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抵御外侮，首先必须充实国力；要充实国力，首先必须国家统一；要国家统一，就必须剿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从上述观点看，“复兴社”和“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但在具体办法上就有区别了。
刘健群在其《复兴中国革命之路》一文中说：“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进展，必须把握着三个要点第一，我们坚信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励行党治。第二，如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第三，如要实行统制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必须铲除贪污，必得主张严格限制官吏及党员的私产。这三个要点连成一套，便是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华民族一个有效的办法，一条正确的道路。”
邓文仪在《中国革命》周刊上发表的《今后革命的观察》一文中说，复兴中国要“以恢复民国13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以致力于清剿赤匪，澄清吏治。艰苦力行，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
贺衷寒、刘健群等人的这些演说著述活动，虽然已经走出军队政训系统，插足社会宣传，但更多的还是政治说教，不属文化领域。从上述刘健群、邓文仪二人的观点看，“复兴社”和二陈的“青白团”在奋斗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但不久，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萧作霖等人就发现，他们这套口号式的政治说教，对于糊弄黄埔学生以及一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还可以。但对于高层知识分子如一些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等，就不起作用了。这时正赶上南昌行营召开讨论“剿共”的设计委员会，萧作霖也奉命参加，他到处讨计。设计委员会中有一位留美博士张彝鼎献计说：“我看你们光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是不行，应该从范畴更大的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提出我们反对什么和要求什么，这才能建立起一个巨大文化思潮来更有力地对抗共产党。”张彝鼎还送给萧作霖一本《法西斯蒂精神史观》，要他研究一下。在此之后，萧作霖对张彝鼎的看法就高于邓文仪、贺衷寒和吴寿彭以及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大家均赞成有开展一个全面性的文化活动的必要，而开展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首先应从革新生活做起。他们自认为要革新生活，需先由复兴社组织的成员带头做榜样。于是，由萧作霖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此时邓文仪正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经常见到蒋介石，便将意见拿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完后，并未意识到萧作霖和邓文仪的目的在开展一次文化运动，误会为革新生活作风，于是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社员，而且应该在全国推行。蒋介石以此作参考，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意见虽为蒋介石采纳，但并不符合萧作霖、邓文仪等人的初意，他们决定按他们的设想继续搞下去。经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吴寿彭和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级骨干商讨，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的设计委员张彝鼎、蒋志澄、李毓九、高洁珠、白瑜、傅说等人同意参加发起，便决定筹备成立。但他们很快发现，列名发起组织的几十个人中，名人太少，几乎没有什么号召力，但事已至此，最后决定还是先成立起来再说。1933年12月25日他们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推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为理事长，萧作霖为书记长，总部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关于发起“中国文化学会”的宗旨，复兴社分子吴寿彭在起草“中国文化学会”的《缘起》一文中称：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惟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惟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的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gg。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经济为文化的全基础，只有建立新经济制度而后能建立新文化之意见。更不信其中国所要之经济制度即俄国列宁所要之经济制度。我等预料苏俄将可有一度文化之发扬，决不是今日逆合其新王朝、专作工农之颂歌文字匠即自鸣为无产作家者们所可成就，那些新王朝的颂歌是与旧王朝的颂歌一样值钱。……
“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文化的自由主义，生而为人就没有自由。自由之本义为不犯人之自由，此外，这自由两字无所用之。我等以两重意义对前期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我等提出责任一词以反自由。……从责任出发，即成道德及其规律。我等志愿结束这前期文化运动，重新做起，确立新的责任与新的规律，团结这破碎了的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学会”正式成立后，在发布的《我们的主张》中，复兴社分子再次强调了上述宗旨，声称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
从上述“中国文化学会”的政治纲领看，其对文化的主张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问题是出在文化领域由谁领导和文化阵地由谁来占领上。按照蒋介石的划分，贺衷寒等人的军队政工系统只管军队党务和政治宣传，社会文化系统是二陈的势力范围，而且陈立夫一直以能“讲话，做文章”自诩。虽然“复兴社”分子在南昌组织“中国文化学会”，有向文化领域扩展的趋势，但他还是认为他多年的基础未便轻易能动摇，所以也未放在心上。
二陈领导文化的主要基地在上海。上海的新闻界，著名报纸很多都由CC派控制。如《晨报》社长是潘公展，总主笔为陶百川，主要撰稿人有樊仲云、王新命、袁业裕等，总编辑是何西亚；《社会新闻周刊》社的社长是丁默郁，主要撰稿人有李士群、唐惠民、张师石、陆葛云等，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外论编译》社社长是方焕如，主编袁学易；《社会主义》月刊社社长兼主编为周毓英；《大沪晚报》社社长是李恩招，主编为张修明；这些人都属CC派。
“复兴社”也创办有大批刊物，最早的是由《文化日报》改组的《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刊物峨们的路》和《青年旬刊》，1931年1月，后两个小刊物合并为《中国革命》周刊。与《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在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钱，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作为“复兴社”在上海的喉舌，由“复兴社”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优等辅助。报纸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由贺衷寒主办，在福州发行的《南方日报》，以及河南开封的《河南晚报》，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等。期刊还有刘健群在北平创办的《老实人》；在上海有《新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在南京有《中国与苏俄》月刊、《国际周报》；天津有《现代社会》周刊；西安有《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有《乐群》周刊等。