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年代初起，陈果夫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在国家四行二局一库中，独占一行一库，分享一行二局（此时交通银行正由赵棣华任总经理，中信局局长是陈的信徒）7分中占有4分。仅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尚未钻进去。
这样，一个新兴的金融帝国俨然建立了，它雄视一切，力图与孔、宋二大金融巨子一比高低。
对于陈氏家庭的迅速崛起，蒋介石喜忧掺半。
一则为报陈其美当初的提携之恩，他觉得应该让陈家二虎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陈氏家族发展太快，其他派系会有怨言。
蒋介石一直兼着中国农民银行的理事长，这是在其他银行都没有的奇怪的职务。
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
一天，蒋介石与陈果夫、李叔明商谈农行发展事宜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农民银行的事，你陈果夫都可以管，但人事你不能管，农行的人事让李叔明管。”
蒋介石又对李叔明说：“农行的主管人员应该在老人中挑选，不要滥用新人。”
李叔明当然也不能管人事，他必须请示蒋介石同意，得到蒋的直接点头，才能执行。
蒋介石还想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陈果夫赶出农民银行，只是陈果夫善施解数，决不退让，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3．跻身“四大家族”行列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陈果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以银行为依托，大搞经济垄断和非法合作，几年内，便在经济上跻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在陈氏家族的金融史上，合作金库也是其走向成功的一座丰碑。
《蒋家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陈果夫、陈立夫建金库营业，成为金融巨子的：
1941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
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
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
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界，在金融界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的反对下，此方案未通过。
为了加速筹备中央合作金库，根据陈果夫的建议，国民党中央于1945年底，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等人任委员。
有人推举陈果夫担任主任委员，而陈果夫竟力推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用心良苦，称自已一是常病，难以实际领导，二则可使陈立夫利用合作社，加速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但是，大家认为陈立夫从未参加过合作运动，没有搞合作的经验，因而，仍荐陈果夫为主任季员。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中央合作金库。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搁浅了5年的提案，决定建立中央合作金库。
1946年8月，蒋介石终于作出决定，以“合作事业有利于实行三民主义”，有助于“绥靖区的恢复”为由，拨款100亿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担任中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寿免成任总经理。
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正式开业，不久即加入四行联合办事处。
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与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
按照蒋介石与陈果夫的设计，中央合作金库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绥靖区内以经济力量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他们打算以中央合作金库为龙头，然后逐步将这一事业推向全国，在5年的时间里，将成立各级全作金库16000多个，建立35万个合作社。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总库后，即先在上海成立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再在其它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尽可能在全国建立起金融网。这个金融网在全国办理汇兑，吸收存款，并办理绥靖区以外较安全地区的合作贷款。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呢？按说蒋介石、陈果夫手里已经有了一个万能的农民银行，这个银行已经将多行多业的业务抓得紧紧的，对蒋介石军队的支持干得好好的，现在成立合作金库，不是多此一举吗？
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早就想在金融界压倒孔、宋。当时全国的金融机关中央级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二陈的发展趋势可台超过孔。宋，仟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农民银行当然是一个职能较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当初给它挂了一个“农”
字的头衔，这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农行的业务尽管不止于“农”，这本无大事，可总有那么一些不怕死的“刁民”，抓住农行超轨业务，使得陈果夫的脸皮难以放下。
建立一个合作金库，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哪个行业都可以合作，就是说，只要是赚钱的，合作金库无任何限制。
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
后为，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国民党军队代购粮饷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农民。
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
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以来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事。
至于原来标榜的向农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上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
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信徒黄密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回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任经理。
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委任为上海信托部的经理，并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有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大事小事，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于陈立夫没有出任主任委员，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反革命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并不是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使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大发横财的是陈氏兄弟，并成为孔。宋在金融财问争夺权力的工具。
仅仅建立起银行金融系统，还不能与孔、宋家族相匹配，陈果夫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充分运用他的职权，进行更大的活动。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人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以“党营事业”的美名。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党员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是可以列人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被取消，为了保证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以团体的名义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
由于陈果夫奏称“党营企业”，只为解决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陈果夫任职农民银行之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做出决定，认为“宪政即将实施“，国民党将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不是党政一家的机构，即党政分开了，因此必须自筹党费。
大会通过了一个筹措党费决议案，其中心议题是建立党营事业，以其收入提供党的活动经费。按照这个决议案，对中央财务委员会进行改组。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日伪从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示手下的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元的低价。
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并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元，还多余160亿元。
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
这亲，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说是千古没有的事。
陈果夫不仅善于“劫收”日伪企业，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一企业。
1947年8月，陈果夫亲临青岛，视察齐鲁公司。当时青岛烤烟厂刚由农民银行购得。他在视察了这些企业后，又对经营人员进行仔细询问，了解各企业内部现状及经营情况，并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同时又要大力发展。
力求发展，则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齐鲁公司果然不负众望。3个月后，齐鲁公司就以崂山矿泉水制作的青岛啤酒，涌向上海并迅速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卡车轮胎、三角带、橡皮管、红白橡皮板，多种胶鞋，以及文明、中山、学士、自由等套鞋，各类长统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场。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
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挑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实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轧钢厂，上海水泥公司等。
投资单位及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
1946年，按陈果夫的指示，原来属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新闻、文化、广播等事业单位，纷纷改为企业化形式，从由中央国库开支变成企业经营单位。还筹备了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陈立夫任董事长。
1947年，陈果夫在无锡创立中国塑像公司，并自任董事长。按他的设想，将古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其中并附名人传记，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货。
陈果夫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控制，最初是从反共的目的出发，经营包含经济原因，因此，比之其他人，陈氏兄弟控制文化系统是不遗余力的，这就使他们最终独占文化新闻事业。
二陈掌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单位有：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
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竟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又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主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