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他汇报。又派专员高越天，拿着他的名章在文件上盖章，他还亲自去中统局召见过一次中统员工。以表示他对该局工作的重视。
对于朱家骅的欺上压下，陈果夫表示大力支持，他把朱家骅当作自己人，自称是自己的知己。对于朱家骅从张厉生手中夺取东北、华北、江南沦陷区和战区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人选，陈不以为怪，他乐于见到张厉生出乖露丑，只要有损于张厉生的事，他都愿意看到，甚至推动其发生。
汪精卫投日后，朱家骅的中央秘书长职务已失去初设时的意义，陈果夫乘机推荐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此举的意图，一方面仍是对朱表示推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赶走他所讨厌的张厉生，戴季陶此时对二陈虽颇不满但对陈果夫推崇的朱家骅却非常赏识，以全力支持他。戴季陶推崇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的意图和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掉，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用一句话说，就是把二陈原来在组织部的一套人员和工作办法，连窝端掉。蒋介石对朱家骅敢干敢为，能干能为的作风也非常赏识，他觉得交给张厉生的任务已不能完成，要给二陈在党务系统内树立一个反对派，得让朱家骅来干。这样1939年，朱家骅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
朱家骅接任后，对元老们果然尊重，他把由戴季陶订立的以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混而为一的国民党党员守则12条，塞进了总理纪念周日程，于每星期一上午八九点对党政军人员讲述。在人事上，朱家骅对外拉“三青团”为外援，内部对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改组派遣留成员以及少数胡汉民派分子，一并收揽，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陈果夫看到此种情形，不知道朱的后面有蒋介石的默许和戴季陶的支持，对受了排挤的CC分子大发牢骚：“朱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朱家骅的反CC阵营诸如“大同盟”、“改组派’分子，长期被CC分子在各地压得抬不起头，这次有朱家骅撑腰，立即反攻，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朱家骅派和CC分子互不相容。朱家骅收揽人力，不管过去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只要现在帮助自己反CC，一并收人，甚至对被他取代的张厉生手下人员，也企图拉为己用。1940年初，朱家骅亲自找张厉生手下的第一号干将胡梦华谈话，要求他继续留任组织部任党务视察主任。并借和胡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友的关系，要求胡留下来，帮助他们彻底清除二陈留下的一套。由于张厉生反对胡梦华留任，胡只得辞职，由张介绍出任了河北省政府秘书长。但朱竟不以此为意，继续要求胡照顾他所派的河北及东北党务督导员度过河北进入日占区，开展工作和发放经费，而且强拉硬套，让胡出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
1944年，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陈果夫包办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有经验，蒋介石叫朱家骅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位让给陈果夫。不久，陈果夫因肺结核病重，不能再任组织部长，改由陈立夫担任，朱家骅任原由陈立夫担任的教育部长。于是，双方争斗再次激烈起来，陈立夫将朱家晔安置在组织部的人大批赶走，朱家骅则在教育部清洗二陈的爪牙。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家骅便与中华复兴社分子联合向CC派争中委名额，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吵得热火朝天，以至每次会议，蒋介石都被闹得头昏脑胀。有一次，蒋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大发脾气。训斥说：“现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闹，我看闹垮了，还闹什么！”
除组织和教育系统外，二陈与朱家骅争夺的第三个部门是中统。本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之所以不让徐恩曾出任中统局长，不让戴笠出任军统局长，是嫌二人资历太低，所以才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长，林蔚兼任军统局长，而以二人为副局长主持工作，负实际责任。林蔚出任军统局长后，很知趣，并不过问军统的事情，一切让戴笠全权处理；可朱家骅就不同了，他不满意空头局长这个名义，而名实相符，真抓实管。实际上，二陈和朱家骅的冲突，首先就发生在谁控制中统的问题上。
