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发指”之类的话以塞篇幅。要注意效果，千万不可写鸣冤禀帖式的东西。也不可用“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汉气派代替平心静气的新闻笔法。
他认为把自己装扮成第三者的中立态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他要特务多多研究心理学，认为担任宣传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学，必然吃力不讨好。
他说，如果程度不够，或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不许可，最好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否则会弄巧成拙。
他认为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否则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或是在国民党力量所不及的地区，肯定地要出毛病，不但个人吃亏，组织也要遭受损害。
他认为要宣传工作有收获，先必须播种，播种之前，还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就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有事时才可免忙乱。
他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他认为宣传品不可滥交，最好利用现成的园地下种，再求开花结果。即令是县以下的一张油印的“民报”，都不可放松。则地方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要想法子打进去，即令投稿能被刊载，也是好的；不可标新立异，以出风头的打算来另起炉灶。这还不是省钱或耗费的问题，而是用另起炉灶的办法，有时候会自找麻烦。
陈立夫这套“妙计”简单言之，就是教那些特务在自己还不能完全控制的环境下，怎样保护自己，利用别人。怎样用第三者的烟幕的手法，去隐蔽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的，以便于迷惑别人，迷惑群众。在宣传工具上，则尽量运用别人现成的东西，做无本生意。在人力运用上，不但要设法使自己的人进去，而且要把别人的人设法拉过来。这套东西。其实也就是“中统”在训练工作上的三种办法（即“挖根移植”、“鸭卵鸡孵”、“夺胎换骨”）在宣传工作方面的运用、后来“宣传工作”
课程由叶青从万大宏手里接过去之后，就照着陈立夫这一套讲下去。
“中央青干班”的课程，还有“政治学概论”，除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般理论外，还特别注意用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和中国历史技术，来谈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关系问题，其中另有一部分，则专讲“社会势力的诱导与运用”（包括民族的、封建的、传统的、宗教的、伦理的、一般风俗习惯等等）。这项课程，重点在灌输法西斯政治思想和技术。它和另一项课程“国际现势”，均由刘恭担任讲授。
除讲课之外，还有“业务实习”，亦即特务工作实习，由“重庆实验区”负责人陈庆斋主持。
在该班由石角镇迁人重庆之前，徐恩曾曾亲自到班，作过一个下午的讲话，题目是“对青干班同学们的要求和期望”。他在讲话时，对学员正式下达了具体“指示”，告诉他们结业后将派到华北去于什么工作，也宣布了“中统”和他们的工作关系，并详尽地介绍了华北情况。
第二，徐恩曾又邀集该班的负责人员开了一次业务座谈会。谈到学员思想情况时，好几个都说，那些学员知道就要派到非蒋介石管区去工作时，心中多存疑惧，个别的人还打算请长假。徐恩曾说：“专搞业务讲习和技术训练，把学员训练成为情报专家，都坐在后方吹牛，有啥用场？忽视精神教育，什么训练都办不好；完全靠纪律，也办不好事体。迁到局里去之后，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因此该班迁人重庆“中统”局本部之后，除了原已排定的课目之外，天天都有人来为他们作“精神讲话”；担任这种讲话的有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叶青和“中统”的高级特务。其中以陈立夫的演技最好，影响也较大。这个“CC”头子讲话时，特别装出一副亲切的姿态，用“自己人”说“体己话”的语气，以博取听讲者的好感。陈立夫还对他们说：“我同你们讲话的内容，你们应该听得懂，是任何公开讲演都个便讲的。”这些话，是有意使听讲者感觉陈立夫把他们当成亲密的“家里人”，关系非常可比。陈立夫又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但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体我陈立夫包下来！”像这一类的甜言蜜语，也往往使新人伙的年轻特务为之动容。
在“中统”局本部直接举办的训练班，大致情形就如上述。此外，由省市调查室训练的特务还多，其方式方法，与局本部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自抗战发生以后，蒋介石不但在国内加强“防制异常活动”工作，其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也以反共工作为中心。在重庆开办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时，其讨论的题目，就有“如何利用侨生华侨身份在海外布置调查工作”、“如何控制侨领使其不为共党利用”等等。但是，作为蒋介石主要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在抗战以前，对于海外情报工作是没有像样的基础的。专搞海外党务的中央海外部所掌握的材料，也甚为贫乏。有一次，徐恩曾请于斌吃饭，谈到需要了解泰国方面的情况时，于斌答应供给材料。随后徐恩曾派人去取，拿到了一份英文打字的文件，长达64面，其内容均为“中统”所未知。所以于斌的秘书（兼办《益世报》）潘朝英有一天和“中统”的刘恭闲谈时，曾说：“我们为了教会事业，稍为多知道一点，如果我们真要打听什么，比任何机关都方便些，因为我们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们对神职人员百分之百的忠心守密。”刘恭把这番话转给徐恩曾，徐恩曾说：“他们必须搞情报工作，没有这个，他们便不能保产保业，更不能作世界系统的发展。他们的历史传统就没有把政治和宗教分开。但是他们处处隐蔽，把宗教摆在前面。这样做是对的。倘若像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事体办不好，还要装出一副难看的吃相，被人家当猪。他们天主教的人员不会这么低能的。“”这个“中统”头子在这方面的观察，却相当的洞彻。
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雷震远与“军统”的关系，是由于斌搭线的。“中统”在天主教中的组织，也是透过于斌之助而建立的。在抗战以前，于斌当南京区主教时，与徐恩曾的“交情便已不浅。到了重庆之后，徐恩曾更经常派“中统”第三组组长高密和于斌联系。于斌毕业于罗马耶禾利阿学院，高寿也到意大利去学过法西斯的一套，所以两人之间，还扯上个留意同学的关系。“中统”的“黔室”在贵州苗区进行“调查”工作时，也通过于斌的协助而与天主教达成“合作”的。天津解放时，“中统”所派的潜伏特务赵鸿雁，亦以天主教为掩护。到了1950年夏天，赵鸿雁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进行反革命活动，终被破获。这也是“中统”和天主教的“合作”例子之一。
’‘中统”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主要是通过海外部进行的。自从萧吉珊当海外部副部长的时候起，便把“CC”的一班人引了进去。海外部的处长李朴生、科长刘翼凌都听命于“中统”，为它在海外扎根。陈宗周和白昭义等，更无时不为特务活动而尽力，他们先后拉上了一批侨领。利用他们争夺华侨团体，以充“中统”
的外围。比方在美洲，就有一个姓陆的侨领向陈立夫寄过“金山埠（包括旧金山等三个市）左倾激烈分子名册”，将华侨和留学生中的进步人士都列人黑名单中。陈立夫接到后，即通过外交部密令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与美国方面联系，加以迫害。结果，有些华侨被迫离美，有些留学生的护照被缴销。