“复兴社”的报刊几乎铺天盖地，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几乎无地不有。但问题是，这些报刊既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做依据，办刊的水平也不高，各报刊又各自为政，各凭主编人胡乱发表议论，所以报刊数量虽不少，但影响却不大，并未对CC派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以后，急于扩大影响，建立下层分支机构。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分会，大家认为有选择一处有影响的地方打开局面，带动全国的必要，于是选择了上海，希望在上海打开局面，造成声势，以吸引全国文化界人士参加。这样，就决定派萧作霖去上海与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复兴社”分子说干就干。1934年12月，萧作霖到上海，立即与刘炳黎、孙伯骞、倪文亚等人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组织。首先得到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同意参加筹备委员会，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的“复兴社”分子，开始大力招收会员。不到一个月，就招收了七八百人。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院校学生，大学教授也有百余人，其他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和少数作家、报刊编辑、记者等。随即举行了选举大会，选出吴铁城、翁之龙、黎照寰裴复恒、刘炳黎、倪文亚、孙伯赛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推吴铁城、刘炳黎、萧作霖等为常务理事。这样，“中国文化学会”在上海的局面就算初步打开了。“复兴社”分子主办的一些刊物如萧作霖主办的《青年与战争》周刊、康泽主办的《中国革命》周刊都迁到上海由萧作霖负责发行。“复兴社”又将萧作霖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另办一《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行的《前途》月刊，“复兴社”共有五个刊物在上海发行。这种阵势，对其它地方“中国文化学会”分会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杭州紧接着就成立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陈立夫对自己在文化界建立的势力范围本是充满信心的，他也一直想建立一个统辖全国文化界的机构，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迟迟未能动手。不想“复兴社”分子们不知天高地厚，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只是几个人一核计，拟了一个宣言，“中国文化学会”便即产生。接着，竟不顾规矩，不择手段在文化界展开活动。“中国文化学会”刚成立，在武汉的《扫荡报》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刊出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消息和该会负责人员的名单等新闻特讯，随后由该会书记萧作霖亲自率领大批“复兴社”分子进军上海，打着名誉会长蒋介石的旗号，到处伸手。“复兴社”的这一行动，打得CC派措手不及，为了想出应付办法，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沧波、程天放、萧同滋、吴醒亚、潘公展、丁默屯等江苏、南京、上海一带CC干将，齐聚上海，共议此事，商讨对策。最后，还是吴醒亚有办法，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一面由陈立夫、陈布雷去面谒蒋介石，申诉“复兴社”违背蒋介石的禁令，插手不应由“复兴社”去搞的文化教育界的工作，要求蒋介石勒令“复兴社”停止在文化教育界的活动并取消“中国文化学会”；另一方面，尽速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争取早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据CC骨干之一黄敬斋回忆：
“某星期日上午10时左右，吴醒亚、潘公展二人陪同一位穿青色长衫、身材瘦小，文弱似营养不良的小学教师模样的朴实中年人来到，黄认识来客是自己昔时曾受过其指教的前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CC系的最亲密的战友陈布雷先生。他来到之后，同丁默屯和黄打了一个招呼，未坐下就对黄说：‘请你引导我上你的办公室去，我有东西要你帮着抄写。’黄一面答允着，一面就引导陈到自己的办公室，请陈坐在丁默屯日常办公的座位上，并给陈准备好的纸笔。陈一面命黄坐在他的对面，一面对黄说：‘等我写完一张，就请你用蜡纸钢板刻写一张，二人同时工作，可以快些完工。’他边说边就开始工作起来。这位先生，真不愧是名扬四海的文章高手，在不到两小时之内，就一口气写成了各约千余字的两篇文稿，一篇较长的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宣言》，另一篇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前者的内容，现在脑中只留有个模糊印象。似乎是说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粹…，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特殊国情，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极权统制’的前途。文中以‘黛获不同器’来强调共产主义同中国本位文化之不能共存的道理。后一文约略列举了如下几点纲要：一、开宗明义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最高信条；以能竭忠尽诚，信从拥护这一信条为国民之最高和最光荣的道德品质。二、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法西斯独裁统治，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剿共，反对团结进步，诽谤御侮抗日。三、在经济上要求统一全国财政金融，实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行的中央集权官僚垄断资本的‘统制经济’。四、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接受和发展西方先进科学，反对不适合国情的破坏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斗争学说和全盘西化论的奴隶思想。在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实行‘文化统制’政策。五、在军事上，必须实施军队国有，集中于中央政府，任何党派和社会集团不得拥有武装力量。政府有权剿灭、收编、改编任何土匪部队和地方或私人武装。‘必须先安内然后始能攘外’，必先充实国力，完成统一，始有国防外交。……这两项文件，当时由黄敬斋在陈布雷的亲自指点下，用蜡纸钢板各刻写油印了百余份。接着于三日之后，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借原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在陈立夫、吴铁城、程天放、张道藩、周佛海诸人亲临主持的仪式上，宣布通过文件后，分发给了到会的人士和上海各报社通讯社的现场记者。于当日晚报和翌日早报上，连同成立大会的新闻，全文刊出。”
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的进攻，所以该会一经成立，双方立即开战。
首先，双方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中展开争夺战。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属政学系，和双方既有矛盾，也有勾结，这次乐得坐山观虎斗，看两派都打得头破血流。他两派都不得罪，哪一派邀请开会，他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是两派都得罪不起，所以也两面都参加了。但从干得活跃热闹上说，文化学会似乎影响更大。因为文化学会吸收了大批大专学生参加，这些人在“复兴社”分子的鼓动下，干劲十足，所以，文化学会首先在声势上超过了文化建设协会。
萧作霖指导下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名为“文化前卫队”的组织。这个组织举行宣誓典礼时，邀请“中国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前往监督和观礼。由于萧作霖身兼总会书记长和上海分会党务理事，便由他一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