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8年底至1939年间，该队终于正式改编，但不是改编为警卫军，而是大部分改编为新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由刘伯龙、马维骥分任师长。一部分则编人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总队长为毛嘉谋），一部分则编人以曾晴初、肖树经为处长的军政部两个补充兵训练处去了。其实，康泽又保荐其大将王元晖出任四川省保安处处长，也带了一部分人前去。
新编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师成立后，一直躲在后方。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到1941年间，才开赴滇缅边境腊戍一带布防，但日寇长驱直进，一直追到怒江边上。他们不但弃甲拽兵，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弄得人心惶惶。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只好将马维骥撤职查办，让他在军法执行总监部坐了短期间的优待室了事。
别动队结束之后，另有一部人员即随康泽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一部分则进了内政部青年训练团，该团由康泽任总团主任，汤如炎任副主任。总团设重庆市郊五云山，另有华北分团，由吴又翱任主任。此外，康泽又利用军委会军令部向八路军新四军派联络参谋的名义，把一些骨干派出，专搞情报，由康泽的机要室主任袁永馥掌握，再行上转。因此，别动队表面上是结束了，别动队的特务活动则继续存在，这正如“复兴社”表面上解散了之后，“复兴社”的活动依然存在一样。
在蒋介石召集了陈诚、刘健群、康泽三人谈过之后，第二天晚上，又由陈立夫约集了张道藩、余井塘、萧挣、徐恩曾。周佛海（以上属CC）、贺衷寒、澧梯、萧赞育、康泽（以上属复社）晚餐，晚餐之后，即就蒋介石前一天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一时得不出具体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那时期，蒋介石每三天或至多一周，都要陈诚、刘健群、康泽三人开一次会，所以过了没几天，他又找他们去，又提与“要来一个大组织”的问题来。谈到“大组织”名称时，刘健群和康泽都主张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认为应加上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人家说：“蒋家天下陈家党”，陈立夫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他那个“党”字，只要加上这顶“党”的帽子，自然那个“团”就归于他的“党”之下了。
可是蒋介石却比他更“精明”些，几乎不等陈立夫说完就插言道：“有你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好！”他认为“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价值，比“中国国民党”要高些。
不用问，无论为“公”还是私，康泽和刘健群都立刻附和蒋介石的意见。陈立夫见势如此，便不再说什么了。
跟着不久，“四人会议”又一次召开，谈了些组织方面的事情后，康泽便对蒋介石说，“委员长前次说的那段话，我们可不可以使汪先生那边的人知道？”所谓“前次谈的话”指的是蒋介石9月中旬要另搞“大组织”的话；所谓“汪先生那边的人”，乃指“改组派”的人。
蒋介石说：“可以。”
康泽便接着说：“如果可以，我准备找谷正纲去谈，把这个意思告诉他，请他转达给江先生。”康泽在与“改组派”诸人交谊上，与谷家兄弟较密，而谷正纲又是“改组派”的组织部长，因有此话。
到了10月，蒋介石又召集那三个人在陵园别墅开会。开会时，陈立夫说：“我们中国是农业国，不比欧美工业国，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是照工业国的办法，对我国是不合用的……”这套教育理论，陈立夫本来早就在蒋介石面前谈过，不知如何又雅兴大发，滔滔而来。
蒋介石感到不耐烦，忽然说道：“你这套又在这里讲！”先打断了陈立夫的话，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事情上去。但这时战事已经很吃紧，国民政府的人员，已分别向武汉和重庆撤退，蒋介石也准备由陵园别墅迁入南京城里去，三青团的事也暂搁下来。
到了1938年1月，蒋介石又在湖北政府内的“官邸”召开会议，出席者有陈立夫、陈诚、张厉生、张道藩、朱家骅、周佛海和康泽。
陈立夫在会上报告说“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人，我已经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都表示得很好。说他们没什么意思，只看共产党怎么表示。”
蒋介石说：“国民党的名称也可以改。”此语一出，座中有些人摸不着头脑，不觉愕然。原来在一个多月以来，陈立夫又有了另一个念头，经蒋介石同意，想利用抗战时机，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为名，把各党各派都合并过来，搞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把戏。他企图借这个手段，在国民党内消灭其他派系，加强原来就在他兄弟手里的“党”权；对外侧则达到消灭各党派，特别是共产党的目的。因此，在这段时期，蒋介石正在等候陈立夫这一副“新药”是否见效，对三青团的事就按下不提了。
到了2月下旬，青年党的曾传、民主党的张君励，先后发出通电，说他们的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无二致，决定拥护“国策”。在他们而言，只要蒋介石愿意分一杯羹，自可敬从尊意。但共产党哪会上蒋介石的当？是以弄到后来，蒋介石因“醉翁之意”无法遂行，到3月初，三青团的筹委名单就发下去了。
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选了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复兴社”分子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泽、陈良等人，都做了中央干事会的干事。最重要的组织处处长，蒋介石最初的名单开了康泽；因陈立夫反对，蒋介石又换了胡宗南来挂名，仍然叫康泽做代理处长，掌握实权。
三青团成立前夕，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召集一次复兴社大会，传达解散复兴社的指示？”蒋介石回道：“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十分肯定地说：“当然这样做。”第三个问题是：“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各地的复兴社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人团？”蒋介石也肯定地说：“当然这样做。”后来康泽又对蒋介石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够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
蒋介石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可见：“复兴社”表面说是解散了，实际上并没有解散。不但三青团中央主要是“复兴社”的人在掌握实权，各省市三青团支部的负责人，也绝大部分就由“复兴社”在各省市分社的人担任。总之，“复兴社”
这个不公开的组织的骨干，都变成了公开的组织三青团的骨干。
6．风高月黑
在陈果夫与陈立夫主持下，成立了两个小组织：一个为“青天白日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陈果夫为干事长，陈立夫为副干事长。陈立夫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
