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斯托伊切夫已经恢复常态，“如果您能安排这些客人去里拉，那对他们的研究将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平静地对拉诺夫说。
“里拉？”拉诺夫手里掂着那本期刊，“很好。我们又将进行一次旅行，也许在后天。”
“我们明天去可以吗？”我的语气尽量显得随便。
“这么说您很急了？”拉诺夫扬了扬眉毛，“这么高的要求，需要花时间作安排的。”
斯托伊切夫点点头，“我们会耐心等待的。”
他向海伦伸出一只虚弱的手，海伦帮助他站起来，“扶着我，我们去庆贺一下这个教学的节日吧。”
其他的客人开始聚集到葡萄架下，没过几分钟，一些听众跳起来，手风琴又开始了演奏。琴手甩着头发蓬乱的脑袋，张嘴唱出一首歌。
“他在唱什么呢？”为掩饰自己的激动，我故意问斯托伊切夫。
“这是一首老歌，很老——我想，凡在土耳其人奴役巴尔干人民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歌曲，”斯托伊切夫严肃地说，“在保加利亚民歌中，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歌曲，内容不一，不过都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所受到的奴役。”
第六十一章
第一眼看到里拉修道院，我感到的是敬畏。拉诺夫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阴凉处，我们跟着几群游客进了门，眼前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斯托伊切夫告诉我，这是防御塔，是中世纪一个贵族建起的，用于躲避其政敌。我屏住呼吸：罗西会不会在这个古老之地的某处？
“这里的厢房到现在还住着修士，”斯托伊切夫说，“那边，顺着那边过去，是我们要过夜的招待所。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大的宝库之一。来吧，”他补了一句，“我们进去见见院长。”他以惊人的敏捷在前面带路，似乎这地方赋予了他新的生命。
院长的听讲室在僧侣厢房的一楼。院长从靠墙的长凳子上站起身，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院长大约六十岁，身板瘦削而挺直，胡子泛灰，蓝眼睛，透出宁静。院长招呼我们坐下，一个修士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杯子——杯里不是满满的白兰地，而是清凉的水，我发现拉诺夫没有喝水，像是怕中毒。
院长说，我们可以自由使用图书馆，可以睡在招待所，我们应该参加教堂的礼拜。我们去哪里都行，除了修士厢房——说到这里，他朝海伦和埃莲娜温和地点点头——她们不会知道斯托伊切夫的朋友们为她们支付了住宿费，“那么，”他说，“既然得到了这样善意的批准，我们就去图书馆吧。”
“我舅舅很激动，”埃莲娜悄悄对我们说，“他对我说，您的那封信是保加利亚史的一个重大发现。”
图书馆在一楼，是一条长廊道，几乎和院长的房间正对面。
一个黑胡子修士在门口引我们进去，他高个子，面容憔悴。我觉得他在向我们点头之前，凝视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
“这是鲁门修士，”斯托伊切夫告诉我们，“他目前在图书馆工作，他会带我们去看我们需要看的东西。”斯托伊切夫在石头地板上跺跺脚，似乎在召集神灵，“这里，”他说，“你们正在看的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心脏——千百年来，修士们就把我们的民族遗产保存在这里，通常是秘密的行动。异教徒一旦侵犯这座修道院，一代又一代忠诚的修士就会誊抄这些手稿，或把它们藏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留下的一小部分遗产——当然，大部分都给毁掉了。不过能剩下这些已是够幸运的了。”
他跟图书管理员说话，管理员开始仔细查阅书架上那些带标签的盒子。过了几分钟，他拿下一个木盒，从里面拿出几本册子。
最上面的一本装饰着一幅令人吃惊的基督画像——至少我认为他是基督——他一手捧天，一手持权杖，脸上笼罩着拜占庭人特有的忧郁。让我失望的是，奇里尔修士的信不在这本装潢豪华的本子里，而在下面一本较为朴素的册子里。
管理员把书拿到桌上，斯托伊切夫急切地坐下来，满怀期待地打开书。
“根据我的记忆，”斯托伊切夫说，“这里有两封信，还不清楚有没有更多的。”他转向管理员，问了个问题，“是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用保加利亚语把这个印出来了我尽可能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翻译，以便你们做笔记。”于是，他断断续续地为我们译出这两封信。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在从拉奥塔到维恩的大路上已经走了三天。我们已经出了森林，来到开阔的丘陵地带，四面都是起伏绵延的小山。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异教徒的踪影。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离开城市已有几星期，正公开地走在异教徒的领地上。我们看到两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被烧毁，教堂仍在冒烟。我们和出来迎接我们的人们不能多谈，只了解到这些情况。我的大人，如果这封信能送呈您，我希望它能尽快送达。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六月
