在秀丽的莫干河边，浩瀚的太湖水边。
但是，茫茫的海峡却将观音山隔为天山一隅、水天一方，尽管如今的吴兴已是陈果夫诗中所描述的“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从此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却只有抛骨异乡，含恨长眠了。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枢在鼓乐声中放在观音山基地。
陈果夫的特务政治生涯也随之葬入了冥冥地府。
3．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CC系陷于崩溃的边缘。
剩下的特务们中，有的见风转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问政治。从整体上看，CC派从组织到势力是一落千丈。
作为当年一个全国性的派系组织，CC系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人员庞杂不齐，其成员的共性是坚决“反共”。但在如何“反共”的问题上，有些人拥护蒋介石搞专制独裁，崇尚“党政”，但也有些人希望走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道路。
这两类人，前者都担任各省市党部的要职，即通常所说的党棍；而后者则依仗CC群体的支持，进入“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这三者合称“中央民意机构”亦即国民党政权的“国会”。
“改造”之后，CC系中的党棍被甩到一边，而走议会道路的这批人，却因国民党要维护“法统”而得以享受到事实上的“终身制”，成为当局轻易奈何不得的贵族式人物。
出于自身的政治观念，也为了地位有保障，这批人以“国会”为据点，在肯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大前提下，扮演所谓“忠诚反对派”的角色。因为是站在“国会”的立场上，这些人自然要求扩大民意机构对行政机构的监督权，自然要对当局的施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自然要大声呼号“民主法制”。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大陆时被视为极端保守派的CC派，到台湾后，竟在政治磁场的引力下，被塑造成替无权的老百姓讲话的“开明派”。
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员”梁肃戎、齐世英。吴廷环、张子扬、胡秋原、费希平等。“监察委员”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
CC派的元老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田昆山、白云梯等，则或公开或暗中支持他们。
1951年10月，CC派“立法委员”逼以陈诚为背景的“立法院长”刘健群辞职。
翌年3月，推出张道藩为“立法院长”。
这是CC派的一大胜利。
1952年3月24日，“立法院”通过《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27条规定：“战时各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纸张及其他印刷原料，调解辖区内新闻纸杂志数量。”以此为由，台湾当局于4月11日下令停止报纸登记，并限定原有报刊的张数和版面，这就使新报纸无法诞生，老报纸无法扩展，从而开始了延续35年之久的“报禁”。
“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
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合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过。
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
但是，台湾当局不退反进。
1954年4月28日，又颁布《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进行更加全面的控制和严厉和钳制。
紧接着，于同年11月5日，又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九条。
其中很多规定笼统抽象。如“不得发表有违基本国策的主张”之类，可以作为一项伸缩自如的帽子，随意给当局不满意的刊物扣上。
此法案一公布，各民营报刊纷纷抗议，到“立法院”请愿，要求废除。
CC派的“立法委员”也群起而攻之。
“行政院”被逼无奈，于＊月9日宣布暂缓执行，计此件出笼仅5天便告夭折。
由“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橡皮图章，如果党籍委员们一致投票，必稳获多数。
但如果CC系的“立委”转向，与民社党、青年党及无党籍的“立委”联合一体，就有可能使当局提出的法案通不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之所以收回“九条”，是因CC派反对所致。
1955年6月，属CC派的“立委”余俊贤、于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一山等在国民党开明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对“内政部”擅创“违反发行旨趣”的罪名摧残出版界的行径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指出此事乃“法外苛政”，并指出“内政部”仅抓住一两篇文章便给民办刊物《世界评论》扣上“登记时曾为不实之陈述”的帽子，勒令《世界评论》停刊10个月。此举“不独苛酷”，抑且违法，应请“行政院”予以纠正，“以后不得援例。”同时，该纠正案还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叙所以剥夺之事实及理由”，出版界向行政机关诉愿，行政机关应予受理，10日内答复。
与此前后，CC派元老谷正鼎公开讲话，称蒋氏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蒋介石要开除他的党籍。
CC派要员潘公展，则跑到美国创办报纸，不时对台湾政权予以批评。
据说，CC派还成立了由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等人组织成的中心小组，负责协调该派系的活动。
为平息CC派的怨气，维护内部团结，蒋介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昆山等20余名CC派担任“中央评议委员”。
这批人毕竟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在蒋对他们安抚之后，虽然仍有牢骚，但还是尊重蒋介石的安排，退出政坛第一线。
这批人退出第一线以后，致力于办一些“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之类的团体，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摇旗呐喊。
这时，CC派的主要代表，便从陈立夫等变为梁肃戎、于镇洲等中年“立、监委员”，他们继续扮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首先是在“监察院”内发动一连串弹劾案。
1956年12月，CC派“监委”提出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的生活日益窘迫，而若干“政府机关”则殊多浪费，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用节余下来的开支调整军、公、教人员薪水及津贴之用。
这批人还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既在“行政院”领薪，又在“中央银行”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
1957年3月，CC派“监委”终于促成“监察院”通过了一项纠正案，其中包括俞鸿钧“兼职领薪”在内的各项浪费事实，要求“行政院”查找纠正。
3月26日，此件案寄到“行政院”。
“行政院”于7月19日和24日两次函复办理情形和结果，却引起“监察院”不满。
不满的原因是：“监察法”第25条规定，答复期限为两个月，而“行政院”却是过了4个月才答复，而在发函中也没有说明对“监察院”所要求纠正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改善和处置措施。
“监察院”一看势头不对，不得不于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4次邀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议”讨论结果，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不赞成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有了中央的撑腰，胆子更大了，率先在报纸上披露此事，并列举理由说明“监察院”属于无理要求。理由是：“宪法并未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报告工作或被查询，行政院长只对立法院负责，不对监察院负责。”
“监察院”则反驳说，“宪法”虽未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到“监察院”报告或被查询，但也未规定“行政院长”不须到“监察院”报告或查询。
同时，“宪法”第95条定：“监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分设若干委员会，调查一切设施，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从这两条的法理而不是从文字上讲，可知“行政院长”的工作也在“监察院”监察范围之内，“监察院”既有权弹劾“总统、副总统”，自不容“行政院长”享有免受“监察院”质问、调查及弹劾的特权。
而按“监察法”第20条规定，“监察院”有权对调查对象“指定地点询问”，当“监察院”指定俞鸿钧到院备询时，并未违反上述规定，故俞鸿钧拒绝到院是违法的。
两院的这场争论，延续数月，引起台湾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据统计，各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