朱家骅本来是没有自己的班底的，出任中央秘书长以后，由于有组织部长张厉生在，也不好立即招兵买马。由于出任中统局长，所以他的建立自己基本班底的主意首先便打在了中统局上。中统局由朱家晔任局长，对中下层的中、小特务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一方面是朱家骅职高权重，兼任局长，显示了中统机构的重要；另一方面，中统局毕竟是一个叫得出口的机关，不像过去的名称“特工总部”那样不伦不类，中统特务们可以不再抱怨“我们就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但对徐恩曾来说，就不怎么满意了，原来他毕竟是“特工总部”的一部之主，以“部”改“局”，他一下子多了个“婆婆”朱家骅，尽管朱原也是CC线上的人，但徐心怀恐惧，怕没事还要揽事的朱家骅真的行使起局长职权来。这时朱在蒋介石面前红得发紫，如果真的那样，徐恩曾只有让出实权乖乖服从的份。徐恩曾虽心怀疑惧，但二陈来说，由朱兼任中统局长也未尝不可。朱毕竟和二陈颇有渊源，而且在这时国民党内很受欢迎，二陈人缘不好，在好多地方有用得着朱这样的人物去缓冲一下摩擦冲突的需要，所以对他进入中统相当欢迎，没有完全把他当作仅有空名的局长看待。这样，朱家骅便以自己自愿，徐恩曾无奈，二陈支持的背景像模像样地当起了中统局长。
这时，正值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机构由武汉迁往重庆，朱家骅到重庆后，徐恩曾还未到。这位“真正的”中统局长在重庆找不到中统局的行踪，便在重庆连电催徐，叫他立即率人赶往重庆。徐恩曾复电说，原特工总部的人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短时间不能赶到重庆，中统机关不能马上成立。朱家骅便跳着脚大骂徐恩曾混蛋。并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作主，将陆续到达重庆的干部进行了安排。朱家骅安排干部，有的是自己的亲信，有的是过去反对徐恩曾的人，有的中统的对手军统分子，不管背景如何，只要来投奔自己，一概安置。徐恩曾到重庆后，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恼火，却也无可奈何。接着发生了让徐恩曾更为恼火的事。原“特工总部”主任秘书孟九外调，淄前脚刚走，朱马上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推荐他的亲信刘次萧接替。何培荣是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戴笠任该校政治特派员，何在校时就加入了戴的特务组织，朱家骅喜欢何，便让他出任了中统四川省调查室主任。此外，局内的处长，专员室级别较高的专员，由朱家骅任命的也超过一半以上。朱又控制着中统的经费，没有朱的批准，经费就拿不到手。对此，徐恩曾只能忍气吞声，朱的人做处长，徐的人就做副处长，处处让着朱。徐恩曾虽表面上忍得住，但徐原来手下的人却忍不住了，他们想出种种办法，给朱派来的人和朱难堪。
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并不懂中统局的业务，所以有时遇上问题，就得向徐的人请教，但徐的人往往持不买帐的态度，有时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的干脆消极怠工，躺倒不干。朱家骅为笼络人心，缓和与徐的手下的矛盾，于1940年春给全体人员发委任状，明确任职，在徐的支持下，徐的手下人串通一气，“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十分难堪，最后还是拉上了徐恩曾，由徐多方面做工作，徐的手下人才勉强接受。以后，徐派人又多次对朱发难，朱徐的矛盾越来越深。
朱家骅要将二陈控制的中统据为已有引起了二陈的不满，他们开始想办法赶走朱家骅。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果夫被推荐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原中央秘书长由叶楚枪口任。没想到朱离开中央组织部长职后，赖着中统局长不辞，而叶楚伧和他的继任者吴铁城也不以为意，听之任之。这样，朱家骅仍旧兼任中统局长。由于在朱家骅和徐恩曾争夺中统控制权的斗争中，二陈偏袒徐恩曾，终于引发了朱家骅和二陈矛盾的公开化，他在出任组织部长后，全力和二陈作对。
朱家骅和徐恩曾的争夺也未停止，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徐恩曾保荐自己亲信顾建中为副局长，而朱家骅也从陕西调来了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保荐为副局长。这样，朱家晔和徐恩曾二人的争夺，就变成了以朱、郭为一方，徐、顾为另一方的四人争夺。1944年，朱家骅离开组织部长职位，出任教育部长，郭紫峻失去后台，不得不向徐恩曾屈服。可徐恩曾穷追不舍，仍要痛打丧家犬，逼得郭紫峻走投无路便和戴笠勾结了起来。1945年初，郭当面向徐提出：“请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由我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不同意，并立即表示对郭不信任，戴立即行动，人赃俱获，并马上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徐恩曾行动不力早已不满，借此机会立即下令免去徐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当徐走私贪污，人赃俱获时，朱家骅也立即向蒋汇报了徐的种种非法行径。这样，徐恩曾便在军统和朱家骅的联合夹击下倒了台。
2．陈立夫因藐视戴笠而结怨
戴笠去见陈立夫，陈立夫极为藐视，为此戴笠怀恨在心，便时时处处都想让“中统”人出乖露丑，为了挽回颓势，得到蒋介石“青睐”，叶秀峰继徐恩曾之后，更加凶恶。
