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兵分两路，同时着手与中共接触。
一路是在国外。1936年春，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陈立夫的指示下，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进行了接触，双方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会谈约定，国共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不久，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另一路则在国内，陈立夫把这任务交给了亲信曾养甫。
曾养市早年在上海曾协助陈果夫招兵买马，后为陈果夫所推荐、提拔，颇得二陈信任。此时，曾养甫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
曾养甫接受任务后，觉得很棘手。因为此事，蒋介石。陈立夫一再强调要秘密进行。如果为外人获知，曾养甫的前途就很难说了。而且，当时国民党仍指责共产党“祸国殃民”，欲尽除之而后快，国统区的共产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很困难，现在去哪儿找共产党负责人呢？
困难很大，但曾养甫最终还是想出了办法。他想起了在他主持的浙赣铁路理事会担任秘书的湛小岑。湛当年曾参加过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与周还有私人关系。曾认为湛小岑一定与周恩来还有联系，通过湛能找到共产党。
其实，湛小岑那时已经与共产党、周恩来完全没有联系了。但湛通过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取得了联系，这样，经过许多曲折，陈立夫终于打通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打通关系之后，双方开始了谈判，国民党这一方仍由陈立夫主持，曾养甫、湛小岑具体负责。
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立夫来到曾养甫家，并让曾养市打电话找来湛小岑，准备给中共方面写信，表明国民党对国共双方再次合作的态度及办法。
陈立夫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片刻沉思之后，便一字一字口述起来。湛小岑则伏在书桌上，奋笔疾书，将陈立夫的口述笔录下来，陈立夫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四项条件：
1．K方（指国民党）欢迎C方（指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从中央选择；
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这4项条件由湛小岑抄写多份，从几个渠道传到了共产党人手中。
随后陈立夫又准备派曾养市到延安去，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还邀请周恩来或中共高层次代表赴南京商议具体问题。
这样，陈立夫从国内也打通了前往延安之路。
1936年9月，中共方面指派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赶赴上海。潘汉年此次赴沪，随身携带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信中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中共与南京联络的联络员）从金陵来，如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主持。呼高应远，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持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之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而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谦，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激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国共合作看来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了。然而好事多磨，不久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态度。
本来蒋介石联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惜“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
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战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虽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但人数已减少到3万人，力量有限。而此时日人有所缓和，党内已经“统一”，是集中国民党力量，消灭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良机。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
既然如此，那么国共谈判在蒋介石看来纯属多此一举。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眇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国共两党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国共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应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步骤，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红军适宜的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匡统一的军事机关；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等等。
陈立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潘汉年的发言。说老实话，陈立夫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认为这个草案确是无可挑剔的。但蒋介石在会谈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密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中共方面提出的这个草案。故而他在一面专心听潘汉年的发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难中共，让中共知难而退出谈判。
潘汉年的发言完毕之后，陈立夫接着发言，他故作坦诚的模样，说道：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真诚”并没有蒙住潘汉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陈立夫的险恶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权与军队，那么中共拿什么与国民党抗衡呢？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就吃了没掌握军队的亏吗？陈立夫所提的条件决不能答应。
陈立夫的话音刚落，潘汉年就站了起来，严正指出：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摆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穿了陈立夫的老底，陈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陈立夫又厚着脸皮说：
“你我均非军事当局，无权决定军事。能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潘汉年一口回绝了陈立夫的建议。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谈的。”
“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这样，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积极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让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曾谈原则’是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这也是当初蒋介石的意思。
但蒋介石已忘了当初的诺言。此时，他正在洛阳指挥大军围攻红军，怎会坐下来与中共平等谈判呢？他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11月16日，陈立夫再次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会谈。这次会谈较之上海的会谈，陈立夫更无诚意可言。
会谈一开始，陈立夫便告诉潘汉年说：
“蒋先生以为上海谈判我方所提各条件并无不妥，不能放弃。希望潘先生能将此意见迅速转告延安。”
顿了顿，陈立夫又故作理解状，说道：
“我知道这样做实在有些委屈贵方了。但如果因此能达成协议，结成统一战线，驱逐日寇，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受点委屈又有何不可呢？”
尽管陈立夫巧舌如簧，但潘汉年不为所动，潘汉年严肃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问题，为了团结蒋先生一致抗日，我方已做出了重要让步，以贵方提出的四个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而蒋先生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试问究竟是我方不愿受委屈呢，还是蒋先生没诚意呢？”
陈立夫见软的不成，便来硬的，他威胁说：
“目前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并且正在拉蒋先生加人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如果此时延安方面仍不愿受点委屈的话，到了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也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向陈立夫告别：
“蒋先生既然要加人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陈立夫、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自此以后，陈立夫虽同中共方面仍有零散的接触、交谈。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而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往延安之路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3．“西安事变”中二陈站错队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陈果失、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蒋平安回到南京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指责，为此二陈十分恐慌，极力弥补过失。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机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1200多万元。这次损款所购的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又同情中国抗日，所以在飞机价格和性能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远远不及。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1党政系统；2政治军警系统；3小学生；4教职员与学生；5商界；6商界；7商界；8自治人民和农民；9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所必须；但是，祝寿活动是公开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甫、刘屹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正当蒋介石坐镇洛阳，部署北方军事时，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前往洛阳见蒋介石，对蒋说西安形势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去西安一次。通过各种情报来源，蒋介石也知道情况紧迫，在这一天日记中，他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东北军之所以军心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