斯托伊切夫译完了，我们一声不吭地坐着。信里没有明显提到一个具体的目的地，没有提到坟墓，没有下葬的情景——我失望极了。
不过斯托伊切夫似乎毫不气馁，“有意思，”过了很久，他说，“你们看，你们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信在时间上肯定是在这两封信之间。在写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间，他们穿过瓦拉几亚朝多瑙河走去——地名已经清楚地写出来了。然后是你们那封信，那是奇里尔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写的，也许他希望从那里把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送出去。不过他没办法或不敢这样做，我们无从得知。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六月。他们走的是陆路，就像撒迦利亚的《纪事》里所描写的那条路线。实际上，这肯定是同一条路线，因为这是从沙里格莱德进入保加利亚的主要道路。”
海伦抬起头，“不过我们能肯定这最后一封信写的是保加利亚吗？”
“我们不能绝对肯定，”斯托伊切夫承认，“不过我相信这很有可能。如果他们从沙里格莱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出发，进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修道院和教堂在十五世纪末期被焚毁，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保加利亚。”
我忍不住要表达我的沮丧，“可再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修道院在哪里，就算这里就是斯维帝·格奥尔吉。”
拉诺夫和我们坐在一起，瞧着他的大拇指。
“是的，”斯托伊切夫点点头，“奇里尔修士在信中肯定没有写下他们的目的地，就像他没有在斯纳戈夫这个名字前加上尤帕里修斯的头衔一样。一旦他们被捕，这些修道院最终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至少被搜查。”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海伦已经作完笔记，“您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看着斯托伊切夫，这句话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叹了口气，“这有可能指修道院里的一幅壁画或圣像。很难想象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找到了斯维帝·格奥尔吉，一幅十五世纪的圣像也不大可能仍在那里，尤其是这座修道院至少被焚毁过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它是一个神学的附注，只有院长明白，而我们无法知道；也许指的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秘密协议。不过我们得记住这句话，因为奇里尔修士把它作为一个标志，表明他们找对了地方。”我还在失望中挣扎。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原来认为这褪色的封皮中包裹的那些信是我们寻找罗西的最后一把钥匙，至少能帮助我们看懂我希望有用的那几幅地图。
“有个更大但奇怪的问题，”斯托伊切夫一只手抚着下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信说，他们寻找的宝贝——也许是沙里格莱德的一种圣物——在保加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教授，麻烦您再把那一段念给我听听。”
我抽出伊斯坦布尔的那封信。我们在研究奇里尔修士的其他信件时，我就把它带在身边，“它说，……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运出城外，放到了保加利亚人被占领土上的一处安全之地。”
“就是这一段，”斯托伊切夫说，“问题是——”他那长长的食指敲着身前的桌子——“比如说，为什么一样圣物要在一四七七年偷运出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要在二十四年后把一件幸存的圣物送到保加利亚，为什么这些修士要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找这一特别的圣物？”
“呃，”我提醒他，“我们从信上知道，土耳其人的近卫军也在寻找同样的圣物，它对苏丹也有某种价值。”
斯托伊切夫思考着，“不错，不过近卫军是在圣物被安全拿出修道院后才去找它的。”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圣物肯定涉及政治上的力量，而对斯纳戈夫来说，则是一种精神财富。”海伦皱着眉头，用笔敲着自己的脸颊，“一本书，也许？”
“是的，”我激动起来，说道，“如果这是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是土耳其人想要的，又是修士们必需的，那又怎么样呢？”坐在对面的拉诺夫突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斯托伊切夫慢慢地点了点头，我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这表示不同意，“那个时候的书一般不含有政治内容——都是宗教文献，誊抄过许多遍，以供修道院使用，或土耳其人在宗教学校和清真寺里使用。修士们冒这么大的危险只为寻找一本圣书，这不大可能。他们在斯纳戈夫已经有了这样的书。”等等，”