1931，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国民党政府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却一再退让。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由于民族危机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分化和分裂。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在九一八之前，就已在广东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实行武力对峙，他们更利用全国的民气，极力逼蒋下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怒涛冲击下，也在国民党内部反蒋派别的咄咄进逼下，蒋介石考虑到自己的不利形势，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实行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但实际上，蒋介石仍躲在浙江奉化幕后操纵政局。军阀政变相互争斗，国民党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蒋介石为此伤透脑筋，经过再三斟酌，于1933年元旦通知陈果夫、陈立夫等人迅速前来，有紧急事情商谈。二陈惴惴不安地急奔蒋介石的官邸，见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端坐上首沙发上，在座的还有张厉生、余井塘、张道藩、叶秀峰、刘健群、戴笠等人，都肃然危坐，默无声息。一看这个气势，兄弟俩便知道今天的召见非同寻常。
蒋介石见人数到齐后，便开始讲话。他先谈当时国内形势，越谈越激动，先是训斥众人，到后来便气势汹汹地谩骂起来，骂特务组织无能不中用，无法对付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无法解除，是一群笨蛋，一堆废物。众人被骂得哑口无言，胆颤心惊，直冒冷汗，整个房子里充满了紧张、压抑的空气。蒋介石整整骂了一个小时，自己也感觉有些疲劳，觉得刚才自己有些失态，话说得有些过火，于是，马上换了笑颜，语气也缓和多了，装出十分诚恳的模样，要求大家消除误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互相配合，有效地对待国民党中各派系以及共产党和其它党派，以渡过目前的危机。并让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
众人被蒋介石骂得晕头转向，哪里还能猜测到蒋介石的用意，当然就谈不上出主意想办法了，蒋介石说完后，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蒋介石看到众人的反应，知道他们没有明白自己的旨意，于是便暗示他们，为了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可以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小组织，以这两个小组织为基础，形成国民党的中坚力量。他向众人表示，小组织成立后，他将在人力、物力、财务等各方面予以全力支持。经蒋介石一点拨，大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完全领会了蒋介石今天召集他们开会的旨意。于是，众人唯唯诺诺，表示尽心竭力，立即成立小组织。不久，黄埔系方面的人便组织了“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陈果夫、陈立夫从蒋介石那儿回来后，立即召集其亲信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日夜开会，进行密谋，商讨如何准确无误地执行蒋介石的旨意，迅速成立小组织。他们深知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于是决定把这一组织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法西斯组织，作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领袖，使之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一党专制，领袖独裁”
的专制统治。不久，陈立夫直接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研究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模式，对其有了感性和理性上的认识。
这样，在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主持下，以CC派骨干为基础，成立了两个小团体，一个为“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一个为“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这两个组织的章程从文字上虽不尽一致，但实质上如出一辙，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虽然名为两个组织，实则是一套人马，因此，组织成立不到半年，“青白团”取消，只剩下“同志会”一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都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在领袖之下设干事长，干事长为陈果夫，副干事长为陈立夫，常务于事则为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领导机构实则有上述7人组成。但组织讳莫如深，外人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外虚伪地多次申明无此组织，且对未加入此组织的CC分子也加以否认。实际“青白团”“同志会”在秘密中发展，极其严格，人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就在阴暗气氛中叫人团者面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和蒋介石像前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监誓人向人团者致威胁训词：“违犯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云云。
“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官员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十分严密，对“青白团”
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强调该组织严密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这两个组织只有纵的组织关系而无横的联络。所谓“我们自己人”只限于人团者那个地方内，别的地方就不能知，也不得问，问了就是违犯纪律的行为，倘越戒律半步，将受到严厉制裁。与此同时，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它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与“同志会”分子为数不多，俱为各地、各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领导策划该地或该部门各种工作。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组织各种名称的秘密团体，以团结那些反动分子，渗透到各方面，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统治当地国民党、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
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治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项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主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屯。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