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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美、洪兰友等五个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脱，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庶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鼓励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当时的学生运动走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都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梦华商量，问他怎么办。胡梦华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梦华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田前往。赵在田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了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平，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复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诚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斗殴，聚众打人。
“一二·九”运动当时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但宋哲元、张自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二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200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一定要收复台湾等地。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拙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子以颂扬捧扬。会议由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除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训六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预定献剑时由吴保三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介石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祝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七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吕时集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问，翁文灏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介石出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4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着口号跟着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学，虽然不满，但已劳累一天，无可奈何。以后，学生们虽仍坚持斗争，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势。这样，南京的学潮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防止北平南下学生串联，在南京学生中再传染不安情绪，南京的CC派加紧防范。当北平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刘毓衍和燕京大学学生朱南华到南京时，杨博清奉命接待他们，一路陪将下去，几乎寸步不离，二人既得不到南京学生组织的帮助，又不能和学生直接联系，最后只得匆匆北返。
由陈立夫主持，在北平由张厉生、胡梦华具体操办，在南京由徐恩曾、项本善操办的分化、瓦解和利用爱国学生运动的工作基本上说可以达到了目的。学生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对日本侵略，只要这个导致学生运动的原因不去，消除学生运动不可能，但学生运动没有走向反蒋，已是很不容易了。控制学生运动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陈立夫手腕灵活，但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5年以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强硬，走上了和日本对抗的道路，学生再指责蒋介石对日投降，已无理由。再加上蒋介石在学生毕业就业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颇能收买人心。蒋介石的这些举措为陈立夫手下的张厉生、徐恩曾等人大力宣传，使蒋介石成了一些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到1936年，很多人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3．陈立夫为此丢了乌纱帽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一方面收容、安置流亡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另一方面在学生中发展培植自已的势力。进行反共宣传。美国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为此丢了教育部长职务。
全面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出任军事委员会经六部部长，由于第六部是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中央调查统计处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六个单位合并成的，在合并时大批人员被裁并下来，再加上1936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议设立，行政院附设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未派工作的学员，总共有50人需要安置。这时由于北平附近已处于战争状态。大批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这些人到南京后，也需要安置。于是，陈立夫、张厉生以这些人为基础，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利用闲散人力，为抗战服务。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战地服务团共100人，由“诚社”组织者，张厉生的亲信胡梦华任主任。下辖两个大队，每大队50人，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每个大队分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团员10人，设分队长一人，分队附一人，团员都享受中尉待遇。
战地服务团第一大队由国民党中央各部裁并剩余人员和训导班未派工作学员组成，大队长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沈亮，大队附为第六期毕业生孙寅。第二大队由北平流亡南京的学生组成，基本上都是胡梦华手下的“诚社”分子，由刘青原任大队长，郭雅云为大队附。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就地动员民众，联系党政部门协助抗战。其具体工作为对民众宣传，指导民众组织训练，协助军队挖战壕，建筑工事，救护伤员，搜集日军情报以及侦查汉奸等。其工作方式为：以一个大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一军或一师工作；或以一分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师旅以下单位工作，工作时分为小组，每两人为一组，承担上述动员和组织工作。原计划第一大队沿津浦路北进，配合津浦路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