海伦睁大眼睛思忖着，“等等。这肯定是斯纳戈夫需要的东西，或者与龙之号令，或者与弗拉德·德拉库拉的守灵有关——还记得《纪事》吗？院长想把德拉库拉葬在别处。”
“不错，”斯托伊切夫沉思道，“他想把德拉库拉的遗体运到沙里格莱德，甚至不惜牺牲他的修士。”
“是的，”我说。我觉得自己正要顺着别的思路走，正要说些什么。突然，海伦转向我，摇摇我的胳臂。
“什么？”我说，不过她立刻恢复了常态。
“没事，”她轻声说道，既不看我也不看拉诺夫。待他一走，海伦又攥住我的胳膊，斯托伊切夫专注地盯着她。
“保罗，”她说。她神情很古怪，我搂住她的肩膀，生怕她会晕过去，“他的头！你们没看出来吗？德拉库拉回君士坦丁堡要他的头！”
斯托伊切夫轻轻“哼”了一声，但太迟了。
就在那时，我四下张望，看到书架边露出鲁门修士那张瘦脸。虽然他放东西的时候背对我们，但他在听。我和海伦无助地对视了一眼。
那人走了，但很可能没过多久，另外的人——比如说拉诺夫——就会听说海伦的刚才的一声结论。拉诺夫会怎么利用这一发现呢？”
第六十二章
在我多年的研究、写作和思考中，极少有像海伦在里拉的图书馆里高声说出她的猜测时那样带给我顿悟。当然，一个无头的吸血鬼不会造成多大的威胁——不能吸血的吸血鬼简直是可笑的——不过修士们的恐慌足以使院长决定在别处给德拉库拉举行一个适当的基督教葬礼。院长很可能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王身首异处。谁知道他事先向德拉库拉许过什么诺呢？
“一幅奇特的画面飘到我脑海里：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王宫——前不久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还在那里漫步——奥斯曼帝国的刽子手就在它的大门上展示苏丹的敌人的头颅。
“我们的同伴似乎也在构想着类似的画面。一旦我们肯定鲁门修士已经离开，斯托伊切夫便低声说道：‘是的，这很有可能。不过帕那克拉托斯的修士们如何能从苏丹的宫殿里偷走德拉库拉的头颅？斯特凡在他的故事中提到，这的确是个宝贝。”
“那我们是怎样获得进入保加利亚的签证的呢？”海伦扬起眉毛，问道。
“贿赂——大笔的贿赂。”我思忖着，“我们那本伊斯坦布尔导游手册说，苏丹敌人的头颅在被展示一段时间后，就给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也许从帕那克拉托斯来的某人就在这过程中拿走了头颅——这样做比到王宫大门上偷取头颅要安全些。”
“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到真相了，”斯托伊切夫说，“不过我看罗西小姐的猜测很有道理。他们在沙里格莱德寻找的最有可能就是他的头，而且这样做在宗教上也极有意义。我们东正教的信仰是，人尽可能全尸而死——我们没有火葬——因为到了审判日，我们将从躯体中获得再生。”
“可那些圣人的遗骨四处散落，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怀疑地问。
““他们怎样得到完整的再生呢？”斯托伊切夫笑了，“圣人有特权，”他说，“不过弗拉德·德拉库拉虽然斩杀土耳其人无数，但他肯定不是圣人。实际上，尤帕拉修斯还非常担心他的灵魂长生不死呢，至少斯特凡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或者担心他的躯体长生不死，”海伦指出道。
“看来是这样，”我说，“也许帕那克拉托斯的修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拿走他的头，要给他一个正规的葬礼。近卫军发现了这一偷窃行为，便开始搜查，于是院长把头颅送出伊斯坦布尔，而不是就地埋葬。也许不时有朝圣者去保加利亚”——为了肯定我没有说错，我瞟了瞟斯托伊切夫——“为了下葬，他们把它送到——呃，斯维帝·格奥尔吉，或者是和他们有关系的保加利亚的其他修道院。来自斯纳戈夫的修士们也到了，但太迟，没能让头颅与身躯汇合。帕那克拉托斯的修道院院长知道后，便和他们谈了话。斯纳戈夫的修士们决定带着躯体尾随而行，以完成他们的使命。再说，他们得在近卫军注意到他们之前离开那个鬼地方。”很好的一种猜想，”斯托伊切夫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微笑，“我说过，我们无法肯定，因为这些事件在文献中只是暗示而已。不过你的设想令人信服。看来我们还是把你拖离了荷兰商人。”我感到自己脸红起来，一半出于高兴，一半出于窘迫。
“后来，因为斯纳戈夫修士的出现和离去，土耳其全国上下都警惕起来。”——海伦接上我刚才的故事——‘也许他们搜查了修道院，发现修士们在圣艾琳待过，于是他们将修士们的行进路线通报沿途各地官员，也许先通报到埃迪尔内，然后是哈斯科沃。哈斯科沃是修士们进入保加利亚的第一座大城镇，于是他们在那里被——那个词怎么说？——拘押。”是的，”斯托伊切夫续完故事，“土耳其官员为得到情况拷问他们中的两个人，不过这两个勇敢的修士什么也没说。官员搜查马车，发现的只是食物。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耳其士兵没有找到尸体？”我犹豫，“也许他们找的不是一具尸体，也许他们还在寻找头颅。如果近卫军在伊斯坦布尔对整个情况了解得很少，他们有可能以为斯纳戈夫修士们运送的是头颅。”或者他们造马车时弄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来藏尸体，”海伦思索道。
“可是尸体会发出臭味儿，”我直言不讳地提醒她。
“这得看你相信什么了，”她向我露出了嘲讽而迷人的微笑。
“我相信什么呢？”
“你看，在东欧，如果村民怀疑有吸血鬼，传统上他们会挖出尸体来检查腐化的情况。甚至在现在，有时还会这样。”斯托伊切夫颤抖了一下，“一个古怪的做法。”海伦微微耸