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会议的决定对谭延阎、陈果夫这一行人无疑是个打击。李烈钧、柏文蔚两人退席。陈果夫和丁惟汾从此时起，也分开住了。过了一天，丁惟汾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医院，陈果夫也秘密住旅馆。
3月10日下午，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陈果夫谎称身体有病，拒绝参加。3月12日，是总理纪念日，陈果夫不好拒会，迫不得已，只好没精打采地参加会议，在会场上，他是徐庶进曹营一声不发。会后又请了病假，拒不参加其它会议，只是观望形势而已。
但到了3月15日，有“病”在身的陈果夫却一反常态，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会议。原来在陈果夫尚未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时，曾召开江西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运用党团的方法，办理选举，又用二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共党分子最多不得全体执行委员三分之一”的规定，亲自圈定了党部名单，后又依此办理，固定了广东、广州两党部的人选。而这次大会经过讨论，决定取消江西、广东、广州三处党部的选举，已经圈定的名单也被推翻了。事已至此，陈果夫也顾不得“病”了。
在会上，陈果夫极力申辩，圈定的办法不应推翻。他说：“圈定的办法是经过常会决定的，全会不应该否决。”陈果夫巧舌如安，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但也有人对陈果夫圈定代表的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如彭泽民就批评陈果夫圈定名单是独裁。大会主席顾孟徐也坚持认为，常会决议案，全会有否决权。顾孟徐当初在常会上也是同意圈定办法的。今天忽然变为激烈的反对者，令陈果夫气急败坏，只好忿忿地离开了会场。
过了一天，有人告诉陈果夫说，彭泽民在大会报告组织部破坏海外党务的进行。陈果夫听了更是生气，急忙给谭延铠写信，指控彭泽民的种种贪污行为，说海外各党部向组织部控告的案件很多，而组织部均不受理等等。第二天，谭延阁在大会上宣读了陈果夫的来信。彭泽民想申辩，大家不许他辩，就此把他打了下来。
虽然出一口闷气，但陈果夫在武汉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二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汉方面正式公开批评蒋介石和陈果夫。武汉街头出现了“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武汉市民大游行，喊出了“驱逐陈果夫”的口号。此时的陈果夫犹如过街的老鼠，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境地。“三一八”游行之时，陈果夫也挤在游行的人群中，可是没有人认识他。但如此的阵势也使他有些惧怕。从此以后他的行动便格外秘密了，几乎每天要换一个旅馆，避免人家注意。
陈果夫的处境，蒋介石知道后，不久即派人到汉口，命他赶快离开武汉，并嘱咐他临行之前，与谭延阁接洽一次。
3月23日一时，在谭延间的公馆，陈果夫与谭延间见了面。谭延阎到了武汉之后，在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那种荣光之后，便对武汉方面深感失望。他又想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了。他假惺惺地挤了几滴眼泪，故作沉痛地向陈果夫说：“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道严重性远出我想象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追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会谈不到一小时，陈果夫即向谭延阎告别。2时，陈果夫秘密登上了轮船，在茫茫的夜色中，离开了武汉。
第四章 死心塌地跟蒋
1．大屠杀的幕后策划人
蒋介石问陈果夫：“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陈果夫说：“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一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1927年3月，革命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下游，其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心上海。为配合北伐军占领上海，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占领了上海。1927年3月22日，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
为了使反革命政变能披上合法外衣，蒋介石也需要有人能为他摇旗呐喊，制造舆论。他想起了陈果夫。在南昌的时候，陈果夫就向蒋介石提议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建议以国民党党纪来制裁共产党。因为在陈果夫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中多数同情共党，而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忠实同志。”于是，在北伐军进入上海的第二天凌晨，陈果夫被蒋介石派人接去了上海，在上海之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赴沪开会的电报。
此时的蒋介石，经过北伐，势力进一步壮大，他不是继续挥师北伐，而是与帝国主义及上海的反动势力密谋策动一场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
早在3月初，北伐军进占江西的时候，蒋介石便唆使其爪牙，残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又以武力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3月17日，蒋介石指使爪牙在九江，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呼“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三人，总工会干部一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多人，复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3月20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利用流氓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市民大会，蒋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敢死队，准备在召开的市民欢迎大会这天，敢死队举行暴乱，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丧命者1500元。就在当天，这批流氓土匪捣毁了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蒋介石就这样一路杀到上海。
当3月22日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成“和平奋斗救国”的口号。26日蒋介石到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
3月28日，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常委开会，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危害本党及中国”，“应行纠察”。由于参加会议的监委不多，陈果夫等决定由吴稚晖草拟提案，等监委会召开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但蒋介石已准备好了屠刀，迫不及待地要下手了。
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满意，他们以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敦促蒋介石迅速进行反革命政变，并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两万余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帝国主义列强会同上海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经费，并预定在政变后，再送3000万元，作为蒋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资本。黄金荣、杜月笙组建的“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等黄色工会也答应听候蒋介石调遣。
为扫除上海外围的革命势力，蒋介石于3月29日命白崇禧在杭州袭击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又以总司令名义，将攻占南京的所谓“不稳”的左倾部队调到长江以北作战，并委派何应钦第一军和李宗仁第七军驻防沪宁线，监视左倾部队。另外，4月5日，蒋介石又将上海的左倾部队调离上海，改派反正的北洋军阀周凤歧二十六军接防上海。
