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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表讲到“联合行动委员会”和“捍卫团”阻扰革命造反派夺市委的权时，群众愤慨地高呼：“把他们抓起来。”）江青同志说：“我建议，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对他们的群众要争取过来，教育改造他们。
（七机部一代表反映七机部情况时）江青同志说：“七机部有个刘允若，是刘少奇的儿子，这个人里通外国，是个苏联货，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
（地质部一代表反映说，他们夺权，总理办公室值班室不同意，要求查办时）江青同志说：“你们权夺得好，要查办。”
（代表们讲到学习上海工人经验时）江青同志说：“我们研究了上海工人的经验，要北京学习上海工人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夺权。如果北京做的超出了上海，上海就要向北京学习。”
（王力同志插话：学习上海工人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夺权。）
江青同志说：今天时间不早了，以后再听大家的意见和发表我们的意见。
陈伯达同志第一次讲话
我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还是去得很不够，我们接触了一些工人同志，但接触不全、不够。你们知道，我们经常说过：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我们今天就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一方面上面接受毛主席的指导；一方面不断接受群众的经验，在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指导下，来总结群众的经验。现在就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总结群众夺权的经验。
今天大家讲了许多好意见，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消化它。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欢迎工人同志们经常地向我们反映意见，反映情况。我们还是要不断学，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来不断分析同志们的意见，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周恩来同志讲话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各位战友：
刚才江青、陈伯达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今天的会开得好，从你们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和经验，知道了许多不清楚的事情。例如，刚才的北京车站的同志所讲的，我们本来为了要把将近一百万外地来京的工人群众运走，前几天，跟铁道系统研究过，他们已经夺了吕正操的权，为了解决问题，打算增开列车，去年一天北京站开出列车最高达到每天70列，至少也有五十列，现在只能开出40列，有潜力增开20列，分两个站安排开出，到底怎样布置还要研究。和工人联络总站研究，但是从管运输的副部长到站长那里就变了样，他们想搞分裂，把革命性强的东北同志调到永定门送走。这事说明斗争当中有一些反党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口头上答应，背后干坏事。这也证明了，我们一定要夺权！要夺到底！
从这个问题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很有必要，昨天，曾经开过各大中学校科研系统的会议，研究了夺权问题，今天，谈到了工矿企业的夺权问题还是一个个的，我们要汇总。当前总的形势是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关键的问题是夺权。如果那个单位还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代理人掌握，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抓革命促生产搞不好。譬如刚才铁路上的例子，原来我们是好心好意，但是他却干坏事，所以要夺权。
刚才江青同志说了，十七年前的夺权斗争，是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五百万蒋军横扫到大海去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简单地说，就是打江山。大中城市军事接收，即军管会，大家还记得。这次不同，解放十七年，各级领导、高教、机关发展到厂矿、科研单位，同时发展到农村，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的领导权必须夺。怎么夺法？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下而上由群众自己动手夺取领导权，从一个单位开始。上面是毛主席给的，下面是人民给的，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即相信党、相信群众。上有毛主席做主，林副统帅帮助。下有人民群众做我们的后盾。刚才那个女同志说到你没有力量，大家都支持你嘛，有广大的群众做后盾。
北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系统，一种是北京市的。上海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对上海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权夺过来。他们（指上海工人）是夺了权，刚才他们是在讲夺权，也讲了夺权中有困难，这是可以克服的，你们不要陷入事务性工作，工人要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学生、市郊农民一起，把本单位的群众动员起来，不懂业务会熟悉的，把全部权利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在北京，中央各系统的──党的各部，政府系统，各部革命造反派正在夺权。中央支持他们；政府各部门，要按系统联合起来。例如财经、政法、文教、工交、农林等共有八个系统。财经部门有八个单位，如果不够，可以和财经学院革命师生相结合。当然工交系统最大，一个铁路系统就有150万人，数目很大。
首先要动员北京的职工和院校，也要动员唐山、兰州、长沙的铁道院校，还可以加上其它院校（象北京站那样），以内部力量为主，加上外界帮助来夺权，好把交通大动脉畅通。以工人的积极的内因为主，结合外因的帮助。煤炭系统、石油系统……也是如此。这几天曾与石油系统的同志们接触过，不可武断，以工人为主，吸收广大职员，特别是革命学生参加，联合起来搞。
北京是一个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这只是开始。首都兵团的一位同学，他要求讨论如何进行夺权。北京市范围很广，夺权斗争不能一下子解决。首先要吸收厂、矿职工参加全市的职工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大专院校，特别是综合大学象北大、清华等对北京市的夺权斗争应多负一些责任。夺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而要认真地做许多工作。具体业务工作，可以由原来的人做，令他好好做，不好就批他，撤他。
工厂、农村、机关的造反派要进一步扩大，这是第一步，夺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锻炼造反派的一个大好机会。要有主体，中学生也可以参加。只能胜利、不能后退！首都在夺权中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夺过来。今天多说几句，因为是演习，可以锻炼，不能半途而废，
夺权问题对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解放军也是一个新课程。我们要向你们学习，这事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上有毛主席，下有群众，两头结合，我们结合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信任你们，同样你们也应当信任我们。这样一个重大步骤希望你们有重大事情及时反映给我们。你们有事应通知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室，他们一天工作24小时。
昨天我们曾提到有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中国红旗军，另一个是中国红色革命夺权总部（“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他们夺谁的权呢？他们夺无产阶级的权，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已抓了红旗军两个头子。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戚本禹讲：74号已经抓住了。）他们蒙蔽了许多人。昨天发现他们有七、八个头子，。（一个叫黄老头的，）有一个叫刘海清，是李井泉的警卫员他们霸占了中医学院一座大楼，我们去抓他们，我们去抓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缴了我们八支枪，扣了我们公安部副部长。我们勒令他们十五分钟把人交出来，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结果把他们瓦解了。