“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机关，常常互相摩擦，互相排挤，互相攻击，这种情形，并非到两“统”分立之后才开始，在它们还是“一处”，“二处”的时候便已发生。当“复兴社”的特务处并入陈立夫领导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二处时，戴签去见陈，陈对他极为藐视，这使他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因此他自立门户以后，便事事都要爬在“中统”前头，以逞报复之快。正因为陈立夫看不起戴笠，所以在陈任局长时期，徐恩曾的“一处”比戴笠的’‘二处”，政治地位较高，许多便宜都给“一处”占了先，这使“二处”很不服气。当时专搞反间工作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单位，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董襄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情况也一样；正所长是“一处”的叶定。这两个检查所凡有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主办邮电检查部分工作的特务，又是“一处”的应泽。所以在没有送到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至于“二处”的人即使是副所长一类的头目，也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所以他们感觉总是为人作嫁，不能与“一处”争功，早就心有不甘。后来，罗杏芳当上重庆邮检所所长时，就曾愤愤地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人，湖南土话称尿为“稀稀”）
当两“统”分立之时，照蒋介石的指示，原有分工之议：“中统”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但后来“军统”
机构逐渐庞大，经费也不断扩增，戴笠更用印制伪钞、走私贩毒等办法来自筹经费，野心勃勃，悉力发展，而且为恶愈多，愈获得蒋介石的信赖，就再也没有去顾什冬分工。特别是在他把徐恩曾搞垮以后，更是什么都抓，不理“中统”。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得到美帝的支持，靠山愈大，野心愈大，机构愈大，特务愈多，那就更不把“中统”放在眼里了。
“军统”素来认为全国警权应该归它，任何其他派系均不应分沾。“中统”则因本来没有培训过什么警政人员，也没有公开指挥或管辖过警察单位，所以也无法向警权圈内插手。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便用了一向搞警官学校的李士珍。为了扶李土珍，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一再说他“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替他邀得蒋介石的喜欢。李士珍的资历本来够不上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因为得到陈立夫的帮忙，终把名字圈了上去，因此李土珍对于陈立夫感激得五体投地。虽然如此，但陈立夫却并不要李士珍公开与“CC”合作，而叮嘱他保持原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面上，对陈立夫或“CC”提出带“批评性的意见”，借此在第三者的眼前吹起迷沙。李士珍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地盘，没有被“军统”吃掉，不能不多谢陈立夫的做法。这样一来，以李士珍而言，是借陈立夫之助维持住地盘；在陈立夫而言，则是利用李士珍的存在，以抵御戴笠在警权内的独占，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李士珍的地盘巩固了，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提高了，他对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就能抓得更紧。这些毕业生派到各省、市、县去担任警政职务后，由于李士珍的关系，便和“中统”的地方特务组织协同一致，这又使“中统”
得到不少助手和方便，借此达到两利的目的。在警权方面，“中统”虽无力与“军统”明争，却仍用“柔术”进行暗斗。
尽管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想方设法与戴笠争宠，可是事实上，愈到后期，“中统”愈给“军统”压得无法出头。这不仅是因为“军统”利用抗战期间，大量扩充，且得到美帝的帮助；更因为蒋介石的统治愈接近末日，也就愈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持，在这个作用上，“军统”的组织比之“中统”，确实更能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再加上戴笠一心要垄断蒋介石的整个特务工作，但又不可能把“中统”消灭，便时时处处都想让它出乖露丑，一直弄到徐恩曾走私贪污案发，是戴笠对“中统”最重的一击。徐恩曾招架不住，终于被打下台来，从此就得不到蒋介石的起用。这一幕，是“军统”和“中统”利害冲突的顶点。
徐恩曾垮下来，叶秀峰顶上去，“中统”就开始走下坡，其内部的离心现象也加重了。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迁。在徐恩曾时代的许多组处级的人物，因已利用过去时期的人事关系，和别的范围拉扯上，这时候干脆弃旧而就新，离局他去。有的人因在本籍已扎了根，或在企业范围已打好底子，这时也转去当地方官或经营赚钱的业务了，有的和二陈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的，就转到中央级的别的部门或省市级的厅处去。只有一部分一直靠“中统”吃饭的中下级人员，仍然守在旧窝。
其次是经费被削减。在徐恩曾为蒋介石宠信的时期，除国民党中央党部照编制开支的经费之外，尚有“特别补加费”。“中统”分布在各公司开的有收益机关（如盐务机关）的头子们，还向局本部提供款项，俾资运用。而用走私等种种不法手段弄来的钱，也可拿来补充。但徐去叶来之后，在蒋介石偏重“军统”的情形下，正式经费打了折扣，别的来源也随之萎缩，以致叶秀峰也唉声叹气的说：“徐先生倒霉，连机关经费也缩减，人与事相联，实在伤脑筋广
在失宠的景况下，为了挽回颓势，重邀蒋介石“青睐”，叶秀峰就加紧为恶。所以，在抗战后期，像在重庆搞“校场口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