“中统”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的一批特务结业之后，即从事于迫害归侨的工作。抗战初期，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的华侨，不断地展开救亡运动，支援祖国。后为当地统治者诬为共产党，加以逮捕，前后共有1300多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便被遣送回国。这1300多人，蒋介石下令由“中统”负责处理。“中统”即派第二组的沈哲臣到香港，和国民党的港澳总支部合作，把他们弄到广东东昌的北乡，成立了一个“华侨训练班”。“中统”规定，在这个班里，要“训练、甄别，同时进行”。所谓“甄别”，就是要清查出共产党来；所谓“训练”就是想经过灌输教育，收为己用。可是甄来审去，也找不出一个共产党。“中统”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曾打电报给广东省调查室转知该班，加以斥责。电报里说：“据外交部转交通知文件所附统计数字，指明共产党嫌疑分子占75％，其中犯破坏捣乱罪者居多，何以竟无一人？务须深人工作，不得怠忽！职责所在，应予重视！”被“中统”局本部这样一斥之后，沈哲臣就要设法交帐。他据方博之（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报称：“华侨训练班”中的梁球是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女华侨邢玉华是共产党。于是经过余俊贤转报“中统”局本部。局本部接报后，即电令沈哲臣会同“粤室”办理。他们即将梁球和邢玉华两人拘捕，实行刑讯。由方博之负责讯问，由古秉文动手用刑，竟用烧红的铁把梁球的背部烙伤多处！虽然用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却仍然查不出一点证据。结果，又由“中央青干班”出身的“湘室”特务姚中，把梁球、邢玉华押交乐昌县府，转解与第九战区处理。当时那1000多爱国华侨，在外国受到了虐待，本以为回到祖国之后，便可以过自由生活了。岂料回来之后，又堕入特务手中，受到这样的“优待”！
第七章 中共“特科行动”
1．特务头子竞为钱壮飞连声叫好
陈赓当年与打入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护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了许多重要情报。为应付徐恩曾，钱壮飞回上海后，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一些道听途说，写成了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交给徐恩曾，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25号）中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中央特科通过各种关系，派遣同志打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了解敌情。1928年夏，钱壮飞考上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钱壮飞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加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因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采，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1929年冬，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工作对象，不再停留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调查和党务调查上面了。这是由于各红色区域的红军运动这时已成为国内政治运动的重要因素。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蒋介石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彻底破坏白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希望陈立夫助他一臂之力。而陈立夫则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在积极筹划这个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陈立夫便找亲信徐恩曾来办，徐恩曾又找钱壮飞帮忙。
这时，钱壮飞希望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准备介绍他去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但要经过正式考试才行。李克农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央请示。
中央很重视钱壮飞已在敌人那里所取得的地位，遂即批准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内部的工作。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考试合格，就在敌人那里站住了脚。
不久，在临近1929年底时，徐恩曾把由他担任党务调查科主任，着手扩大特务组织的事情告诉了钱壮飞，要钱壮飞帮助他。徐恩曾还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共产党的叛徒作他们的侦探奸细，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敌人要在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镇压革命活动的反共特务机构。
钱壮飞和李克农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党中央以后，周恩来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是，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最高特务组织。当时李克农、钱壮飞还在上海，党的关系此后便转到陈赓手上。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就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增设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进入国民党的军警机关进行活动。当时，徐恩曾最关心的就是：在上海如何重用杨登瀛，如何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建立起基层秘密机关，进行侦察活动。为了便于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他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并且设立秘密电台，建立各地基层机构。陈立夫、徐恩曾还一再交代，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有关其他党派的情报。于是，共产党就又“帮助”他们建立起通讯社的形式公开出现的情报网。
从此，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报，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以后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乱，不容易保密。于是，他便选定中山东路5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秘密机关的“大本营”。这里人不多，钱壮飞只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一方面管理电台，兼作秘书、会计等，一方面担任他和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其中就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徐恩曾是个纨挎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