他们在北京有7个支队，每个支队400－500人。因为来京请愿的人中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给他们钱来的，特别是文化部门，每天还有七角钱补助。来的时候已经领了，到北京后又重领，大吃大喝。红旗军就发展这一些人，他们住着招待所，（插：上星期我们发现他们打信号弹）是的，我们也发现了，广大群众只要一说明就清楚了。希望在座的革命造反派广为宣传，制止谣言，要识破一些反动的活动，有人冒充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一个也没同意！有的利用什么“全国退伍转业军人委员会”，复员军人都是有岗位的，在厂矿、学校、公社、机关等工作，不应该单独成立全国性组织，复员军人应在各单位参加文化革命，不应该抽出来单独组织。一般的组织是有支有源的，但退伍军人无来源，有的是酗酒的或是开除的人。有的以前被开除的和受其处分的，现在也要翻案，那是不行的。
中央规定，平反是从去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击的革命群众，在此以前所做的处理不能说全都错了。以前的除了个别的以外，都不能翻。比如说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也要翻，那怎么能行？社会上的渣滓，就是要乘机捣乱，所以我们要很好地分析。工人同志们，你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上当。
例如黄老头子是安徽来的，开除党籍的人，退伍军人不能单独组织，他们分散在工矿，机关，学校他们可以搞些联络，但不能拉出来组成另一个组织。我们都是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组织，如果退伍军人是教员就参加教员组织，如果是学生就参加学生组织，还有中学生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名字也和修字号的差不多，他们不以战斗队为单位，名字不暴露，现在有种作法不好，不署名写大字报，只写某某战斗小组，我们是不提倡的。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保障大家的民主权利，光天化日，正大光明还怕什么？
不要隐姓埋名，这是刘少奇的做法，搞什么扎根串联，化名躲躲藏藏，王光美到桃园大队化名董璞。（江青同志讲：戴个项链，抹了胭脂给苏加诺点烟，丢中国人的脸，众喊：打倒王光美！）用化名容易被反革命分子钻空子利用，很长时间才能查出来，我们有解放军的保护，在斗争中不要被反动分子钻空子，我们要严阵以待，不要掉以轻心。今天是个开端，以后还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再交谈。（鼓掌）
（七机部“9。16”讲：周总理接见“9。15”、“9。16”以后，我们“9。16”夺了权，但9。15搞破坏砸坏了我们好几处。）
江青同志插话：“七机部有个叫刘允若的，是苏联货，里通外国，应当抓起来！”
总理又说：“9。16的事我们知道，江青同志说的要把头头抓起来，七机部有后台，你们不要闹内部矛盾，
江青插：9。16也是有缺点的，你们两边人都很多，一个一万多，一个七千多，你们内部矛盾自己回去解决。
（二轻部有人反映，有人抢了他们1100元）总理讲：“把头头抓起来。”（上海工人说：我们要向北京工人学习，回上海去夺权）王力说：“上海工人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夺权！”。江青同志讲：“我们研究了你们的经验后，所以今天才来和同志们座谈。”（9。15走出座位喊：“总理，我们要澄清事实！”）江青同志讲：“这是内部矛盾，回去好好解决，要他们都回原单位上去，回去好好解决。”
陈伯达同志第二次讲话
有的同志要我多讲几句话，我就讲几句，不对可以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革命就是从反对彭、罗、陆、杨的斗争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半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给广大革命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在这次运动中重新又跳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大头目：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跳出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夺权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权。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对这个斗争不会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的。现在有一些单位，无产阶级夺了权，有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要反夺权，要较量许多回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攻破，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夺！所以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夺完，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垮了的反动阶级会甘心他的灭亡。
刚才江青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了，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解放时，那时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夺权！现在是另一个阶段，是工人阶级接管，是革命群众接管。因为只有军事接管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因为那时解放战争得到胜利，民族资产阶级留下来了，这个阶级还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我们接管机关还保留了很多旧人员、旧知识分子，他们还在起作用，想和平演变，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拉向倒退，变成资产阶级、封建地主专政的政权。如果他们这一个企图实现，中国就有亡国的可能。毛主席早在进城以前就警告我们：“有许多人可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但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你们看看王光美是不是一个“糖衣炮弹”？（群众答：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了。可是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重新走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
十七年来，除了旧人员继续起作用外，有些人蜕化变质了，有些政权机构、机关、有些单位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毛主席在62年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在62年十中全会公报里说过的，这是总结了我们国家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还有东欧国家、东方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比较完整的经验。
现在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学校，任何一个单位，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让群众来鉴别他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是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的地方，我们统统要把权夺过来。（热烈鼓掌！）所有资产阶级垄断的权，我们无产阶级统统要夺过来。主要是政权，还有大家刚才说的财权、生产管理权等等。我们在十七年中已锻炼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以甩开那些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人。
这与进城时不一样。那时，我们是有一些机关、单位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现在凡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都要斗垮它！（鼓掌！）所以夺权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我们夺过一次了，没有夺全，没有夺好，有的还和平演变了。所以，现在要来一个群众夺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我们识别了这个问题，群众识别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这个问题。（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点出来。（鼓掌！呼：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