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特务们却没人听进去。
胡宗南是否真的与成都共存亡呢？
上次会议之后，陈克非明知胡宗南命令他和罗广文向东开进是送死，犹豫了半天，还是奉命硬着头皮东进。
于是，决定从23日起先派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惑解放军，并在出发前，将所有的笨重东西毁弃，如拆毁重炮。山炮，将不能走路的马击毙。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陈克非便给胡宗南打电话，相告准备情况，谁知，胡宗南却在他挂电话之前带着家眷到凤凰山飞机场了。
也就是说，陈克非的顶头上司胡宗南已经乘飞机抢先逃走，而把陈克非、罗广文当作替死鬼进行安排。
陈克非大骂一声，把电话摔了。
蒋总裁如此，顾总长如此，胡长官也是如此。
这些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上司都他妈是政治骗子。
什么他妈“誓与成都共存亡”？都是骗人的鬼话！
陈克非得知宋希淙长官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活捉的消息，彻底绝望了。
他给罗广文挂电话：“现在情况很紧急，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就是想让我们用牺牲的代价，换得他们西逃的安全。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进的力量了，也不想做他们的管死鬼，我们该自作主张了。”
言外之意，是举行起义。
12月 24日，第二十兵团与第十五兵团在郸县通电起义。
接着十八兵团也起义了。
至此，国民党溃逃到川西地区的6个兵团，已有第七。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相继脱离蒋介石的阵营，被解放军改编了。
此时，“誓与成都共存亡”的胡宗南已放弃成都，飞往海南。
成都解放指日可待。
内调局的特务们的末日一天天逼近。
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靠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逃跑。
也有结伴逃跑的，如督察朱瀚，科长冯资易，化装成难民，结伴而逃住在重庆一个小旅馆时，被逮捕。
在邓睐、大邑一带，一些特务分子作鸟兽散，各奔东西，有的被人民解放军抓获，有的被击毙。
就这样，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只生存了7个月，便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崩溃而结束了。
这个机构是陈立夫一手操办起来的，它的结束，标志着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反共起家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的彻底瓦解，彻底完蛋。
面对特务分子的纷纷溃逃，面对内调局的土崩瓦解，陈立夫心里像插了把刀。
陈立夫像破了产的财主，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面对眼前的局势，陈立夫不得不为自己的去处作出选择了。
尽管他对党国一片忠心，对蒋介石热心拥戴，而面对现实，面对蒋总裁和国民党头头脑脑纷纷逃往台湾的现实，面对解放军对成都大兵压境，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将无一点生存之地的现实，他必须做逃往台湾的打算了。
陈立夫心中无限凄楚。
他曾发誓，他要坚持到底，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坚持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他曾雄心勃勃，虎视眈眈，与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
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
陈立夫终于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俯瞰幅员辽阔的大陆，他心中掠过无限惆怅。
第十六章 被挤出政坛
1．陈诚说：“把陈立夫送上火烧岛”
1950年，台湾。
当中国大陆欢庆解放，万众颜欢之日，惊魂未定的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及其家人们，已退缩在孤岛上唉声叹气，愁绪满怀。
大陆已别，台岛飘摇，内外交困，千疮百孔，台湾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新华社元旦时评庄严声明：
“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示了旺盛的气势。
美国如何看待台湾，这是蒋介石极为关注的。不料，望穿秋水，等来的消息，却让蒋介石的希望变成失望，以至绝望。
1950年1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宣告，美国政府绝对不插手台湾事务，“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华盛顿把蒋介石遗弃了。
台湾内部一片混乱。
台湾面积只有36000平方公里，山脉占去2／3，原有人口600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交通建设，人民生活粗可温饱。可是，眼下蒋介石一下子带来了200多万军民，是台湾总人口的1／3，人口压力骤增，生产失调，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已经出现。
如果不改善这种局面，仅仅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便可使这个由大陆逃亡来的政权垮台。