当时上海已盛传蒋介石要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为欺骗群众，蒋介石假称“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
蒋介石还假惺惺地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他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四字锦旗，以表示他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敬意”。为欺骗共产党人，蒋介石还下令封闭了反共的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4月的上海，天气忽阴忽晴，乍暖还寒。上海的市民们已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是敏感的人却从那不时忽如其来的冷空气中意识到了什么。
4月2日下午，上海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这一天总指挥部戒备比往常更为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四周还潜伏着许多便衣。指挥部内聚集着一群达官显贵，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等人。或坐，或立，或沉默，或窃窃私语，似是在焦急地等待什么人。
忽地门外传来一声“蒋总司令到”，屋内的人立即都站了起来。片刻，身披黑色斗篷，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陈果夫、陈立夫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一阵寒暄之后，蒋介石随即宣布会议开始。
蒋介石满脸严肃，声称北伐军到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已受到共产党的分化或劫持，因此要把国民党中的共产党清除出去，否则，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
蒋介石的话音未落，何应钦、吴稚晖便随声附合起来。何应钦、吴稚晖、黄绍宏、李济深既表了态，其他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起来发言，破口大骂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及工农群众，要求“反共清党”。
当这些人争相向蒋介石献殷勤之际，陈果夫却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似是在饶有兴趣地倾听他人发言。但实际上在内心里，他看不起这些人，尤其是看不起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这些军人。他认为这些军人只会舞刀弄枪，厮杀拼命，却根本不懂策略。他认为要发动这场政变，必须在舆论上先发制人，使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毫无准备，要使共产党在政变之后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如果蒋介石能听从他的建议的话，那么政变成功之后，他陈果夫就成了蒋介石政权的第一大功臣，想到这些，陈果夫不觉微笑起来。
蒋介石注意到了，挥手让大家安静，随后问陈果夫：“祖焘（陈果夫的字），大家既已表态，你看该怎么办？”
陈果夫略为沉思，清了清嗓说道：“反共清党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但我们怎么一步步地去做，怎样使本党同志和国人都明白我们之所以反共清党的道理，我们却还没有讨论，是否再另开一次会，讨论这些问题呢？”
陈果夫的建议提醒了蒋介石：必须利用舆论工具为自己服务。他接受了陈果夫的建议。
4月5日下午，旧上海道尹公署楼，蒋介石又召开了秘密会议。陈果夫、柏文蔚、李宗仁、黄绍宏、白崇禧、古应芬、吴稚晖、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上发言：“反共清党势在必行。但我们有些同志对此却有些不明白，以为不合法。这是一个很糊涂的认识。要澄清这个问题，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一个检举共党谋叛的呈文，咨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对共党作紧急处置。这样，军事当局才可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解决。你们看，这个事该怎么办？”
陈果夫早已与蒋介石暗通声气，就站起来说：“3月28日我们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了个会，认为共党谋叛，危害本党及国民政府，就行纠察。这个呈文现在由稚老（吴稚晖）在草拟，不久就可以向中央提出。”
蒋介石一听，立刻就不耐烦地打断了陈果夫的话，“现在正是非常时刻，草案拟定得越快越好。”思考了片刻，蒋介石又接着说：“稚老年事已高，恐怕不能尽快完成，我看另外派人协助他吧。”
陈果夫随即表示：“我愿意协助稚老。”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
秘密会议结束之后，陈果夫便与吴稚晖躲了起来，绞尽脑汁，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在文中陈果夫极尽欺骗、诬蔑之能事：
4月2日的秘密会议被他挂上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牌子，抛出一份编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
根本没有出席会议的蔡元培也被陈果夫“推为”会议主席，出席4月2日会议的陈果夫、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中监委只占全体中监委的1／4被说成是2／3。
呈文诬蔑“今者共产党有谋逆之整备，遂喧腾其联共之口号，诬罔总理，挟制舆论以图大逞……。”
呈文狂嚣“举党执行委员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未便尚听其行使职权，您为颠倒。”
呈文后附列鲍罗廷、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在内的197人的名单，要求：姑将所开名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照知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
陈果夫、吴稚晖炮制出来的这篇呈文使蒋介石如获至宝，遂“名正言顺”地对外宣布：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之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治法。”
4月9日，陈果夫再次纠集邓泽如、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护党救国”电，捏造武汉国民政府的所谓门大罪状，胡说：“皆为武汉会议（指二届三中全会）中所加于本党之根本创伤，致使革命势力发皇张大之本党，有遍体创痍之观”，“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懊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敦促蒋介石勿失良机，尽快动手。
陈果夫的这份通电确是“声泪俱下”，国民党中不少不明真相的人都被煽动起来反对共产党。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陈果夫等的建议下，蒋介石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今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要登的稿件就一律不许登载。于是各报从此时登出来的都是从蒋介石总司令部发布出来的反共、反革命的稿件。当时上海新闻界舆论哗然，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蒋氏为首创新闻制度检查之人，较之那帮老军阀要厉害多了。袁世凯只是限制不许登某些稿件，孙传芳是用停止邮寄来威胁报馆不许登骂他们文章，都不曾如蒋介石一股脑儿地将新闻稿件“包圆儿”了。在这首创中陈果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借口已经编好，舆论也控制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果夫本人虽然认为反共清党越快越好，但在行动上他却比那些军人要谨慎多了，他主张先试探武汉政府的反应。
在陈果夫的建议下，4月6日，蒋介石以“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的罪名，查封武汉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驻上海的办事处。而这时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此却麻木不仁。刚从国外回到武汉的汪精卫，虽然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俨然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但实际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