好在蒋介石离开大陆之前，把民间所藏银元、黄金、美钞等几乎搜刮殆尽，全部存人国库。上海被解放军包围前后，据李宗仁的说法，当时国库库存全部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白银价值7000万美元，多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元上下，这些金钞，被蒋介石全部空运到台湾。
这些金钞只能解燃眉之急，但经济如无根本改变办法，迟早要坐吃山空。
台湾的军事力量，亦不可自恃。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诸岛的军队，蒋介石号称60万之众，其实是虚张声势。大部分是刚逃出大陆的残兵败将，或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空留番号。官兵成份也是五花八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大量的被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学生。正规野战师团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拼凑其中。
台湾的空军，计有兵员85000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战斗的仅剩半数。
汽油储存量，也只有两个月。海军官兵35000人，舰艇约为50艘，也与空军一样，零件缺乏，燃料不足。
靠着这些陆海空兵力；蒋介石虽然口头上说已建起了“海上长城”，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过是借以给自己壮胆而已。
国民党内部呢？更是混乱不堪。
没有人相信，蒋介石会在台湾呆得住，跟他一起逃到台湾的“学生”、“同志”、“部属”们，纷纷四处寻找自己的生路。
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曾在中国大陆风光了几年，而如今也已分崩离析了。
宋子文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国民党内的政敌又说他侵吞公款，要他交出财产的一半，国民党军队正兵败如山倒，美国人又骂他腐败，宋子文来了个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没有陪妹夫在大陆坚持到底，于1949年1月辞去当时的广东省长职务，带着妻子张乐怡，往香港转赴巴黎“治病”去了。6月，他又去了美国，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呢？自鲸吞美金公债，被宋子文。政学系、CC系联合赶下台以后，便结束了飞黄腾达的历史。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孔祥熙虽有东山再起的举动，终因美国人对这位贪污美援的皇亲深恶痛绝，迄未遂愿。于是，宋蔼龄从美国来电，推说她在美开刀，要他前往。孔祥熙顺水推舟，于1947年离开上海赴纽约，住在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经营他的银行去了。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派联邦调查局查过孔祥熙的个人存款，但所得数目，只是孔氏家族的凤毛麟角。杜鲁门骂道：“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38亿美元中偷了7亿5千万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又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投资在纽约这里……”
在“四大家族”中，最忠于蒋介石的，莫过于陈氏兄弟了，他们不仅在个人财产上清贫如洗，不像孔、宋那样巧取豪夺，贪得无厌，而且在政治上死心踏地的追随蒋介石，一直到蒋家王朝在大陆上崩溃。
然而，想起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蒋介石心中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厌烦与恼怒。陈氏兄弟当年深得蒋介石知遇，形成了渗透于党、政、军、文化教育、财经各方面的CC系。原是蒋介石反共事业的中坚，但很快就开始结党营私，形成“蒋家王朝陈家党”的局面。
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自己的政治正面临着CC的潜在威胁。
陈氏兄弟为了扩大势力，常常以党内民主派的姿态出现，并且对蒋颇有微词。
来到台湾，蒋介石更是从几方面都觉得CC已是个累赘。
在大陆不得不倚重二陈，是为了借助CC来对付其他派系，现在台岛上只剩下蒋氏父子，而蒋介石也从自己的大起大落中，看透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决意将来由骨肉至亲的蒋经国继位，卧榻之侧，岂能由他人安睡？
蒋介石自然知道，今后台湾的前途，仍在于美国大老板是否给予支持，而美国人早就因蒋、陈勾结而对国民党有所抨击，为了取悦美国而牺牲二陈，这笔账细算起来，还是合算的。
二陈的另外一个对手就是陈诚，来台初期，陈诚便和CC系闹得不可开交。
原来国民党宪法规定，行政院命令须经立法院批准方可生效，后来，李宗仁代总统期间，立法院曾授予行政院可以行政令代替法律的特权，以使由蒋操纵的行政院长何应钦与李宗仁抗争。
李宗仁赴美后，“立法院”即收回此项特权。陈诚接掌“行政院”，要求照例享受这种特权，遭到陈立夫把持下的“立法院”拒绝。
陈诚不服气，又要求代行本属“立法院”的职权，二陈当然把持不让，这下，趾高气昂的陈诚火了：“授权案乃是被他们CC派所否决，从此，行政院长只有陈立夫能当，本人决心马上辞职！”并宣布“行政院”立即休会。
陈诚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陈立夫和CC分子统统送到火烧岛（即绿岛）上去监禁！”这在迁台初期的国民党政坛，无疑是一场轩然大波。
这句话被CC派的人听到了，并马上报告了陈立夫。陈立夫知道，陈诚后面有蒋介石撑腰才如此猖獗，每次跟他斗争，自己总是吃亏，现在CC系又面临低潮，所以只好忍气吞声。
跟陈立夫预料的一样，在这场斗争中，蒋介石又公开袒护陈诚。
陈立夫初到台湾时，还想整理一下旧部，再展雄威，把CC队伍拉起来。
然而，陈立夫看看自己的队伍，又心灰意冷了，CC系中的人物，有的已经逃亡海外，有的留在了大陆，有的甚至作了共产党的政协委员。
来到台湾的CC系人物，其实也并不齐心，他们有的已生隐居之心，忙于找房子安排家属，有的刚从大陆逃出，惊魂未定，甚至不想重操旧业了。
陈立夫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在蒋介石面前的失宠，与其他派系的互相争夺倾轧，失去大陆的痛心疾首，以及CC系内部的矛盾重重，人心涣散，使他的锐气衰减了许多。
在大陆，他的锐气像钢铁，决心一辈子追随蒋介石，跟共产党斗争一辈子，直到把共产党全部消灭。但是，三年之间，共产党像风卷残云一样，把国民党赶出了大陆，被国民党统治了20多年的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共产党的地盘，国民党竟被共产党赶到了一个只有几万平方公里的小岛，而且，共产党还要解放台湾。陈立夫心神不定，后半辈子该怎样度过呢？
尽管陈立夫也怨天忧人，尽管陈立夫也痛定思痛，但是，他参与政治的兴趣丝毫没有减弱。
2．蒋介石再度“复出”
1950年1月20日，蒋介石给在美国养病的李宗仁发电报，请他返台。李宗仁立即复电，表示病体须休养，未能即返。
2月4日，台北《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呼吁蒋介石“主领国事，统帅三军”。
2月，台北“国民大会代表”联谊会电责李宗仁不负责任，请蒋出任“总统”。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在美国新泽西州做寓公的李宗仁立即通电，斥其荒谬。
李宗仁引证“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正、副总统”均缺位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3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
蒋介石复职是根据哪条“宪法”？
李宗仁眼里识得破，心里忍不过。
其实，早在1949年12月17日，李宗仁在复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等电报时就说：“甲，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
“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3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乙、总裁派俞大维来美，要求动用经援余款9000万美元，甘介侯已函杜鲁门、艾奇逊，请将该款分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2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
1950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
“同人等认为总统及统帅之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难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李宗仁于接电后14日复电：
“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
李宗仁的电报显然是推托之辞，他心里明白，他无论赴不赴台，是不能阻挡蒋介石复职的。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自己的此种举动：“蒋先生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我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身份，我至少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却不把李宗仁的“法统”之辩放在眼里。他称自己恢复“总统”职务乃是由于“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加上“多方面的肯切要求”，是“顺应群情”。
然而，蒋介石自己知道，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1300余人，如今有的已经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远不是法定人数。
他推出“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作为复职的依据，并不能使他的“总统”有更多的合法性。
其实，合法不合法，又奈蒋介石如何，法就是蒋家定的，天下也是蒋家的，信手拈来，想坐就坐，坐烦了就“引退”，何况，蒋介石的三次“引退”，都是被迫不得已，实际上又引而未退，想复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蒋介石复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
蒋介石早想好了，台湾，还是要由蒋家来“经营”，自己虽年过六旬，尚余勇可贾，但将来有一天，会把“宝座”让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蒋经国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如果眼下就把蒋经国摆在太显眼的位置，那就会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影响不太好。
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要物色的人必须对老蒋、小蒋均忠诚不二，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